清康熙 加金云锦“陀罗尼经被”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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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28000000 ~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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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次数：16次
清康熙
140cm×234cm
慈禧太后是晚清末年的统治者，在她的统治之下，清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对外赔偿，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慈禧为了自己个人的虚荣，极尽奢侈，她不仅挪用军费修建了圆明园，而且在自己去世后，也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慈禧陵墓中的宝贝那真是数不胜数，只不过慈禧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陵墓会被人给盗了。
敢盗取慈禧陵墓的，也只有东陵大盗孙殿英了。孙殿英原本是一个小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就靠盗墓获得珍宝，然后卖给别人获取钱财来招兵买马。在盗取慈禧陵墓时，孙殿英等人用火药炸开了墓室门口，将里面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幸运的是他们中大多都是不识货的粗汉。
只知道金银珠宝，却不知道慈禧陵墓中有一物堪称稀世珍宝，他们将此物当做垃圾一样乱扔，使得这件宝物避免了流落外国的命运，这件宝物就是慈禧的“裹尸布”。大家一定很奇怪，为何慈禧的裹尸布就这么值钱呢？
陀罗经被” 又名“往生被”，亦称“陀罗尼衾”，上面有多种由梵文（或藏文）书写的诸佛菩萨真言密咒及诸佛菩萨、金刚力士的功德名号，此经被在清朝是奉旨使用的，没有皇帝旨意，任何人不能使用。 [2] 佛教认为，它具有不可思议之大威德加持力，无论男女，在寿终之际将此衾覆盖其遗体上，能令亡者罪灭福生，免除过去世间一切冤家魔障之难，亡者身心安乐，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陀罗尼往生被的使用不拘对象，不论信教与不信教的男女老少，临终均可使用，甚至生前并不信教，毁谤三宝（佛、法、僧），拨无因果，薄福少德者，亦可通过使用此被消除罪业，与三宝结缘，俗传亡人披了陀罗尼经被到了阴间，阎王见了都得站起来，恭敬三分。
通过文字记载可知，陀罗尼经被作为皇家圣物，与其他皇家物件一样，共五色，有黄地、紫地、蓝地、绿地与红地之分；黄地亦根据皇家成员的等级，尊卑而异：皇帝主明黄色，皇后皇贵妃使黄色，皇太子用秋香色（黄色调配了少量的绿）。
有观点认为陀罗经被是皇家御用的，从元代就开始使用了，但是尚未看到文献中有元代皇家用陀罗经被的记载。在明朝，文献仍不见记载皇家使用陀罗经被。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发掘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据《定陵》43页，第五章出土器物所载：“在定陵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品种繁多的纺织品和服饰，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共644件，主要是丝织品，个别衣物为棉毛织品。”还出了许多皇帝皇后的被褥。其中竟然一件陀罗经被也没有。这主要是，明朝没有皇家使用陀罗经被的制度。
清朝皇帝在康熙朝之前，丧葬均以满族习俗进行火化，从康熙皇帝开始学习汉人习俗，丧葬改为土葬。皇家又笃信喇嘛教密宗，陀罗经被又是密宗圣品，所以中期丧葬开始用陀罗经被，晚期扩大了陀罗经被的使用范围，存世的陀罗经被，大都为清末民国初年的织物。
