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仁发 五王醉归图卷 手卷 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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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如龙自天下 帝家手足称开元
—— 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解析
《五王醉归图卷》，宋纸本，设色绘制，纵35.5厘米，横212.5厘米，清宫旧藏，储干清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明确的收藏记录自明代开始：朱尚宾（16-17世纪）、王麟郭（15-16世纪）、王永吉（1600-1659）、梁清标（1620-1691）、耿昭忠（1640-1686）、耿嘉祚（公元17-18世纪初）、乾隆（1711-1799）、嘉庆（1760-1820）、宣统（1906-1967）、卢芹斋（1880-1957）、杜伯秋（1904-1988）、侯士泰（1914-2007）递藏。卷绘唐朝临淄王李隆基、宋王李宪、申王李撝、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花萼楼宴罢醉归的情景。事见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本卷无名款，卷尾钤二印：“任氏子明”、“月山道人”，前隔水上钤有：“焦林玉立氏图书”（梁清标）、“观其大略”（梁清标）、骑缝印“信公鉴定珍藏”（耿昭忠）；前隔水接卷首处钤有：“惊鸿阁”（半印）、“尚宾”（朱尚宾）、“中立”（半印）、“立”（半印）、“忠信可久安”（半印）、“輙相思”（半印）、“棠村审定”（梁清标）、“石渠宝笈”（弘历）、“耿昭忠信公氏一字在良别号长白山长收藏书画印记”（耿昭忠）；卷中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弘历）、“石渠定鉴”（弘历）、“宝笈重编”（弘历）、“嘉庆御览之宝”（颙琰）、骑缝印“安定”（梁清标）、骑缝印“信公鉴定珍藏”（耿昭忠）、“干清宫鉴藏宝”（弘历）、“宣统御览之宝”（溥仪）；卷尾钤有：“乾隆鉴赏”（弘历）、“三希堂精鉴玺”（弘历）、“宜子孙”（弘历）、可以观（半印）、子孙（半印）、骑缝印“半古轩书画印记”（耿嘉祚）、“苍岩”（梁清标）、“天目山人”（侯士泰）、“侯士泰鉴藏”（侯士泰）；后隔水上钤有：“宣统鉴赏”（溥仪）、“无逸斋精鉴玺”（溥仪）、“尊古堂真赏”（侯士泰）、“苍岩”（梁清标）、“焦林秘玩”（梁清标）、骑缝印“河北棠村”（梁清标）、骑缝印“信公鉴定珍藏”（耿昭忠）。卷后明人陈继儒、王永吉题尾跋。此卷明清以来曾有多次权威著录出版（详见说明文字），入清后由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父子收藏并归入内府，历经满清九帝，卷上乾隆、嘉庆、宣统三帝钤印累累，更用清宫最高规格的装裱重装此卷并记录在册，由此可见清宫对此卷的高度重视。后此卷由宣统帝溥仪于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四日，以赏赐溥杰为名，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事称“小白楼事件”。《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清晰的记载了此卷被赏赐的时间，而在同一日被赏赐名单中，还包含了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件国宝级文物。由此可见这一批赏赐作品的珍贵性。满清国覆灭后本卷从小白楼辗转流入“琉璃厂八仙”博闻簃经理郝葆初之手，通过郝葆初售于卢芹斋及女婿杜博思（即杜伯秋），带往美国。杨仁恺《国宝沉浮录》记载道：“《石渠宝笈重编著录》，印章款，在美国卢芹斋处”。新编《徐邦达集第九卷•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绘画》徐老记载：“一九四八年间经琉璃厂郝葆初售于美人杜博思，想已携去美洲矣”。之后此卷在美国又转手德国裔收藏家侯士泰之手，直至2007年侯士泰去世，才由候氏家族将此卷拿出进行拍卖。时至今日，此件国宝漂洋过海，得以重归故土，乃是冥冥注定的缘分。古代书画界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在《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记述此卷：“《五王醉归图》（美国）真迹，上上。”这是徐先生对于古画鉴定结论的最高评语。那么这卷《五王醉归图》经历了750多年的传承到底演绎那些精彩的传奇故事？让我们拨开这层层岁月的迷雾，一同揭示沧桑巨变下国宝《五王醉归图卷》神秘的面纱。
