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 唐英制湖水绿釉珊瑚红描金供盘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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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000,000-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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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扬州文物商店旧藏
本品为清雍正时期独特的神前供器之一，造型隽巧，线条起伏收放多变，极富韵律节奏之美，承盘直口外撇，内外施淡绿釉，外侧以蓝彩楷书“普陀山圆通殿”，高柱座外施矾红彩，足胫处以金彩楷书“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铭款一行，金彩虽有脱落，然侧视之依旧清楚可辨，是为十八世纪典型的本金。足底白釉莹润坚致，胎骨精良细密，观其品质、气韵皆与当时御瓷无异。由上述两处铭文确证本品为雍正甲寅年唐英敬献普陀山圆通殿的供盘，雍正甲寅年为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
纵观唐英一生，不但为清宫烧造过许多精彩绝伦的旷世佳器，同时亦为自己之需用而烧制出各类瓷器，后者简称为“唐窑私物”。唐窑私物之中除了文房用品和陈设雅器之外，尚有一类特殊的器皿——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其数量最罕少，制作时间分别见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雍正十二年，传世实物为上海博物馆所藏【雍正十二年 唐英供奉青花缠枝莲纹灯座】（图一），高10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11.6厘米，底书：“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楷款，供奉神祗未明。
第二阶段为乾隆时期，分别烧造过两次：乾隆五年和乾隆六年，品类只见青花一种，传世数量约为14件，造型为五供，烛台和花觚多见（图二、图三），香炉仅知一例，为北京保利2009年秋拍第2103号拍品。所供奉的神祗有天仙圣母、地藏菩萨、东岳大帝、观音大士，供奉寺庙主要分布在京城的东面，即是今日朝阳区一带。
由于第二阶段供器存世数量较多，供奉地点和神祗明确而多获学术界、鉴藏界关注，而第一阶段供器则罕见，不为人所熟知。本品正是最近再度出现的第一阶段的供器，其烧造于雍正十二年，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者的时间一样，两者造型风格亦一致，当为目前所知唐窑最早供奉庙宇的两件供器之一，并且属于彩釉瓷器，有别于其它唐窑供器，非常重要而珍稀，早年已被学界泰斗耿宝昌所关注，收录于《明清瓷器鉴定》页389，“表三 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图四）
本品供奉对象为普陀山圆通殿的神仙。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世称观世音菩萨道场，其名载于《华严经》。历代皇帝屡屡敕建，举世钦崇，各国景仰。其宗教活动可追溯于秦。至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促进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并迅速成为汉传佛教中心，传至东南亚及日、韩等国。至清末，全山已形成三大寺、八十八禅院、一百二十八茅蓬，僧众数千。“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逢僧”，史称“震旦第一佛国”。山上每逢佛事，四方信众聚缘佛国，时有天象显祥，信众求拜，灵验屡现。绵延千余年的佛事活动，使普陀山这方钟灵毓秀之净土，积淀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
而普陀山圆通殿归属普济寺。普济寺位于普陀山的灵鹫峰麓，又名前寺，是全岛供奉观音菩萨的主刹，庄严巍峨，为我国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观音寺庙。普济寺始建于宋代，宋嘉定七年（1214年），皇帝赐御书“圆通宝殿”匾额，定为专供观音菩萨之寺院。大圆通殿是普济寺的主殿（图五），供奉的正是观音菩萨。殿堂宏大巍峨，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琉璃顶，九踩斗拱，门心板雕二龙戏珠。大殿可容数千人，有“活大殿”之称，被公认全国圆通殿之冠。“圆通”是观音的别号，其意是“不偏倚，无阻碍”，圆满通达，故观音菩萨自号“圆通居士”。因此本品为唐英专门敬献观音菩萨之供物。
那么唐英基于什么祈愿作此贡献呢？前述所示，唐英敬献供器的时间最早是在雍正十二年五月，最晚则在乾隆五年十月和乾隆六年五月，之前与往后都没有出现。前后三次敬献，彼此之间是否有内在关联？笔者以为其缘由必与唐英的妻妾子嗣相关。
检阅唐英生平诸况，其一生婚姻尤为不幸，二十九岁时原配夫人赵氏早逝，续娶马氏相守十八年之后又于雍正八年病故，唐英曾伤怀赋诗《悼亡》（见《陶人心语》卷三）寄其不忘之情，该诗附言曰“予年二十九丧元配赵淑人，继以今淑人马氏相庄十八载”，交代其此前婚姻状况。此前二妻均早逝，对唐英身心打击甚大，此时唯有小妾张氏可姬相伴，故对其至为疼惜。