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大概40-50岁左右的时候，问三世章嘉国师，大意为：我走的时候如果没有你们在旁边修破瓦法，怎样能保证我往生？章嘉国师就写信给六世班禅大师。六世班禅大师回复：在密法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保证往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陀罗尼经被。就这样，六世班禅大师用藏羚羊下颌最细的藏羚羊毛，再经过17-18岁少女的手分拣出最细的藏羚羊毛，同时再通过工匠把金丝加工到最细，用藏羚羊毛和最细的金丝，经过十余年的编织，也就是缂丝工艺编织成原版的陀罗尼经被。原版陀罗尼经被上面的藏文是六世班禅大师亲自书写，上面的汉字是章嘉国师亲自翻译并书写出来的。在六世班禅大师来北京为乾隆皇帝贺寿之时送给了乾隆皇帝。这些细节是根据班禅大师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的法台活佛（主管文物）确认。原版陀罗尼经被上，会有汉字：左肩、右肩、左脚掌、右脚掌等，这是专门根据乾隆皇帝的身高尺寸定制的。原经被是西藏六世班禅作为贡品送给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礼物，乾隆皇帝视之为至宝，随身十九年，钟爱备至。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内的清代文献中记载，江宁织造忠诚，三品衔，造办处郎中，同治八年（1869 年）十一月至同治十年八月任江宁织造，在他上报《江宁织局花本底册》中就有“织金陀罗尼经被”的祖本一副和行本一副。该件晚清于南京织造的“织金陀罗尼经被”宽近九尺，经被花纹繁多，汉梵经文字达 25000 多个。据说它要在特制的本机上由 5 个技术熟练的织锦工人操作，每天只能织几寸，需要花费数年才能织造出来。《清内务府活计档》(卷2988)中会有关于陀罗被的记载“道光十四年十ニ月十八日奉本诚喜皇贵妃死代注一折于十二月十九具奏奉………金棺以楠木成造饰明黄色漆三十五次绌画金龙缮西番字 内围字缎五匹妆缎一匹，共七层，上盖陀罗尼经被，外套明黄妆缎套安明黄云帏石青緌锻幨………一、皇贵妃拟用黄色陀罗被一分，西番字缎五疋；贵妃拟用秋香色陀罗被一分，西番字缎三疋；妃、嫔拟用金黄色陀罗被一分，西番字缎三疋。（清宫档案《内务府奏案》）
皇帝崩后用的是黄缎织金，五色梵字，每一幅都由活佛念过经、持过咒，名贵非凡。“梓宫用织金梵字陀罗呢黄缎衾一，织金五色梵字陀罗呢缎五。皇后至妃嫔亦皆用陀罗呢衾、陀罗呢缎。贵人以下，则待恩赐方准用。” [4] 。而亲藩勋旧及大臣之被殊眷者，饰终令典始得被赐。“本朝王大臣有薨没者，上特赐它（陀）罗经被，被以白绫为之，刊金字番经于其上，时得赐者以为宠幸，盖即古人赐东园秘器类也。” [5] 。昭梿《啸亭续录》记载为是白绫印金色藏文喇嘛经，而陈恒庆《归里清谭》记载为黑绫印金色满文喇嘛经。两相比较， 昭梿的说法更可信一些，他是礼亲王，在皇朝顶级人群中生活，经多见广又留心掌故，所记应该不差。载涛《清末贵族之生活》讲是黄绫印红色梵文大悲咒，与昭梿所讲又相异，可能是时代变迁引起的变化。两人同为宗室王公，但生活时代相差百年。 [6]
本品黄色缎地，其上织密咒，即陀罗尼经。此种密咒据言功德无量，如覆盖在死者身上，即使其生前罪孽深重，也不至堕入地狱，且能达到西方极乐世界。密咒呈喇嘛塔形式，覆钵式塔身，正面有壹门式临光门，塔刹高大挺拔。刹杆装饰项轮十三道，代表十三天；顶冠饰以华盖，亦有流苏，顶端为仰月、宝珠。塔身外环绕四重铃杵花卉纹装饰带。整被标有人体部位的汉字：“左肩”、“右肩”、“脐间”、“密处”、“左膝”、“右膝”、“左脚掌”、“右脚掌”，被下端亦织汉字经文。