明成化年间程敏政《篁墩文集》八十二卷记载了一首《任月山五王醉归图》，诗的内容为：“何处离宫春宴罢，五马如龙自天下。锦鞯蹀躞摇东风，不用金吾候随驾。缓策乌骓衣柘黄，颜赪不奈流霞浆。手戮淫昏作天子，二郎旧是临淄王。大醉不醒危欲堕，双拥官奴却鞍座。宋王开国长且贤，谁敢尊前督觞过。申王伏马思吐茵，丝缰侧控劳奚人。可怜身与马斗力，天街一饷流香尘。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风调。前趋后拥奉诸兄，临风彷佛闻呼召。夜漏归时严禁垣，花萼楼中金炬繁。大衾长枕已预设，帝家手足称开元。我闻逸乐关成败，狗马沉酣示明戒。二公作诰五子歌，此意当时可谁解。仙李枝空人不还，王孙一日开真颜。鸰原终古存风教，珍重丹青任月山。” 此诗描述的内容与本卷完全相符，或有可能为本卷已失题跋（后文详解）。根据这些诗文内容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解析《五王醉归图卷》诸王的身份及马的品种、命名。
五王醉归图所绘鞍马
（程诗）：“二郎旧是临淄王。大醉不醒危欲堕，双拥官奴却鞍座。”（睿宗三子）唐玄宗【照夜白】：
唐玄宗有两匹心爱的“胡种马”，叫做“玉花骢”和“照夜白”。所谓“胡种马”，又叫做“汗血马”或“天马”，原产于西域大宛国。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张骞通西域以后，大宛与西汉王朝往来频繁。唐玄宗李隆基时，大宛与大唐关系更加密切。天宝三年，唐改大宛为宁远，并将义和公主远嫁宁远国王为妻。宁远国王向玄宗献“胡种马”两匹。玄宗亲自将这两匹马命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曾跟随唐玄宗南征北战，立下无数战功。天宝年间，著名画家韩干绘《照夜白图》，为传世名画。图中被栓在马柱上的照夜白膘肥体健，仰首嘶鸣，奋蹄欲奔，神情昂然。杜甫《画马图歌》诗云：“曾观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李公麟绘《五马图》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五匹马各具美名，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五王醉归图卷》中任仁发对“玉花骢”和“照夜白”的刻画，并未像史料记载一样，完全按照唐玄宗登基的时间去描绘，而是任仁发为了突出这两匹马的特征从而显现出唐玄宗特殊的身份。
（程诗）：“缓策乌骓衣柘黄，颜赪不奈流霞浆。宋王开国长且贤，谁敢尊前督觞过。”（睿宗长子）李宪【乌骓】
乌骓马出自于《西汉演义》中霸王项羽的坐骑，此马在项羽时期号称天下第一骏马，属河曲马系列。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九战九捷，以少胜多，力战六十多员秦将，霸王枪未点地，马未倒退半步，霸王身经百战无有败绩。数年以来，乌骓所向无敌，尝一日行千里。后此马随着项羽乌江自刎，跳江随主而去。郭沫若先生有诗云：“传闻有马号乌骓，负箭满身犹急驰，慷慨项王拖首后，不知遗革裹谁尸”。乌骓是一匹黑马，通体黑缎子一样，油光放亮，唯有四个马蹄子部位白得赛雪，乌骓背长腰短而平直，四肢关节筋腱发育壮实，名唤“踢云乌骓”。隋末唐初名将尉迟恭的坐驾名唤：“抱月乌骓马”，唐初时太宗平定薛仁杲后定名为昭陵六骏之一的“白蹄乌”都皆是此马的品种，皆是纯黑色，四蹄俱白。
（程诗）：“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风调。前趋后拥奉诸兄。”（睿宗四子）李范【玉花骢】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赞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东坡一》：“《异人録》言：‘玉花骢者，以其面白，故又谓之玉面花骢。’”
（程诗）：“申王伏马思吐茵，丝缰侧控劳奚人。”（睿宗三子）李撝【九花虬】
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李怀仙）将此马进献给代宗李豫，后代宗将它转赐给郭子仪。额高九寸，毛拳如驎，头劲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为‘九花虬’，又名“狮子花”。
据《杜阳杂编》载：“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上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左右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阂夜。而九花虬缓缓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从奔骤，无及者。上以为超光趋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钟爱。既复京师，以赐子仪，崇功臣也。”
（程诗）：“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风调。前趋后拥奉诸兄。”（睿宗五子）李业【黄骢骠】
《广韵》：“马黄白色曰骠”。此马的白点多位于肚子和两肋处。最主要的是马头上有白毛，形状圆如满月。所以别名“西凉玉顶干草黄”。黄骠马即使喂饱了草料，肋条也显露在外。所以另有别名“透骨龙”。是难得一遇的宝马良驹。《隋唐演义》中所记，秦叔宝的坐骑即为黄骠马。此马，身高八尺，遍体黄毛，如金细卷，并无半点杂色。唐太宗有黄骢骠《东志》载：“唐太宗破窦建德，乘马名黄骢骠。命乐工制《黄骢叠》，曲宫商也。”在任仁发的传世名迹《二马图》，元代画家赵孟俯《秋郊饮马图》远景平坡上皆绘有此马种。乾隆帝有八骏，其中一马名为“赤花鹰”乃蒙古外藩所进贡的骏马，与此马颇似为同一品种。