张氏可姬为北京通州人，生于康熙五十年前后，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十五岁因家贫卖身入唐家，时为雍正五年冬天，可姬深得唐英第二任妻子马氏所喜，遂纳为妾，侍候唐氏夫妇。张氏“性本爽直，和蔼顺柔”，勤劳持家，朴素踏实，深得唐家上下敬重，马氏临终前患病三年不愈，其起居饮食、看病治疗皆得可姬悉心照顾，唐英感叹“侍生送死之事，得姬一人之力居多。”正因为可姬在京城对整个家庭的悉心打理，免除唐英后顾之忧，为其在景德镇安心榷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唐英对其一直深觉亏欠之意，自然宠爱有加。
雍正十年（1732年）秋天，唐英在北京的家宅遭近亲侵占，家人无处可居，可姬唯有携带在京的八口亲眷来到景德镇投靠唐英，一家人团聚于珠山。可姬入住御窑厂内，照顾唐英日常起居，后于雍正十一年底怀孕，第二年七月二十日诞下一子。而唐英第一次敬献供器为雍正十二年五月五日，时间上正好也在可姬怀孕十月期间，故两者必有联系。
鉴于其二妻早逝之情况，唐英为爱妾可姬祈祷神灵保佑亦是情理之中，加上祈祷的神灵是普陀山的观音菩萨，其祈愿必是求子和保佑母子平安，因此我们可以推定现本品和上海博物馆所藏雍正甲寅青花供器是为爱妾可姬祈福而献制给普陀山普济寺的大圆通殿。可惜事与愿违，年轻的张氏可姬产下一子五天后不治而殁，后来遗子亦夭折，令唐英遗憾至深，唐英故作《可姬小传》以抒哀思，见《陶人心语》卷六。
可姬不幸身亡应验了自己产前的预言，尤令唐英痛心。“予（唐英）戏谓之曰，若喜乎？曰，喜固也。曰何喜？曰喜主人之喜，曰，若忧乎？曰忧或有之。曰，何忧？曰忧婢福薄耳。呜呼，孰知喜者不全喜，而忧者竟全识乎？”张氏原本在家庭生活中“竭勤殚智，不遗余力”，这次为自己宁愿“死而遗子”，献身精神使唐英尤为感动。于是呼其为可姬，并做《可姬小传》纪念，最后写道：“予幼孤且贱，学书学剑，卒无一成，汩没车尘马间，三十年来，身世抵牾，人之无可于予也久矣。予无可而姬复何可？洒扫洁则可之，力作勤则可之。不事妖冶，安于恬澹则可之。敏捷可以备使令，服御可以慰寒暄，情性之平可以洽侪伍，巾帼之见，可以侔丈夫。生而鬻身，可以报其大夫，死而遗子，可以酬予主人。姬之可者如是，故曰可姬也。”
从最初的赵淑人、其次的马淑人，直到第三位爱妾相继过世，唐英在五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上经历过无数坎坷磨难，悲痛之情不言而喻。在唐英心目中，爱妾可姬虽然无法与项羽之虞姬相提并论，但对主人忠心耿耿、敢于自我牺牲精神毫不逊色于虞姬。他敬仰历史中殉情的虞姬，喜欢御厂周围满山遍野的虞美人，仿佛爱怜曾经全心全意服侍过自己的可姬。唐英钟情虞美人一花，实是寄托其对可姬的幽幽思念。在后来的生活中，唐英不仅写了关于虞美人的诗词（即《白虞美人花二首》），更是创作了他的戏曲经典代表《虞兮梦》，此种种举动皆是表露出其对可姬难以忘怀之情。
正因为妻妾多遭不幸，唐英内心甚为忧虑，乾隆五年十月续妻受孕，六十岁的唐英既惊又喜，前有可姬不幸之鉴，实令其内心不安。如何才能避免悲剧重演确保母子平安呢？唐英唯有求助于神灵。而第二次、第三次所供奉的神祗有天仙圣母、地藏菩萨、东岳大帝、观音大士四位，其中供奉天仙圣母的次数最多。天仙圣母为道教神灵之一，全称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起源于山东泰山，明清以降，北方地区对此尤为崇拜。碧霞元君作为明清时期香火最盛、神力最着的道教女神，她照察人间一切善恶生死之事，治病救人，护佑一切农耕、商贾、旅行和婚姻等事，民间最尊其为生殖之神，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婴孩无恙，故旧时妇女对其信仰特别虔诚，出现“倾城妇女往乞灵佑”之盛况。唐英需要保佑续妻顺利生产、母子平安，向天仙圣母祈祷自然最合适不过，遂有乾隆五年十月朔日敬献多套供器之举，祈求各位神灵保佑。而乾隆六年三月之后惟恐前次贡献不足昭显其虔诚之心，再度烧制青花五供敬献京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供奉，此举昭示其祈保母子平安之意尤为明确，而且供器本身形制前后差别甚大，乾隆五年、六年的五供比雍正十二年所造供器尺幅大了不少，气势更为恢宏，如此显著变化足以向神灵表明唐英的无比虔诚。
或因上天垂怜，天仙显灵，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三子万宝在九江官舍顺利诞下，母子平安。唐英作诗一首《庚申中秋后三日，三子生于江州使署，赋以识之》，诗中“人间六十客添丁”之句难掩晚年得子之喜悦。（见《陶人心语》卷三）至于诞下唐英三子的妻妾为何人，目前检阅文献未见，续娶时间似应是在爱妾可姬殁后数年里。
上述分析，唐英前后三次烧造供器的时间均与其妻妾怀孕时间相当，再依据所供奉的神灵，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敬献之目的应该就是为妻妾祈福增寿，保佑母子平安，雍正十二年所敬造的本品和上海博物馆所藏者是唐英为爱妾可姬祈福而献制的供器，乾隆五年、六年的供器则是明确为三子万宝及其生母向碧霞元君等祈祷的敬献之物。
这些供器造型典雅古穆，皆是唐窑的旷世隽品，它们寄托着唐英心灵深处最朴素的祈福愿望，反映了一代督陶官对爱妻的款款真情，挚诚而可贵。由于铭款纪年明确，独具史料价值，此点为唐窑其它作品所不可比拟，是唐窑流传至今最没有争议的标准器物，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本品的出现加深学术界对唐窑的认识，对探究唐英的窑业活动与精神世界颇为有益，是唐窑研究至为重要的学术瑰宝。
（黄清华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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