“此陀罗被乃按灭恶趣本续所作也，续云：此灭恶趣威德王密咒，功德无量，不可思议。若为亡魂作利益者，书此密咒真言字种，贴于亡尸额、喉、心、密等处，或复佩戴、盖覆之。是人魂识承佛如来密咒功德摄受之力，无始劫来种种罪业，悉皆清净。不堕地狱、饿鬼、畜生诸余恶趣，即得往生西方净土，莲花化生阿弥陀前，受菩提记。若彼亡魂极深重，不能往生西方净土者，承此摄受，亦得往生人间天上，精修善行，毕竟往生莲花世界，获菩提果也。陀罗经被上用藏式舍利塔塔为主体纹饰，藏式舍利塔：呈覆钵式塔身，正面有壹门式临光门，上面刻梵文（藏文）经咒；塔刹高大挺拔。刹座饰莲花，亦称刹脖子，刹杆上有项轮十三道，代表十三天；刹顶冠以华盖，亦有流苏，顶端为仰月、宝珠。金刚杵：原为古代印度之武器。坚固锋利。能击破各种物质，故名为金刚杵。佛教的金刚杵象征着能摧灭烦恼的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与修法的道具，象征着如来金刚之智慧大用，能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所以在陀罗经被的周边围列了几十个能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的金刚杵。杂宝：有珊瑚、犀角、方胜、宝珠、如意、古钱、金锭、银锭。这些宝物寓意富贵、吉祥。” [1] 陀罗经被是盖在亡灵身上的，当年慈禧入棺时，随葬了许多奇珍异宝，然后才盖上那个补珠子820粒的陀罗经被。再从慈禧地宫中所出的陀罗经被丈量尺度是一件较大的织物。可是再看一下慈禧的棺椁，金丝楠木的外椁，要漆49道大漆，再罩上金漆，量一量外椁尺寸，最高处1 62厘米，最宽处156厘米，最长处326厘米，慈禧用的陀罗经被宽274厘米，长280厘米，并不能盖住这个外椁。陀罗经被盖在棺材上面，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前清王公大臣死后，奏上遗疏，可由皇帝御赏‘陀罗经被。” [7] 虽说是御赏，只不过皇帝发了上谕而已，除亲王、亲王福晋外，并不见得都颁发实物，还须丧家自己花钱去买。有时上谕迟迟不到，正逢暑热，只好及时入殓，等上赏颁到时，则蒙于棺盖之上。
一、康熙帝与佛教渊源
清朝统治者为兴起于关外的满族，入关前，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即萨满教。在入主中原后，除保留了本民族的萨满教外，更兼收并蓄，吸收了的儒释道三教，这在紫禁城的建筑中也有所体现。禁宫之中，除设有堂子、坤宁宫等地，进行萨满教的祭祀之外，还有其他各种信仰夹杂其中。其正殿名称，堂皇正大，体现了儒教敬天法祖之精髓，乾清宫中有康熙帝亲书楹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乾隆帝御笔：“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体现了儒家的宽仁、爱民思想。禁宫钦安殿供奉元天上帝，延晖阁前建有四神祠，天穹宝殿祀昊天上帝，英华殿之西北有城隍庙，这些都体现了道教信仰。而宫中更多的是佛堂，佛室，多处供奉佛像，许多宫殿楹联充满了佛教精神。比如，乐善堂东、西暖阁俱供奉佛像；建福宫内的吉云楼有对联曰：“吉云垂大地，慈镜照诸天”，楼下有匾曰：“如是室”，联曰：“华海澄明，性源离色相；法铃朗澈，觉地了闻声”；碧琳馆南之妙莲华室，有对联曰：“青莲法界本清静，白毫相光常满圆”，又有联曰：“转谛在语言而外，悟机得真实之中”；慈宁宫中供奉佛像的佛堂；最为壮观的当属凝华门内雨华阁，“阁三层，覆以金瓦，俱供奉西天梵像。上层御笔榜曰：‘雨华阁’，中层匾曰‘普明圆觉’，联曰：‘青莲法界普清静，白毫相光离色空’，又联曰：‘三身具足根尘外，万法齐归愿海中’。下层阁内联曰：‘具神通力，生欢喜心。’又联曰：‘善果皆欢喜，香云普吉祥。’又联曰：‘灵鹫风香传妙偈，澄坛月皎印真如。’下层匾曰：‘智珠心印’，联曰：‘花布妙香霏四种，金涂杰阁现诸天。’又联曰：‘妙果圆成，华海同归无尽藏；灵因静证，珠宫常雨四时花。’又联曰：‘宝界现庄严，云凝华鬘；香台开般若，雨散曼陀。’阁后为昭福门。门内为宝华殿。殿后为香云亭。其北为中正殿。匾曰：‘然无尽灯’，联曰：‘妙谛六如超众有，善根三藐福群生。’”；寿安宫之北为英华门。门内为英华殿，亦供奉佛像之所；庭中有菩提树七株。紫禁城内大量的佛室、佛堂、佛像，处处有充满佛典偈语的匾额楹联，都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受佛教影响很深。