任仁发传世作品情况、比对、结论：
今存世传为任仁发的画作约有二十一件，均为海内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见历代著录者有十二件：（一）台北故宫博物院《饮中八仙图》卷、《贡马图》卷、《横琴高士图》卷、《秋林访友图》册页三十帧。（二）北京故宫博物院《二马图》卷、《出圉图》卷、《张果老见明皇图》卷。（三）上海博物馆《春水凫骛图》轴。（四）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神骏图》卷。（五）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三骏图》卷。（六）《五王醉归图》卷（侯士泰藏）。（七）日本东京西胁晋三郎《炀帝夜游图》轴。
未见著录者有九件：（一）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饲马图》卷。（二）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九马图》卷。（三）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文会图》四轴。（四）日本东京冈崎正也《牵马图》轴。（五）日本东京浅野长勋《系马图》轴、《柳下双马图》轴。（六）日本东京小仓常吉《文殊菩萨像》轴。（七）日本兵库村山龙平《茄子图》轴。（八）日本东京团伊能《稻图》轴。
在上述所列的二十一件画作，鲁鱼亥豕，真赝混杂，徐邦达先生《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对清宫旧藏的几件作品进行了梳理和真伪的鉴定，鉴定意见是：《二马图》：故博，真迹上上；《出圉图》：故博，真迹上上；《五王醉归图》（美国）真迹，上上、有印无款；《三骏图》：（美国），真迹；《花村春庆图》：故博，伪；《横琴高士图》：故博（台北），伪劣。我们就从其徐邦达先生认为真迹的几幅作品中，和公众收藏机构公认几件真迹的作品中筛选出来与此件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进行风格比对。
《二马图》：
任仁发《二马图》绢本，设色，纵28.8cm，横142.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幅前边是一匹壮实、膘肥肉厚的花马，随在这匹马后边则是一匹骨瘦如柴的马，条条肋骨清晰可见。以肥瘦不同的两匹马，隐喻贪官和清官，是具有明确讽刺内容的绘画作品，寓意深刻。《二马图》的画面十分简单，没有任何背景陪衬。两匹马的外形、神态对比强烈。任仁发的画马图几乎都是描绘当时进贡朝廷的外国良驹，由于艳丽的敷彩与精谨的描绘，显现出源于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马匹面目，故他所画的马深受元朝皇帝的喜爱。
《出圉图》：
任仁发《出圉图》，绢本，设色，纵：34.2cm，横：201.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等著录。此系任仁发的早年之作，任氏时年27岁。引首陆勉篆书“出圉图”，幅上有清乾隆皇帝题诗，前后总计有23方印。画风柔丽精细，得唐人笔法和用色，圉人亦一身唐装，反映了作者对唐文化的钦慕。人马的排列近似职贡图的平铺式构图，这成了任氏家族长卷构图的基本定式。此卷与《五王醉归图》同为梁清标旧藏，阮元《石渠随笔》载：“任仁发《出圉图卷》与《五王醉归图》法格相同”。
《张果老见明皇图》：
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卷》绢本，纵41.5cm，横107.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秘殿珠林•续编》著录。图绘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其弟子谒见唐明皇的故事。本幅左下款署：“云间任仁发笔。”下钤“任氏子明”印。画面中部有清弘历题七言诗一首，末款“甲申夏六月上浣御题。”本幅钤“金匮宝藏陈氏仁涛”、“希世有”及清内府乾隆、嘉庆朝鉴藏印计12方。
《九马图》：
任仁发《九马图》绢本，纵56.99cm，横120.81cm。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品。这是一件少有争议的任仁发人马图真迹。图卷从右至左，绘七人九马，人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七马官或牵马而行，或饲马喂马，似胡人而衣冠皆唐代服饰。九马雄壮矫健，皮鬃致密纤细，造型生动，当为官府名贵之马。该图作于1324年，时年七十一岁的任仁发还能轻松地驾驭游丝描，把圉官、马夫和九匹良骏描绘得丝丝入扣，严整不殆，较他年轻时候的线条风格更显敦厚沉凝。卷末有行书题跋：“泰定甲子仲春作九马图于可诗堂。月山道人。”下钤白文方印“任氏子明”、朱文方印“月山道人”。
《人马图》：
任仁发《人马图》又名《三骏图》，绢本设色，纵29.2cm 横136.8cm。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绘四人三马，人马神态各异，人物衣冠皆唐代服饰，三马雄壮矫健，皮鬃致密纤细，造型生动，当为官府名贵之马。画中用笔细劲，设色简约而轻淡，造型严谨。 由余协中携去香港至美国。此卷与《五王醉归图》同为梁清标旧藏。
