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世纪 文殊菩萨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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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4,500,000-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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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查谟-克什米尔，合金铜，嵌银、红铜
梵境王子 智慧明灯
一尊精美的克什米尔骑狮文殊菩萨铜像
文/马逸风
初次见到铜像大约是一年前，虽然尺寸娇小，但笔者仍在第一时间便被其优雅的造型与精美的工艺所深深吸引。这尊造像的铜质有着黄金般的色泽，菩萨的周身均以白银及红铜进行装点，显得极为华丽。若将造像轻轻捧在手中，就能够感受到其殷实的分量，令人爱不释手。这尊铜像，表现一位菩萨舒坐于仰天长啸的雄狮之上；其面如满月、垂目浅笑，躯干健美，四肢颀长，周身装饰璎珞珠宝，两束长辫自菩萨耳后生出、自然垂落双肩，俨然一副年轻俊美的王子之相。
但对于笔者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确定这尊铜像的题材。从图像学特征入手，虽然因为年代久远，菩萨身侧花茎这一重要的依据已然失落，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手结说法印、双腿呈游戏坐姿的特征，将其与另一位同样骑坐雄狮的观音菩萨化身（狮吼观音）区别开来，最终确定这尊铜像所表现的应为文殊菩萨之法相（图1.四臂文殊菩萨，阿基寺壁画，13世纪早期）。
在这尊令人赏心悦目的文殊菩萨铜像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些独具特色的细节，例如菩萨椭圆的脸型、饱满的嘴唇与下巴、轮廓分明的胸部线条、呈“田”字型的腹部肌肉、以及肥硕且从中分开的莲叶等，这些特征，均体现出鲜明的克什米尔造像艺术风格。
就如今现状而言，广义的克什米尔地区涵盖了“印巴停火线”以北的巴控“北部地区”，以盛极一时的佛教中心吉尔吉特为首府；南部地区为印控“查谟-克什米尔”，其南侧与印度喜马偕尔邦、旁遮普帮相邻；东侧为至今主权尚存争议的拉达克地区；而最东边的小片区域则为中控阿克塞钦，与新疆、西藏接壤。佛教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曾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公元前3世纪，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推动下，佛教传入克什米尔地区。在此之后，克什米尔的佛教活动仅在5世纪因鞑靼人入侵而暂时停止，7世纪又再度活跃起来，这种繁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2世纪初期。
公元7世纪之前，由于受到犍陀罗美术传统的深刻影响，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艺术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风格。然而随着大乘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兴盛，克什米尔的佛教艺术在7-8世纪时迎来了黄金时期。在强大的迦尔科塔王朝以及吉尔吉特的波多罗-赛义王朝推动下，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美造像应运而生。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这尊文殊菩萨像与那些早期作品之间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造像所呈现出的特征与10世纪后的克什米尔造像艺术风格联系更加紧密（图2.供养菩萨坐像，10-11世纪，克什米尔，所罗门家族收藏）。
针对这个推断，我们同样可以在位于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多所寺庙中的艺术遗存中找到证据。它们大多与10世纪所建立的古格王朝有关，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西藏阿里地区的托林寺、东嘎皮央石窟；拉达克地区的塔波寺、阿基寺等。这些寺庙中的艺术遗存是克什米尔与喜马拉雅西部、西藏西部之间密切文化交流的有力实证。这些作品，均充分沿袭了克什米尔后期佛教造像体态以及装饰的特点，与这尊文殊菩萨的艺术风格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图3.金刚手菩萨，塔波寺，11世纪中期；Jaroslav Poncar摄，1984年）。通过这样的比对，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厘定这尊文殊菩萨像的制作时间，这个时间应当处在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期。
但是，在这件文殊菩萨像上仍然有部分特征与上述举例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克什米尔造像中出现的巨大帽冠、杏仁状眼睛，并未在这尊造像中得到体现，取而代之的是塔型的发髻、呈三角形的细小三叶冠以及微垂的双目。相似的特征可以在位于拉达克地区的那科寺译师殿壁画中找到（图4.C.Luczanits摄）：在这幅绘于12世纪初期的俱毗罗画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帽冠与发髻的形制均与文殊菩萨像风格近似。此外，俱毗罗画像的面部特征亦与克什米尔艺术传统相违背。笔者认为，这显然与东北印度艺术风格的渗透与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影响同时也出现在了文殊菩萨造像上。
关于这尊造像的产地问题，若是结合前述内容，人们很容易就将其归入喜马拉雅西部或西藏西部的范畴。但笔者认为，造像的铸造工艺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正如开篇所提及的那样，这件作品有着沉重的手感，主尊部分几乎是实心的，这个特点与绝大多数在阿里地区所发现的克什米尔风格铜像有着极大的不同，这些作品胎体轻薄，少部分的胎壁厚度甚至与采用锤揲工艺制作的佛像接近。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对造像背部的细致勾勒与打磨，这种工艺传统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被摒弃，大量存世的古格时期铜像背部都没有经过细致处理，显得十分粗糙。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我们可以确切的得出结论：这尊文殊菩萨像毫无疑问是出自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创作。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源自一尊泛亚收藏的克什米尔11世纪文殊金刚铜像（图5.国内私人收藏），其同样呈现出手感沉重、几乎以实心铸造的特征，背部肌肉线条清晰饱满，两尊造像底部的黄铜材质以及铸造痕迹也都惊人相似。此外，这两尊造像所体现出的另一个醒目的标志便是面部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磨损，这应该与长期供奉与擦拭有关。可以想见，这两尊铜像都在查谟&克什米尔伊斯兰化之前就被带往东方佛教活动依然昌盛的地区继续供奉。
理论上讲，在公元14世纪中叶克什米尔地区被穆斯林占领之前，该地区的佛教活动始终在持续，佛教造像的制作亦不会停止。但事实是12世纪之后，我们只能更多地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寻找到以克什米尔艺术风格为主导的艺术创作。这尊文殊菩萨像，几乎成为了克什米尔佛教造像艺术最后辉煌时期的见证，使人们得以通过他所传递出的美丽，去遥忆那个法音长鸣的年代。
参阅：
1.Rob Linrothe，《Collecting Paradise—Buddhist art of Kashmir and its legacies》，2014年；
2. Ulris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tatues in Tibet》，2001年。
3.Goepper.R；Poncar.J， 《Achi》， 1997年；
4.Pritzker.T.J， 《The Wall Paintings of Tabo》， 1989年；
5.Vitali.R，《The Kingdom of Guge Puhrang》， 1996年；
6.P.Pal， 《Bronzes of Kashmir》，1975年；
7.霍巍、李永宪，《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2001年；
8.霍巍，《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曼陀罗与东方曼陀罗艺术》，1998年；
9.罗文华，《西藏古格那嘎拉赞咱王及其铜像分析》，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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