而康熙帝的父亲，世祖皇帝，更是佛门弟子，《清稗类抄》中有“世祖崇信竺乾”条，曰：“世祖崇信竺乾，每于西苑，礼接高僧登座说法。尝迎玉琳禅师入都供养，从玉琳乞命名，因名曰‘慧橐’，而以‘山臆’为字，‘幼庵’为号，各镌玉章，凡御制书画，辄用之。”可见世祖章皇帝笃信佛教，已经可以算作居士，只差剃度而已。甚至世人盛传清世祖其实未死，而是因董鄂妃之死，伤心难遣，遂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便说到：“……然世祖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顺治帝出家为著名清宫疑案之一，先不论是否真实，此野语从侧面反映了世祖受佛教影响之深。此外，熙朝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为佛教信徒。康熙帝的成长环境，他周围的亲人不乏信仰佛教者，这些对于康熙帝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二、康熙帝历名山、访古刹
康熙帝出游，最喜去有寺庙处，京畿各处寺庙早已被他览遍。广泉寺、卧佛寺、碧云寺、弘光寺、法海寺、潭柘寺都是其常访之所。有时兴致所至，他还会夜宿山寺。有《山寺晚景》、《驻跸碧云寺》、《碧云寺临泉望月》、《碧云晓起》、《再赋碧云晓景》等诗文，山中古刹的美景令其流连忘返，他如同中国所有文人儒生一样，喜欢寺庙的清幽寂静，在这样的地方，可以一洗凡尘浊气，令他从繁杂的俗务中暂时抽离，获得一种心灵的净化。如他在《碧云晓起》中写道：山中晓起听蝉鸣，遥对峰岑霁色清。洞壑有年奇树老，梦回疑是在蓬瀛。
碧云寺位于今北京海淀区香山公园北门外，始建于元朝，自古即为西山驻寺之冠。此诗大约作于康熙十七年五月，据《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十五日甲寅。上驻跸碧云寺。”他夜宿碧云寺中，一夜好睡，晓起听到蝉鸣之声，这才想起是睡在山中。遥望对面山峰，山色青青，天高气爽，不禁心旷神怡，为眼前景色所醉。在碧云寺山门东向，寺前有一深壑，上有石桥。其周围高柳大槐，松柏参天，均为百年古树，眼望古木婆娑，远处白云孤岫，让康熙帝产生了如临仙境的错觉。
《山寺晚景》中更是透露出了对古刹景色的喜爱：岸积青苔厚，藤抽紫蔓长。徘徊风景异，玩赏对斜阳。
这首诗紧接《由广泉寺至卧佛寺》而写，因此“山寺”应指卧佛寺而言。清泉岸边人迹罕至，积了厚厚的青苔，山中老藤缠绕，夕阳西下，风景与禁城皇都迥异，惯赏大内风物的康熙帝竟然对此清幽寂寥之境留连，徘徊不忍离去。
康熙帝不仅爱访京畿寺庙，每次出巡时，他也同样走访名山古刹，因此，许多名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以其自撰的《南巡笔记》来看，他在康熙二十三年的那次南巡，至少到过扬州天宁寺、镇江竹林禅院、江宁府之报恩寺、山东泉林寺等，这还是在文中有所记录的庙宇，其余游历过但未曾记入文章中的寺庙更不知凡几。凡康熙帝游览过的古刹，大多都留下了碑记，如《圣感寺碑》、《中台演教寺碑》、《东台望海寺碑》、《南台普济寺碑》、《西台法雷寺碑》、《北台灵应寺碑》、《金山江天寺碑》、《射虎川台麓寺碑》、《菩萨顶大文殊院碑》、《万寿寺戒坛碑》、《宏慈广济寺碑》、《五台殊像寺碑》、《五台碧山寺碑》、《普济堂碑记》、《高旻寺碑记》、《补陀罗迦山普济寺碑记》、《重修清凉山罗睺寺碑记》、《重修天竺寺碑文》、《南海补陀法雨寺碑文》、《广仁寺碑文》、《重修南岳庙碑文》 、《重修西岳庙碑文》、《五台山栖贤寺碑文》、《五台山显通寺碑文》、《五台山涌泉寺碑文》、《五台山广宗寺碑文》、《五台山白云寺碑文》、《东岳庙碑文》、《穹览寺碑文》、《北镇庙碑文》、《隆兴寺碑文》、《显应寺碑记》、《汤山龙尊王佛庙碑记》、《资福院碑文》、《溥仁寺碑文》、《汇宗寺碑文》。这些碑记、碑文，虽然未必是其亲自撰写，其中绝大部分寺庙为其亲历，这是确定无疑的，可见康熙帝生性亲近佛寺，一生在历尽名山时喜走访古刹。
三、康熙帝与僧徒交往而不放纵