比对结论：
《五王醉归图卷》马匹造型、马眼、马蹄、马鬃、马尾、马额毛、马饰以及渲染方法、游丝描线条的钩勒和人物的衣饰处理方式、开脸、渲染，衣纹的钩勒都与《二马图》、《出圉图》、《九马图》以及《三骏图》相一致。
构图上：平铺式构图，不设背景陪衬，较多地保留了唐人遗风。
线条上：运用了高古游丝描的技法，勾勒的线条工细圆劲，如春蚕吐丝般，起笔收笔处，处处是骨法用笔。
渲染上：采用唐代“吴家样”亦称“吴装”的渲染方法。用淡色层层渲染，如薄纱质感的帽幞，鞍马毛色、以及人物的服饰，都是注意整个画面气氛的统一的基础上渲染，在同样的色度中寻求渐变，让整幅作品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能感受到鞍马奔驰中，人物的衣纹呈现“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这正是所谓的“吴带当风”。
借清兵之人王永吉
《五王醉归图》》卷后有二人题跋，一为明末书画名家华亭人陈继儒，一为“辋川馆主人”，根据石渠宝笈记载，“辋川馆主”即江南高邮人王永吉，说起王永吉，鲜有人知其名号，但若说起既是同乡又是下属的平西王吴三桂，众人皆知。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王永吉的传奇一生，对于解析本卷的递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清代大学士传稿》载：王永吉（1600-1659）字修之，江南高邮人，一字六谦，号铁山，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知大田、仁和县，迁饶州府推官，内迁兵部郎中，领通州兵事。又擢户部右侍郎兼领通州兵事。崇祯初，授山东巡抚，“戢盗除奸”一时誉满长安，有北史南王之称。后清军南侵，克山东五十余城，王永吉以罪论死，思宗赦不诛，召对宫中，勉以戴罪图功。十六年（1643），起授蓟辽总督。十七年（1644）春，王永吉携总兵吴三桂、巡抚黎玉田首倡弃宁远，守关门，以为“辽东前、后卫复失，宁远势孤难守”，若撤宁远兵民入守海关，一旦京师有变，“关门之援，旦夕可至”，格于廷议，不行，三月初六日，流寇薄京师，思宗急征王永吉、吴三桂入卫。初十日，王永吉疏请严守居庸关。十一日，诏永吉“节制各镇并将，一切调度机宜，进退将吏，赏罚功罪等，俱便宜行事，”十七日，李自成陷永平，永吉着戎装，领三十骑南下，未几削发而逃。时人机之曰：“昔日文山（文天祥）今铁山，文山死节铁山还。更有叠山（谢枋）能蹈死，三山相遇问谁惭。”顺治二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十年，擢兵部尚书。十一年，与刑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分赈直隶八府。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仍授国史院大学士。寻加太子太保，领吏部尚书。十五年，以兄子树德科场关节事发，左授太常寺少卿，迁左副都御史。十六年，卒。上以永吉勤劳素着，命予优恤，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通。
林奎成所著《吴三桂与甲申之变》所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借清兵之人非吴三桂，乃蓟辽总督王永吉。据记载：“公元1644年 四月十七日，王永吉带领30余人南下，号称联合史可法勤王。借清兵剿闯之事尚未功成，作为最高长官的王永吉竟然临阵脱逃，将决策权交于一介武夫吴三桂。或许他心中早已打好如意算盘，借兵成功，其功劳不泯，一旦失败，便可把责任推卸到吴三桂身上。然而，多尔衮的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误打误撞地破解了王永吉私以为是的珍珑棋局。四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马蹄声渐已传入耳边，内外交煎的吴三桂不得不同意了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要求。四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一天，渐有不支之势。二十二日，在吴三桂即将抵挡不住之刻，清军赶至山海关……大局从此尘埃落定，山海关易手，江山也随之易手。”王永吉是借清兵的决策者，吴三桂作为下属，只是个执行者。当时乃吴三桂的上司，吴三桂最高也就当过提督，后来因罪而复降为总兵。当时的王永吉得崇祯之命督吴三桂与宁远军民撤宁远勤王，世人将引清兵入关的罪名加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未免不公。按《清代大学士传稿》中所述时人机之曰：“昔日文山（文天祥）今铁山，文山死节铁山还。更有叠山（谢枋）能蹈死，三山相遇问谁惭。”也赞成了这个观点。
为什么陈继儒题此卷为唐人作？
笔者有二个推论：其一、先入为主的思想。
