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刻“吉羊（祥）”肖形印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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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H 5.1 cm.
边款：叔桐印文：吉羊（画押印）出版著录：一、《李庐印谱》 二、《李叔同印存》1995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页 三、《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2009年4月第一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卷三 展览：2019年，《弘一法师李叔同艺术生涯展》 2019年，杭州《弘一法师李叔同》遗珍展备注：李晋章旧藏 2019年，《弘一法师李叔同艺术生涯展》专家学术研讨会，经李叔同研究会专家刘金库鉴定（视频）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 ——李叔同篆刻艺术 李叔同在篆刻上造诣深厚。他的印风秀逸儒雅，书卷气浓郁，有“闲云幽岫，舒展绝俗”之评。李叔同十二岁时，就开始临摹篆书字帖，于《石鼓文》尤为爱好。至17岁时，从津门唐静岩先生学书法及篆刻。唐先生写给他临习的各体篆书范本，他集为一册，付印成书，并于封面上以篆书题签云：《唐静岩司马真迹》，署款为“当湖李成蹊题”。其时为1896年，他的年龄17岁。当湖就是平湖的古称，可见他至23岁时，在杭参加乡试前至少6年，就已自认是平湖人。所谓“因就近应试而冒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期间，他临习了大量的古玺和汉印，对浙派篆刻，特别是西泠八家的作品尤为锺情。他曾写道：“丁黄唱始，奚蒋继声，异军特起，其章章焉。”可见他对八家非常肯定。西泠印社初创于1904年，但开头的10年，忙于社址的建设，故直至1914年才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其时李叔同正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这所学校的师生中，喜爱篆刻的人不少，校长经亨颐就是一位篆刻名家，曾自云：“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文又其次也。”教师中除李叔同外，还有夏丏尊也是篆刻高手。大概是受老师们的影响，学生中喜爱篆刻的人也很多，课余以刻印为乐，差不多成了风气。所以，西泠印社正式成立的消息，在这所学校里极受关注。李叔同则很快决定要入社。当时，驻社处理日常事务的总干事是叶铭，李叔同和他取得了联系，并把申请入社的自传《哀公传》交给了他。但当年西泠印社入社，是否均需交自传，似亦未必。只是当时叶品三正在编撰《广印人传》，故对初交友人要求入社者，便嘱写一简短自传，以便作为资料，编入《广印人传》。《广印人传》中的李叔同传，文字不长，全录如下：“李息，字叔同，号息霜，又号圹庐老人。平湖人。工书，嗜篆刻，中年失恃。病狂，居恒郁郁，若有所思，因自谥哀公。” 李叔同幼年即问学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复随唐静岩先生学习绘画篆刻，三年间摹《宣王猎碣》五百字，写《张猛龙碑》、《张迁碑》、《张黑女碑》，接着又写《爨宝子碑》及《龙门二十品》，出入变化，寻找自己的个性。李叔同常常与王守恂、周啸麟等一起研究书画，大为受益。稍后接受康有为《书镜》中提出的碑学之说，广搜拓片，眼界大开，尝刻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可见，他对碑学很是倾心。39岁前李叔同的书法，结体稍扁，章法紧凑，笔锋锐利，逸宕沉稳。他习字的次序是首篆、次隶、再楷、再行，后作草书。然衣冠举止仍是再现古哲风范，功底扎实，为独开流派打下坚实基础。像《普贤行愿品偈》写经，结字工整方正、用笔方圆兼备，起笔收笔有锋，通幅圆润妍美，甚得晋韵唐风，实为大师写经精品。50岁左右，字的结体由矮肥变为正方，骨骼挺劲，笔画稍瘦，起落严谨，放少敛多，跳出北碑影响，外部之美不如往昔，而淡雅冲和，与世无争，虔诚若行，流露笔端。行草温婉威严，长者风范。狂草、飞白，摇曳多姿的抒情色彩非他所长，饿狮掸笼的愤怒之气与他一向绝缘。晚年的字火气消尽，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字形变得狭长，结构运笔都很疏松，脱掉旧貌，他个人强调书法如佛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光风霁月、涤荡俗念的宁静淡远，不求工而至工，浑然一体，超脱中含着不能超凡入圣的至情，一片童趣与高度修养相结合的博大深邃。书法的功底，决定了李叔同篆刻的篆法充满着书法用笔的美感和内涵。其用刀“如铁笔写字，虽铿锵有致，但工中求写，刀争而意不争，冲淡典雅，一如其书。他早年曾说过：“七分章法，三分书法。”