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 黄蜡石研山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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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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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如果说大理石是明代赏石新品种的标志,那么黄蜡石就是清代的赏石新军标志。有清一代喜爱黄蜡石最深者,推屈大均和梁九图两位。屈大均曾实地考察黄蜡石产地,梁九图《谈石》则云:“余则最喜蜡石,蜡揖逊太湖、英德之鉅,而盛以磁盘,位诸琴案,觉风亭水榭,为之改观。”黄蜡石以“色大黄嫩者”和“玲珑穿穴者”为上,此山子黄润如玉,皮壳幽亮,其态形如双拳,又连绵浑厚,沟壑纵横,穿穴玲珑,有山峰嶙峋之俊美,即为其中佼佼者。底座红木制,顶部乳突,底部矮足,做工精巧,线脚流畅。
天开图画即江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天然”就是自然而然。在中国,除非宗教的语境,“天”通常不是神格化、人格化的。“天”与“人”是一组对举的概念,二者同为创造者。“人”在创造,“天”更在创造。还有一个词“造化”,指的同样是自然,而又有创造化育的意味。至于这项工作是什么样的力量来完成,则并不太追究。对于大自然,中国文化人致以深沉的敬意,并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其中。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人格在山水中获得共鸣,这种人与山水的关系延续至今。大自然的自我创造,称为“天工”,与此相对的“人工”,通常认为是远远不及的。李渔所谓“造物非他,乃古今第一才人也”,可谓说尽千古文人对自然神功的礼敬。而于人的创造,最高贵的赞美就是“巧夺造化”(晋•郭璞《葬书》),或是“巧夺天工”(宋•萧廷芝《金丹大成集》)。与此相类,大自然的声响被称为“天籁”(《庄子•齐物论》),对于人间的歌唱,其最高赞美也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音乐中大量的是对大自然的抒写,古代最著名的器乐曲,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其出典如此: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第二)这就是著名的“知音”的典故,引发了千古的赞叹和惆怅。人与人,借助音乐描摹的山水达成最高的和谐,正是中国文人精神的一个缩影。
魏晋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期,以自然为题材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蓬勃而出,并形成延续至今诗画中最引人注目的传统。开创山水诗的谢灵运好游,曾经惊动地方官,以为山贼。(《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同时代袁崧《宜都记》云:“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山水“有灵”,因此可以成为“知己”。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人的情感与山水相通,则以山水为友。唐代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都不将山水看作客体。
至于绘画,最早的文献也出自东晋时期画家宗炳,其《画山水序》:“余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于是画像布色,构兹云岭……”宗炳因为老病,不能亲历山水,所以图绘下来以了却山水之思,山水画就成了真山水的替代品,可供“卧游”。北宋著名山水画家郭熙《林泉高致》云:“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行”、“望”、“游”、“居”四者,大体可以囊括中国文人与山水的关系,实际生活中如此,诗歌的表现如此,绘画也大体如此。中国山水画,固然有不表现人的活动的纯粹描写,但更大量则绘有山水间或行或卧的其小如豆的高人雅士,以及结于山坳水滨的几椽草庐茅屋。在古人的观念中,这是人与自然的最高和谐,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离开了人,虽然完整,但那是寂寞而缺少生命的。《容斋随笔》“真假皆妄”条云:“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图画中’之语。”山水画集中了画家对山水的观察和想象,移于尺幅间,石涛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正是中国艺术的真精神。也就是,从发现到创造,人可以集自然山水之美于画幅,咫尺千里,条挂厅室,朝夕相对。山水可以现于画幅,同样也可以再起于庭园堂室之中,二者都可以称之为“缩地移山”。从巨大的皇家园林,到小康之家庭院周遭,千百年来,人们都在模拟山水,这同时也是中国园林美学的最高原则。早如六朝,《南齐书》载:“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卷二十一列传第二)晚则清初王时敏《乐郊园分业记》:……适云间张南垣至,其巧艺直夺天工……因而穿池种树,标峰置岭,庚申经始,中间改作者再四,凡数年而成,蹬道盘纡,广池澹滟,周遮竹树蓊郁,浑若天成,而凉台邃阁,位置随宜,卉木轩窗,参错掩映,颇极林壑台榭之美。尽管投入绝大的人力,但真正的目的却在于让人忘记这是人的创造,而须“妙极山水”、“浑若天成”。园林中,有山、有水、有花、有树,而一定要婉转曲折,“直夺天工”,一若自然。一方面提炼自然山水,成就绘画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根据“画意”再造浓缩的自然。既以自然为师,又以自然为友,中国艺术就在自然与创造、“天工”与“人工”之间不断转化,融合无间。