从以上笔者对《五王醉归图》鞍马及人物服饰的解析看，整个鞍马的造型上、马饰上，以及人物的衣着上，技法上和渲染上，都完全的续承了唐代人的风格特征以及时代特征，再加上明代好古之风盛行，许多风格高古的作品，都喜欢把年份提高上限。其次是古代不便利的地域条件，得见名迹的机会十分难得，陈继儒的《泥古录》是陈氏艺术鉴赏类的随笔集，并未记述过任仁发，连王永吉也不识任仁发，直到看到了李九疑《紫桃轩杂缀》才识别，更何况其传承下来的真迹的风格面貌，所以误以唐人笔，确实情有可原。而在题跋中陈继儒也明确的叙述道：“姿态毛骨如生，所谓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渥洼”为天马的故乡，位于甘肃敦煌市，唐代有卢纶《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诗：“ 渥洼龙种散云时，千里繁花乍别离。”而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和他的学生韩干，都是以画渥洼、騕裛产的名马着称于世，陈继儒题跋也间接的说了“渥洼之状”“姿态毛骨如生”这种唐马的特征，非常符合曹霸和韩干笔下的马，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使陈继儒写下了这段题跋。
其二、误认为任仁发等印为鉴藏印。
在元明有很多知名画家对任仁发有很详细的诗文记载，如元末的杨维桢有《题跋月山公九马图手卷为任伯温赋》，明初王绂《题任月山瘦马图》，明祝允明《任月山九马图歌》等，以及完整的文献资料记载，如明正德《松江府志》：“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道人，世居青龙，年十八中乡试。元兵南下，平章游公见而器之，委招安海岛，引为青龙水陆巡警官，累迁，都水监府境开江置闸，凡水议皆仁发主之……”之后在崇祯年间《松江府志》正是由知府方岳贡主持，陈继儒主撰。所以陈继儒对于此卷上面的“任氏子明”、“月山道人”是谁肯定是熟知的，然而面对一幅并不熟知任仁发绘画面貌只知其名，还有在印章落款的常识，这个误断，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余辉先生在其著作中叙述道：“由于任氏家族在朝中缺乏地位，所作贡画，亦未受到元帝激赏，他们的人马画风在元代未能形成超出家族以外的辐射圈。元末明初，只有任氏的后裔及少数师从者传摹祖风，此后，趋势枯竭。任氏家族在元末的声望如此之小，以致他们的同里夏文彦似乎把他们一家都给忘了，没把他们收录在《图绘宝鉴》里。”这说明任仁发画马的艺术面貌进入明代以后，对于非鉴定收藏大家曾了解以外，世人在对他的面貌认知上是非常陌生的，都是从典籍的记载中有所了解。
陈继儒题跋中所述割跋问题：
陈继儒在题跋中叙述道：“题跋剪截已去，幸人马尚尔平安”。由此可见此卷在陈继儒手中时，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题跋，甚至有可能连比题跋还要靠前的部分的画心都被截去了。在明成化年间程敏政《篁墩文集》八十二卷记载了一首《任月山五王醉归图》，诗的最后一句是：“珍重丹青任月山”。点名了此卷的作者，诗句的内容小详见上文（五王醉归图所绘鞍马及马饰）处，描述的内容与画面颜色都与本卷相同，或许程敏政这首题诗，正是本卷后面的题跋的一部分。在本卷卷尾处那匹缚尾马，尾巴马毛并不完整，且最后的钤印：“可以观”、“子孙”都是半印，这两方印应是这幅作品最早的收藏印，可以从此处看出，这卷《五王醉归图》或许在此处本幅与题跋就一分为二卷了。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本卷最后的钤印：“任氏子明”对着光看像是经过挖补，另一方“月山道人”章，与周边纸纹相同，未经挖补。古代书画挖补的可能性有很多，既有可能从画中别的位置移来，也有可能是后人添足。而根据本卷上述的风格比对，和现存的资料分析，从画中别的位置移来的可能性最大。根据任仁发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基本都是在卷尾处题本款，还有如《二马图》一样，画心处后接着就是任仁发的长段题跋，可视为是任氏习惯的作画定式，那么此卷很有可能还有任氏的本款，也或许是一段长跋，在“可以观”、“子孙”这两方半印的后面，之后将这方“任氏子明”一印移至前卷，后卷题跋连带任氏题款部分，一同割掉，组成了另一卷。
《五王醉归图》装裱材料研究：
装裱：
清初宫廷收藏的主要来源，是把民间著名私人藏家如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耿嘉祚、索额图、安歧等人的收藏纷纷归入内府，此卷现存的面貌除了包首破损被更换过，其余大多保留了清宫原来的装裱，签条、前隔水、引首纸、以及后面拖尾的纸张都是清宫特有的材料，前后隔水保留了原装的云鹤纹绫子，这种云鹤纹绫子在梁清标、耿昭忠旧藏中经常使用，而以上对比的诸卷，也都是清宫原裱，以下是《人马图》、《张果老见明皇图卷》装裱面貌。《五王醉归图》原本还随附宫廷原装玉别子，但在佳士得2015年秋拍，原藏家侯世泰的继承人将《五王醉归图》清宫原装玉别子提供给香港佳士得拍卖，说明侯士泰收藏时有完整的清宫装裱。
纸张：