七分章法，是通过笔墨结构来实现的，三分书法，又通过笔墨书意进行传达。像“臣吉”、“李庐”等充分体现了他的刀意，笔墨之感跃然石上。他的朱文印，在吸收了浙派的基础上，融进了古玺的文字特点。浙派是历史上著名篆刻流派之一。清代乾隆年间由丁敬在钱塘(今杭州)开创。丁敬远承明代何震，近接程邃，博采众长，治印宗秦汉，常参以隶意;讲究刀法，善用切刀表达笔意，方中有圆，苍劲质朴，古拙浑厚，别具面目。其后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继之而起，又称‘西泠八家’。浙派篆刻蕴含着巨大的艺术能量，它有浓厚的传统基础，有完整精湛的技法，特别是它有“思离群”求变这一创作的精神源泉，使浙派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李叔同成功地吸取了古玺汉印的平正和雄健，刀法上成功地应用坚涩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皖派诸家的柔美流畅，有阳刚之气，显现了他深厚的精神内涵。如白文印“非约能之”取法于汉私印，中正平和，四边出穴，中间反红，一派天机。朱文印“金石契”，大小篆混用，古朴中富有变化，有陈豫锺的影子。而“大心凡夫”四字白文印，充斥着他的书法用笔和结体，如“足音空谷，幽草寒琼”。最具代表性的是“弘裔”，其布局是“密可跑马，疏不透风”，虚实处理恰到好处，全印构图呈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整体美。刀法也十分别致，犀利、圆润，流畅而又矫健工整。运刀使转自然，又坚实得势，没有留下任何刀凿的痕迹。这具有诗意的刀法，是与李叔同使用的锥刀分不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可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所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客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工具的得心应手，使得他能够从容地展现刀情笔趣，也使得他的刀石有笔尤有墨。 纵观李叔同篆刻，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作为一代高僧的篆刻，李叔同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李叔同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发扬而献身。篆刻是艺术家心灵的迹化。李叔同篆刻由在俗时的凿汉拾魏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李叔同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李叔同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他的篆刻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曾说李叔同的作品“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道出了李叔同篆刻所臻至的审美境界。把李叔同的篆刻作品放到他的修佛境界去欣赏，已经超越了篆刻的一刊一凿，一点一线，深入到了篆刻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价值。 我们来看李叔同的印。“弘一”朱文印，取法古玺，清丽俊迈。“弘”取自金文，笔画全部由曲线组成，线性呈动感，既轻松，又沉着，与“一”字及边框的横竖线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犹如太极般的圆融。“文涛长寿”白文印，师承汉印，高古朴茂。汉印是中国篆刻史上的一个高峰，其大都布局谨严，印文工整，平直方正，气象浑厚古朴，刀法外拙内巧，端凝庄重。这方“文涛长寿”，柔中带刚，方中寓圆，于汉印的古朴大气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美妙。还有像“叔桐篆隶”印，则胎息邓石如、吴让之，篆法劲健绮丽，但似乎去掉了邓、吴的繁华气象及稍显做作的痕迹，展露出的是绚灿之后的平淡自然境界。他的边款亦有汉造像的风格，构图简洁而生动，保留了一些自然漫漶的效果。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曾说：“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他是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廉顽立懦，为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标志着李叔同的艺术观是从“心”出发的。在他的篆刻中体现出的禅意美，正是他的艺术观的说明。用国学大师、著名佛教居士马一浮评李叔同书法时所说论其篆刻，实同出一境界：“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尝谓华亭(董其昌)于书颇得禅悦，如读王右丞诗。