康熙帝与佛教僧侣间保持着亲切的互动，在李煦给康熙的密折中可知，康熙五十六年，康熙颁给李煦等赏赐，为折扇石砚一类物品，东西并不稀奇，但折扇为御笔，且只有李煦这样的天子近臣才得到这样的殊荣，令人称奇的是，扬州天宁寺住持广明，同样得到了这样的恩遇，且赏赐的物品竟与李煦等同，不禁让人猜测，定是在皇帝南巡，游访天宁寺时，与这位大和尚结下了深厚的私交。五十六年的七月二十七日，李煦在自己的谢恩折中夹带了“代天宁寺住持广明奏谢赐金扇石砚折”，折中描述了广明跪接皇帝赏赐，向皇帝表达谢意的情形，但这份折子上达天听后，引起了康熙帝的小小责备，他在该折后所加朱批为：“知道了。广明如何无奏折？”一个地方寺庙的住持，没有任何官职在身，本身无权直接向皇帝上奏折，故李煦代其上谢恩折是符合规矩及身份的，康熙此批明显表现出对释广明态度的重视，并示意想见其亲写的谢恩折。果然，在同年九月初八这天，广明自己亲书了一道谢恩折，由李煦代为递上，折子写得颇合其僧人身份，全文为：“江南扬州府天宁寺住持臣僧广明九叩恭奏：扬州府天宁寺臣僧广明于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蒙盐臣李煦传旨，即星夜前行，于二十六日到仪真县盐院衙门。臣李煦捧出皇上所赐御制诗扇一柄、松花珐琅御砚一方。臣僧广明跪接捧回，于二十七日阖院大众恭迎到寺。臣僧广明上堂拈香祝圣云：‘此一瓣香，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爇向炉中，端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伏愿金轮永镇大千，玉历常调亿载。维那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广明随竖起拂子云：‘若论第一义，拂子头边一齐收却。虽然且道：欲报不报之恩，共助无为之化。一句又作么生？’复炷香炉中，捧起御赐云：‘九重恩赐到天宁，翠竹生辉格外新。仰助无为惭薄德，瓣香聊藉谢皇仁。维那结椎云：谛视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臣僧广明下座，率领大众九叩谢恩。但臣僧广明草莽野人，不敢冒昧具折，惟求盐臣李煦代奏。今盐臣传旨，命臣僧广明具折。窃思既蒙颁赐，已邀异数殊荣，复许具折，更荷恩光逾格。臣僧之感激，永矢之于丹忱，而明春岁首，当盥沐诣阙，瞻观天颜也。臣僧广明谨具折奏谢以文。”观天宁寺住持广明的谢恩折可知，首先，此僧人与皇帝的交情果然不同凡响，以其身份，是没有资格写奏折给皇帝，康熙帝特旨让其具折，在当时社会，这本身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其次，僧广明即将于五十七年春，自扬州动身前往京城，这自然也是康熙帝本人的意思；第三，从谢恩折看来，僧广明不仅精佛理，且通文墨，故可就此推测，康熙帝在扬州曾与其畅谈佛理，互通翰墨，这一点从康熙帝赐给的物品就可看出，所赏金扇为御笔亲画之翠竹，石砚亦可用来挥毫，在另一层面上，康熙帝视僧广明为友。甚至在皇太后重病之时，还曾让其为太后诵经祈福，可见十分看重广明。
事实上，与皇帝有往来的僧人不止广明一人，康熙帝十分喜爱与僧侣参禅论道，如同普通文人一般，可以互相辩驳，互证有无，并不十分端皇帝架子，对于高僧甚至是礼遇有加，《清稗类抄》中记载：“木臣和尚，名道忞，主天童法席，圣祖礼迎入都供养，后封宏觉国师，有《北游集》。”其诗歌中亦有不少赠僧诗，比如《赐圣感寺僧海岫》，可见其与僧徒往来十分频繁。但他在与僧侣交往时，注意分寸，并不允许和尚逾越，恃宠而骄。《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条为“圣祖杜渐防微”，记载的就是康熙帝对待和尚的态度：“文和尚名果字园公，衡山先生之后。圣祖南巡适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见，圣祖问何事而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圣祖曰：‘应举即不应来见。’圣祖防微杜渐，安可以非分希望恩泽耶。”这个文和尚，是文天祥后人，可谓系出名门。也是康熙帝相识于南巡途中，因为投契，所以将之延揽至京，闲时共参佛理。但此僧显然并不安分，依仗圣眷正隆，希图非分之想，在科举之前，将自己孙子带到皇帝面前，以为可以取得特典，但康熙帝公私分明，并不以私交而废国法。虽然他会视和尚为师为友，但决不肯因此而放纵和尚干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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