年份鉴定是古代书画鉴定中最复杂最难的，无破坏性的鉴定方式，一般凭经验，凭眼力，有经验者主要看材料、包浆、绘画风格。材料到代也未必就绝对是真迹，因为不排除后人也可能用古代材料作伪，但材料不对则肯定不对。并非每一种材料都可以准确辨识，但幸好《五王醉归图》用的纸是相对容易辨识的一种。有经验的鉴定者可以从此卷表面的质感、细密、包浆、成色判断出这是宋纸，若对光看帘纹，则更容易判断。由于造纸技术的变革，唐宋的纸张抄纸用的竹帘绑线的间距较宽，古人用来辨别宋纸的一个口诀就是：“宋纸帘纹二指宽”，也就是对着光源看帘纹绑线的距离有两个手指的宽度，到了元明清帘纹大概就只有一指宽度。元初基本还能用到宋纸，比如赵孟俯有不少纸本画作是画在宋纸上，到元末基本就没有用到宋纸了，一直到明中期发现了一批宋代留下的写经，具有代表性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用宋写经纸作书画再度流行。《五王醉归图》对着灯箱拍照，帘纹清晰，可见帘纹间距34毫米左右，正是约两指的宽度。
五王醉归图递藏考：
《五王醉归图》明末以来的收藏者非常清楚：朱尚宾、王麟郭、王永吉、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经考据半古轩书画印是其藏印）、乾隆、嘉庆、溥仪、卢芹斋、杜博思、美籍德国人侯世泰。特别是梁清标、耿昭忠都是清初公认眼力最好的收藏家。画面上还要几方半印收藏者，分别是“惊鸿阁”、“尚宾”、“中立”、“立”、“忠信可久安”，以及卷尾的“輙相思”、“可以观”、“子孙”，限于印文不全和现存资料的匮乏，能考出藏者的只有 “尚宾”此印，根据露出的一小部分字形猜想，这是“朱尚宾印”。朱尚宾（1562-1630），字澹营，号襟衢，朱九龄次子，浙江长兴人，万历十六年 （1588）戊子举人，后任江南常州府靖江知县。年六十九卒于家。万历二十三年，董其昌曾经担任礼部会试的同考官，朱尚宾参加过这一年的会试。所以董其昌与朱尚宾是师生关系。按陈继儒题跋表述，王麟郭为王永吉的爷爷，世居无锡，朱尚宾很可能是自王麟郭上朔的前一位藏家。
梁清标：
此卷在王麟郭之孙王永吉之手正是明清变革之计，战乱频发，许多传世作品在乱世之际见于雅贿，买卖交易中，藏品以各种渠道流向私人收藏家之手，梁清标正是入清后继王永吉之手《五王醉归图》的持有者。梁清标（1620-1691）梁梦龙曾孙，字玉立，号苍岩，又号棠村。明崇祯癸未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福王称帝时，以梁清标曾投降李自成为由，列入“从贼 ”案中。清顺治初降清，授编修官，累迁侍讲学士，兵、礼、弄、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喜收藏典籍字画，积书多至数十万卷，所藏历代书法、名画尤为珍贵。有“收藏甲天下”之誉，鉴藏的作品有阎立本《步辇图》卷、周昉《簪花仕女图》、荆浩《匡庐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范宽《雪景寒林图》、陆机《平复帖》、赵孟俯《黄庭经》等，单从收藏任仁发作品而言就多达三幅，上述对比图中的《出圉图》、《人马图》以及本卷《五王醉归图》。由此可见，梁清标收藏特点是成体系的，不遗余力的把每个时代顶尖的艺术家作品囊括其中，精心鉴藏。
梁清标的为官经历也与王永吉非常相似，梁清标一生运途跌宕，三落三起，两次被降任，一次被革职，一年多赋闲京师，晚年又由从一品降至正三品。但他历任四部尚书长达四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天下，时人俱尊为“梁相国”，位高职尊。如是煊赫地位，得以成就他庞大的收藏。王永吉也曾几经升迁革降，顺治二年，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永吉疏辞，上责其博虚名，特允之，并谕永不录用。居数年，有诏起用废员，复诣京师，吏部疏荐，八年，授户部侍郎。十六年，卒。上以永吉勤劳素着，命予优恤，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通。通过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梁清标的政治地位显然要高于王永吉。据《南画北渡》记载：“梁清标书画藏品的第二个来源是许多同僚、下属的藏品，或赠或购。”如现藏北京故宫的阎立本《步辇图卷》原为纳兰性德家中藏品，宋代李嵩的《货郎图》原为孙承泽的藏品，后都归于梁氏手中。这卷《五王醉归图》很有可能就是王永吉或赠，梁清标或购的藏物。
以下是梁清标馆藏作品钤印与本卷的比对情况：
耿昭忠：
《五王醉归图》入清后第二个收藏者是耿昭忠，他与梁清标在清早期都是当时公认的鉴定界“巨眼”，清内府的藏品最主要的多得自耿昭忠、梁清标、安仪周、孙承泽等人，他们与宋荦、高士奇、卞永誉等形成了北方宫廷贵族鉴藏文化圈。在古人的历代书画递传中，尤其对于纯粹的文人来说，藏品的一来一去有如云烟过眼，他们无心于物的占有而着意于藏品精神内质的心领神会。每遇名品佳作，堵迹思人，在摩挲品鉴之中与心仪的偶像兴会，进行精神上的对接、贯通、通过赏鉴而实现精神的寄遇。梁清标与耿昭忠都是这类文人，所以此卷才会在梁清标手中让与耿昭忠。
耿昭忠（1640-1686）字在良，号信公，汉军正黄旗人。原籍山东，徒辽东盖州（今辽宁盖平），他是清初“三顺王”之一怀顺王，后又晋封靖南王的耿仲明之孙、嗣靖南王耿继茂的次子，由多罗额附晋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1674）其兄耿精忠参与发动“三藩之乱”，他受命招抚。乱平，授镇平将军，驻福州代精忠治藩政。耿昭忠擅文章，工艺事，善鉴别。旁及书法、绘事、琴、弈、箫、筑、医、筮、蒲博之类，往往精诣。今之流传宋元书画名迹，多钤有他及其子嘉祚的鉴赏、收藏章，且大多被收录于《石渠宝笈》，是清初期的著名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