今现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肇公云：‘三灾弥纶，而行业湛然’。道人墨宝所在，宜足以消除兵劫矣。”这就是禅意之美。 龚氏家族所藏《李庐印谱》 ——龚望之子龚绶介绍 此次专场辑录李叔同早期印文最早著录于李叔同在上海编辑的《李庐印谱》之中。后由津门著名书法大家龚望先生所藏。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开创先驱，李叔同学识之路是在天津起步的。而龚望老夫子的收藏，通过件件真迹，将这句话变成了真实可见的“实证”。 “父亲收藏了李叔同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成为李叔同人生经历中重要节点的历史见证。”龚绶介绍，父亲龚望曾著有《弘一大师金石书画师承略述》一文，讲述了李叔同在天津的三位老师唐静岩、常云庄、赵幼梅。常云庄之名见于《龚晓山先生光绪甲辰随刘幼樵山西学政日记》，李叔同师从常云庄学习经史。赵幼梅则是沽上著名的“四大书家华孟严赵”的“赵”，也是著名的诗词大家，李叔同曾师从其学习诗词。1937年十二月初一，赵幼梅70大寿时提出只求“一诗一画一扇一笺”来“雅办”，当时在厦门驻锡的弘一法师，寄来一副书写华严经集的对联“悉灭众生烦恼暗恒涂净戒真实香”为贺，当时的题款为“幼梅旧师供养”，这幅真迹后来被龚望收藏于四宁草堂之中，这也是后来研究弘一大师书法的重要作品。 对于李叔同书法、绘画、篆刻的老师唐静岩，一般的资料只是草草记之，有一种说法，李叔同后来的“弘体”，基础就源于唐静岩。龚望先生考据了唐静岩的生平，龚绶说，静岩是他的字，名作育里，亦作毓厚，“父亲记载，这位唐先生在天津有个绰号叫‘唐八吊’，原因是，这位旧学功底扎实的唐静岩精岐黄术，医术好名气大诊费也高，每次出诊必定坐轿，诊费有八吊钱，1吊钱是1000文铜钱。”唐静岩的篆刻有秦汉风度，留有《颐寿堂印谱》，其人尤工山水，然不多作，获者珍之。龚绶向记者展出了一个珍藏的唐静岩所绘的团扇的山水扇面，“这也是我父亲的收藏，以实物‘实证’了时人对于唐静岩的评价。”《弘一大师全集》书法卷中，误将1895年李叔同请唐静岩写的“册页”共24篇收录成“弘一大师作品”。“1899年，李叔同来到上海，就给唐静岩出了一本书《唐静岩司马真迹》，盖着李叔同常用的一枚图章，其实脉络很清晰，遗憾的是，后来全集居然把它变成李叔同的早期‘书法作品’了。” 在“全集”的书法卷中，有李叔同于宣统三年写的一套屏，抄录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洪亮吉的《送汪剑潭南归序》中开篇数句：“夏序忽来独居已觉絺裘娄更杂以风雨昼长宵短兴寐不定置鸡于窗将以警旦乃复鸣夜笼镫于牖所藉烛暗不觉妨月意绪乖违跬歩错失贻讥侪辈匿笑臧获”。原迹就来源于龚望先生的藏品，而其珍贵之处就在于，宣统三年为1911年，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在天津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自母亲病逝后，至孝的李叔同改名李哀，这套屏就是应当时校长周啸麟之邀而写的。”李叔同仅在学校任教一年，此套落款“李哀”的屏就是他在津门足迹又一明证，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为如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旧址则在五马路美术中学院内。 龚绶先生介绍，父亲收藏李叔同的作品不少，曾在1956年向天津大悲院提议建一座弘一大师纪念堂。“当时，弘一大师并不如现在这样广为人所知。”龚老夫子不但自己捐赠大量弘一真迹，还发动大家捐赠，“我父亲的老师陈翯洲先生和李叔同交谊甚笃，存有大量李叔同出家前后的字迹，捐赠中就有陈老先生的故物。”1957年，纪念堂建立，可惜后来经历十年磨难，展出的真迹基本遗失殆尽，直到1983年，龚望再次提出复建弘一大师纪念堂。 “家藏的林林总总，已经‘记录’天津400多年的历程。“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龚绶介绍，根据李叔同《李庐印谱》自序所说，当时，1898年到上海的李叔同已经19岁了，他带着整理好的印谱作品，却在上海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出版商”，于是他将印谱、序文都邮寄回天津，给到李家的账房先生徐耀庭手中。徐耀庭，名恩煜，祖籍河北省盐山县，世居天津。徐氏兄弟3人，长兄恩炘，是天津著名画家。因家学渊源，徐耀庭亦擅书画篆刻，且有一定影响。徐耀庭在十六七岁时，就到“桐达李家”当账房先生。李叔同和徐耀庭有着半师半友的情谊，当时，在李叔同给徐耀庭的信中写道：“缘沪地实无其人，须寄津求执事代办”。龚绶说，尽管后来的记载中，都说出版了《李庐印谱》，但实际情况是有“序”无“谱”：“因为转年就是1900年，庚子事变让北方局势混乱起来。”因此，都说有此“印谱”，但谁也没见过“成书”，“李叔同曾用‘苦心所注’来形容对于自己这套印谱出版的期待。”