所谓“天工”,古人欣赏的不止是山水这样的宏观景象,也包括超出一般经验的单独的个别对象,诸如一块石头、一截树根,都能引起人们对自然的惊叹之情,而得到审美的愉悦。南齐时的玄圃园,就“多聚奇石”,而差不多同时北魏所建华林园亦“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魏书》卷九十三列传恩幸第八十一)。而据说“梁武帝大通元年创同泰寺……前有丑石四,各高丈余,俗呼为三品石”(《〔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可知在公元六世纪即有取独石观赏之举。其后或称“怪石”,或称“巧石”,更多称为“奇石”。至少从唐朝开始,在园林庭院,或植于土中、或置于台上,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园林中没有奇石,反而是不可想象的了。奇石或采于山间如灵壁,或取于水中如太湖,并非因其材质若宝石之高贵,而在于形状奇异超过人的想象,所谓“鬼斧神工”,让人惊异于大自然的奇妙,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虽然后来记载很多奇石实际上有人为的加工,但那大多是因为材料不够特出,为了贩卖的利益,或为了自己的趣味,而代替“天”来进行加工。因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要掩盖人工的痕迹,而让他人以为本来就是如此。
奇石有大有小,古代的堂室与庭院、园林相连接,自然过渡,并无截然的分界。奇石大者置于园林,其次庭院,小者或与盆栽结合,构成盆景。《水浒传》里描述燕青拜访名妓李师师:到的门前看时,依旧曲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的好。燕青便揭起斑竹帘子,从侧首边转将入来。早闻的异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见周回吊挂名贤书画。阶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水浒传》成书于元明之际,故事源于南宋,描写的场景在北宋末年。证诸当时图绘资料,“怪石苍松”的盆景确多置于“阶檐下”。至元明以降,则室内多见,又供于案上、架上。屠隆《考盘余事》卷四“盆玩”条云: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他如春之兰花,夏之夜合黄香萱,秋之黄蜜矮菊,冬之短叶水仙美人蕉。佑以灵芝,盛诸古盆;傍立小巧奇石一块,架以朱几。清标雅质,踈朗不繁,玉立亭亭,俨若隐人君子,清素逼人。相对啜天池茗,吟本色诗,大快人间障眼。所重已在“几案可置者”,“小巧奇石”乃不可或缺之品,是为盛于明清的所谓“文房清供”或称“案头清供”的一个部类。“文房清供”品目极多,凡可陈设于文房,或供实用、或供赏玩之器几乎皆可包括。若以“工”分,则是截然相反的两类。其一是“人工”之作,在体现工匠的巧手;另外则是“天工”之作,那是大自然的神奇了。也有很多木质器物,多取树根的天然奇崛,为镇纸、为笔架、为笔筒、为花插,或仅作摆件赏玩。同样在《考盘余事》,其卷三“笔格”:木者有老树根枝,蟠曲万状,长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龙,鳞角爪牙悉备,摩弄如玉,诚天生笔格。有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为难得。石者有峰岚起伏者,有蟠屈如龙者,以不假斧凿为妙。无论“木者”还是“石者”,强调的都是“不俟人力”、“不假斧凿”,没有人的干涉,亦即所谓天然的“雕饰”。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一种“雕塑”,只不过这种立体的艺术崇尚的不是艺术家的雕琢,恰恰相反,它要求的是人的绝不加以干涉。换言之,它需要的不是创造美的双手,而是发现美的双眼,这是用所谓“眼光”创造的艺术。
明清之“文房清供”,广义上还可包括张于壁上的古琴、书画。中国书画,多是水墨,黑白对比,绘画亦有染色者。而当时文人书房,也常置云石插屏。云石乃产于云南点苍山的大理石,故亦称“滇石”、“苍石”,而又有“文石”之名,因其纹理意蕴非凡。取石切片,则黑白相间,亦有彩色者。其所选择,也在抽象的“画意”,而近于山水意趣者居多。大者重者座屏,小者轻者挂屏,配以名贵硬木框架,正如书画之裱褙者。书房中,“人工”在纸上的书画与这“天工”在石上的“书画”正可映趣。几案上的奇石也有类于奇峦叠嶂者,与庭园中的叠石成山,背后皆大多衬以粉壁,黑白映照,也恰是水墨画的意境。而人居之外,极目更远处,则是真山真水,蓝天白云可为背景,是最大的画幅——“天开图画即江山”!从天地到庭园到堂室到几案,层层与山水相遇,处处与自然共处,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
是为序。
2013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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