《五王醉归图卷》上有一方耿信公收藏22字大印，印文：耿昭忠信公氏一字在良别号长白山长收藏书画印记。此印耿信公往往钤在他最重要的藏品上，经查耿信公收藏的许多重要作品上都钤有这方章，除了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其他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韩干照夜白》、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唐寅垂虹别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马远十二景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陈叔起王绂潇湘秋意图》、天津博物馆藏《钱选翠花绿鸟图》这些重要国宝级藏品上所钤的这方章，与《五王醉归图》上的是同一方，上博编“印鉴款识”收入的此印是取自辽博所藏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此章与《五王醉归图》上的这方章比较，大小规矩相同，但细处看却不是同一方，”别”、“耿”等字的篆法完全不同。“印鉴款识”取自《夏景山口待渡图》的像是个孤例，由于耿信公其他印章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是伪印，可能是耿信公曾经使用原来的印石重刻了一次。
《五王醉归图》卷尾有骑缝印“半古轩书画印”，经考，半古轩为耿昭忠之子耿嘉祚的堂号，“半古轩书画印”出现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仇英《仙山楼阁图》一轴中，在唐周昉《调婴图》、项元汴旧藏的《临萧照瑞应图》也都均有耿嘉祚“半古轩珍藏”字样，可见《五王醉归图》是耿嘉祚与其父一同鉴藏之物。耿嘉祚，清康熙间（公元17-18世纪初），籍贯辽宁辽阳，字号会侯 ，漱六主人。清康熙皇室书画鉴定家。他的书画藏品主要是继承，也有个别是由他所收藏的，如收藏在上博的钱选《浮玉山居图卷》等。
乾隆、嘉庆、溥仪：
明末清初是中国书画鉴藏史上一个真正的书画收藏繁盛时期，它真正实现了藏家的多元化和大众化，使书画收藏呈现出异常开放与融动的迹象，从明末的战乱国库的字画散落民间，使一些官僚、文人、商贾等为主的私人收藏家得以拥有公立收藏的书画的机会，在从三藩之乱后，“文治”问题被康熙重视，他在政暇之余命一些特殊身份的社会鉴藏家或者宫廷贵族参与整理内府典籍，对宫中收藏的书画进行鉴别，以及不断收购民间散落国宝，其中以耿昭忠、熊赐履、高士奇、安岐最为代表性，使清初的收藏呈现了历史上又一次由私到公的收藏特点。《五王醉归图》则是从耿昭忠处流入了清内府公立收藏中的一个实例。以下是《石渠宝笈续编》与阮元撰《石渠随笔》卷四对于本卷的记载。
《五王醉归图》清宫收藏印章的钤印，正是《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八玺全”，钤印位置完全符合规范。卷中钤“干清宫鉴藏宝”也与《石渠宝笈》著录的收藏点相符。“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等“五玺”与“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干清宫鉴藏宝”三玺印泥颜色不同，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些都不是同一个时期盖的章。“续编”的“三玺”钤于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八年的两年之间，而“乾隆五玺”一般钤于“初编”完成的乾隆十年到五十六年期间，如果较早进宫而初编未编入的，“五玺”到“三玺”的钤印时间就会相差最多达到四十六年，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续编”的印泥颜色会显得偏暗一些，这种现象经常可以在其他“石渠宝笈续编”的藏品中看见。伪作反倒是做不出这种效果的。“乾隆五玺”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印泥，而且基本上接近明末清初的材料配方，经数百年颜色仍然红艳，而且调料是油水混合，所以印色可以看见有颗粒感，这种印泥到了乾隆晚期及嘉庆年间基本绝迹了，几十年后嘉庆皇帝在书画上钤的印章部份用的是与乾隆相同的印泥，有部份是用了当时的油印印泥，所以会有更明显的不同。这种现象经常可以在博物馆展出的清宫旧藏中看到。例证很多，但能说明问题的需要一张图，正好故宫博物院所藏《元欧阳玄春晖堂记》“续编玺”与“乾隆五玺”盖得很接近，尽管印刷品颜色偏差严重，但还是很容易看出印泥颜色不同的现象。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当时还住在故宫内的溥仪，已预感到在这座庞大的宫殿里居住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便为自己安排后路。一天，存放字画的地方来了几个人，开始翻阅这些字画。他们就是溥仪派来的，要从中选出一部分值钱的字画。这几个人一共从中选出了1200幅字画，在每幅字画上，都盖上“宣统”字样的章。