直到1994年，龚老夫子在家输液，龚绶则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整理父亲的收藏，突然发现有数册“印谱”，打开一开，立刻认出了其中有李叔同比较出名的几方“随行印”，比如“山气日夕佳”“见笑大方”等。待等父亲身体见好，才问其来历。原来，在1960年左右，徐耀庭后人为了生计曾拿着一本空白封面的印谱请龚望题签，“父亲就题了一本《李叔同先生印存》，这一套一共有四本，后来的三本是徐家后人为了保存而让给了父亲。”龚绶得知，父亲隶书题签的那本在当时的天津艺术博物馆里。龚绶判断，这四本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李庐印谱》，经过整理，1995年，四册合编的《李叔同印存》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尽管我们也请很多研究者、专家论证，对照李叔同早年书法作品用印、书札信封钤印等，可以确认这就是《李庐印谱》，但我们最终还是选择用‘印存’为名。” 此后，龚绶在四宁草堂又陆续发现了李叔同早年篆刻资料《意园》《袭红轩印谱》《图书》等印册。2009年，在龚绶、车永仁等的努力下，天津再次出版了六册线装版的《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一个新线索，也呈现在龚绶、车永仁眼前——李叔同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篆刻团体“乐石社”，曾被公推为“主任”，每月主任编社刊《乐石》一集，用宣纸印刷，分赠社友每人1册。“乐石社”只存三年，“乐石集”国内难寻。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寻访到了“乐石”，在车永仁等的努力下，又在国内征集到了全部“乐石集”，最终在2015年，大师诞辰135周年纪念时，以《新编增补本》十卷本的形式，将《乐石》一至八集和《乐石社社友小传》全部内容，原大原样奉献给大家，也是首次全面发布。同样在《新编增补本》十卷本中，也有遗憾。龚绶说，其中收录有一本《弘一法师印存》，这是1933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应在津俗侄李晋章的请求，弘一大师自选、自钤、自题、自编常用印一卷，并书书法二偈语一页相赠，后经天津乡贤王吟笙，姚品侯、老师赵元礼等前序后跋装池，王吟笙两次署签，“异常珍贵。”龚绶说，这本书原本就在天津，遗憾的是最终流落他乡。龚绶说：“李叔同曾寄希望天津出版《李庐印谱》，如今，天津出版了大师的绝大部分印谱，也算为大师圆梦了。” 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 ——鲜为人知的李氏传承 弘一法师俗侄李晋章在天津的银行工作，自幼爱好金石书画，与李叔同常有艺事交往。大师到泉州出价前夕，悉数将所藏印章与爱侄李晋章保管。此后，李晋章也开始有意收藏并整理李叔同流散在外的存印。李叔同出家后，很少操刀刻印，需要改换印章时，就请三侄李晋章为其镌刻。李晋章是李叔同最为亲近的人，弘一法师出家后的购物、转信等杂事皆由其代理。在弘师的亲属中，最为理解三叔出家之举的也是李晋章，这是由于李晋章自身，就有一定的佛化倾向。他有一禅号曰“雄河居士”。弘师给他写信，就以此禅号称之。在其亲属中，弘师从爱侄那里，找到了谈论佛法的共同语言。1942年10月13日晚7时45分，翩翩之公子，激昂之志士，多才之艺人，严肃之教育者，戒律精严之头陀，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后，李晋章极度悲伤，三年后也随其而去。在“雄河居士”辞世前夕，他将弘一法师遗珍交与了义子李克奇。李克奇出生于1927年，法号“愿慧居士”，出身于天津芦台名门望族。12岁起跟李晋章学习戏剧、音乐及篆刻，尤其是在戏剧上的表演天赋，使李晋章对他格外器重，并收为义子。李晋章弥留之际将十八岁的李克奇叫到床前，将一个日本制银行手提保险箱内交给了他。这只保险箱里就是弘一法师出家前留下的印章，密码（外圈）为弘一法师圆寂日。保险箱内木质盖板墨书：“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象真堪痛绝乎！”落款：雄河居士。这段文字也正是李晋章为弘一法师圆寂时写的挽联。李克奇保管这批印章珍如拱壁，一直存放在天津李家的老宅中。1952年，李克奇正式进入北京铁路文工团成为了一名喜剧演员，完成了先师对他的厚望。李克奇就是中国扮演卓别林的第一人，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及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李家儿媳张素梅将保险箱转移到唐山娘家。据其介绍，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她从废墟里把这个保险箱刨出来才幸免遇难。劫后余生，感恩那些倾心尽力保护大师遗物的亲人们，使我们有幸再能见到这批弘一大师的生前旧物和艺术品，睹物思人。用李晋章先生句以馈后续藏家，“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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