民国十二到十四年间这些书画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私带出紫禁城，大多是手卷册页，几经辗转，被带到伪满州国存于吉林小白楼，1945年满洲国覆灭，从小白楼再散出民间的这批清宫旧藏书画，被称为“东北货”。民国期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清楚地记载：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四日，此卷赏赐溥杰。而与此同时被赏赐的二十一件作品中，不乏国宝级作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尤伦斯博物馆藏后由保利拍卖以1.012亿元成交）、文同《晚霭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赵孟俯《洪范授受图并书》等，由此可见这一批赏赐作品的珍贵性。
郝葆初、卢芹斋、杜博思：
此后本卷从小白楼辗转流入“琉璃厂八仙”博闻簃经理郝葆初之手，新编《徐邦达集第九卷•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绘画》徐老记载：“一九四八年间经琉璃厂郝葆初售于美人杜博思，想已携去美洲矣”。郝葆初是北平书画商人，琉璃厂博闻簃的经理，他与玉池山房的马济川、墨缘阁的马保山、墨古斋的穆硒忱、文贞斋的冯湛如、崇古斋的李倬卿、丽生书店的魏丽生和论文斋的靳伯声一同被誉为琉璃厂所谓“八仙”，指的是八家古董老板。他们八家常来往与长春联手买货，主要是小白楼佚散的清宫藏品，如郝葆初与其中几家一同购买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后均售于张伯驹先生。以及这件售于杜博思的《五王醉归图》。当然这期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提到的：“在美国卢芹斋处”。杜博思是卢芹斋的女婿，卢芹斋（1880-1957）是浙江湖州人，二十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卢芹斋少时就读于上海，十几岁到巴黎谋生。1902年结识清庭驻法使馆一级参赞张静江（此人后为浙江财团大享、国民党元老，出任财政部长等职），合开公司，经营丝绸、茶叶、古玩文物等。二人数次汇巨款给孙中山，资助辛亥革命。卢芹斋于1910年与法国姑娘玛丽罗斯-茹尔妮结婚，并育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位嫁给法国人杜伯思。杜伯秋（1904-1988），全名让•皮埃尔•杜伯秋（Jean Pierre Dubosc），故亦有称其为杜让或杜博思、杜伯思者。因其为法国驻华使馆属员，遂携妻同赴中国。后赴瑞士，并于1971年定居东京，供职于一家日本公司。由于对中国古代书画向有兴趣，杜伯思在华期间，与吴湖帆、张葱玉等名家多有过往，吴氏《丑簃日记》有记载。杜伯思是位中国通，经常来琉璃厂古玩铺，好多古玩行人没见过卢芹斋，却跟杜伯思很熟。这件《五王醉归图》正是杜伯思从郝葆初手中购得后，入藏卢芹斋之手，并带往了美国。
侯士泰：
卢芹斋将这件《五王醉归图》带到了美国，售于了德国裔收藏家沃尔特侯士泰之手。沃尔特侯士泰先生于1914年出生于德国奥格斯堡城，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国及其渊源流长的文化和艺术。为了收藏名画佳作，他毕生的时间都游走世界各地，他的客户包括当时最活跃的美国收藏家佛利布伦戴奇、王季迁及戴福保等。此外，亦捐赠或出售大量藏品给欧美各大博物馆，当中包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和香港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获香港大学授予荣誉会士学位。并在香港和纽约都有固定住所。侯士泰有两件最著名的藏品一件是武宗元《朝元仙仗图》还有就是这件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侯士泰手里这两件名作总是深藏不露，后来《朝元仙仗图》被王季迁用几张明清画换去，侯士泰随后认为自己上当了，他认为王季迁拿几件赝品明清画换走了他的真画，于是在美国起诉王季迁，这是一场著名的官司，法庭上王季迁的律师问侯士泰你懂不懂中国古代书画？侯回答：懂。律师问王季迁同样的问题，王季迁却回答：不懂。结果是侯士泰败诉。法官认为，懂中国书画的侯士泰不可能被不懂书画的王季迁骗。从此侯士泰愤愤不与书画圈交往，直到他去世，手中的《五王醉归图》再也不给任何人看了，连照片都没有流传出去。美国的高居翰和何惠鉴在他们的文章中都著录了这件《五王醉归图》，但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直到2007年侯士泰去世，才由候氏家族将此卷拿出在香港佳士得于2009年第一次拍卖，当年是4658万港元成交，在当时以是一件天价作品了。时至今日，此卷得以重归故土，这件传奇的作品经历了近八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四个王朝的更替，而今重睹光华，这件承载着千年的民族文化的国之瑰宝将归谁手，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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