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董美人墓志（原石拓本） 镜心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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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登瀛本”流传推断兼及“二玄社本”“国图本”“登瀛本”之比较
嘉兴陶山于民国十三年前后从林白水手中购得“国图本”，据其题跋可知两条信息：
1.林白水除此外更有蝉翼精拓本（堪称稀世之珍）
2.又曾于陈淮生处见另一拓本，拓工较“国图本”稍逊
传世已知拓本记载中均称关中淡墨本、蝉翼拓本为最精。“蝉翼拓”只是一种说法，究竟墨色深浅到什么程度可以称“蝉翼拓”时，概念就非常模糊，说法也是大多以讹传讹。可见到的此志传世拓本中只有上海“陈景陶”本为淡墨拓本，字迹字口不清晰，整体较含混，似业余拓工所为，与传说中“稀世之珍”的盛名不符。
传世重墨本以故宫“张伯英本”为最，字口清晰、爽利，神采摄人，重墨厚重饱满。若以此重墨本为坐标，对比可称蝉翼拓的本子，又字口清晰具神采的似乎“二玄社本”比较符合特征。此本墨色不重，字口清晰，点画精细而神采奕奕，就传世不多几种版本来看最符合“希世之珍”的美誉！那么介于“张伯英本”和“二玄社本”之间的拓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图本”了，此本介于“重墨”与“蝉翼”之间，拓工亦精，均为精心捶拓，技术精湛，此三种类型可谓真本中最具代表性。
相信陶山在林白水处见到的“蝉翼本”必是类似“二玄社本”的精拓本，才可能会将稍逊的“国图本”售让出手。据陶山跋文中可知其又在陈淮生处见另一本较“国图本”略逊（这其中也不排除个人喜好和感情因素）。陶山跋文中将陈淮生本与“国图本”相比较可知，两本必然非常近似。

登瀛本与国图本比较：
1.“国图本”和“登瀛本”均是整张拓本，又均有沈树镛印迹，可能是引起对比的一个因素。
2.客观讲，“登瀛本”较之“国图本”拓工似略逊。但此两个拓本经比对又最相近。
3.陈淮生于1932年去世，据陶山题跋可知，陈氏所藏在身后即散佚，而据沈镛题跋“登瀛本”购于1939年，在时间节点上似也有吻合之处。
据此三点我们推断“登瀛本”极有可能就是陈淮生散佚的拓本。

登瀛本简介（沈镛、吴登瀛、沈树镛）
沈镛（沈联芳）
沈联芳（1870-1947），名镛，字联芳，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实业家。早年就读于私塾。16岁时在湖州城内恒有典当学徒。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其舅父荐至吴少卿。
以缫丝业起家的沈联芳，他最初在湖州丝商吴少卿开办的瑞纶缫丝厂当职员，几年后集资40余万两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后又陆续创办恒丰丝厂、庆华丝厂和锦成丝厂，成为响当当的丝业巨商。是上海丝茧业的领袖。作为丝茧业领袖，沈联芳在闸北华界自治运动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闸北开辟通商场的领袖人物之一，先后担任闸北商团会长、闸北商业公会会长等职务，民国后一度被推举为闸北市政厅副市长。民国四年，被推为苏、浙、皖丝厂茧业公所总理，连任十余年。同年11月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民国五年、民国七年两次连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主持日常会务。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与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联名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出“佳电”主张青岛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舆论大哗，不得不于民国九年六月与朱葆三联名辞职。
其间又任江阴利用纺织公司董事长、上海丰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丝业银行董事长、苏州太和面粉厂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中法求新厂、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董事、吴兴电器公司常务董事等职。
1906年春，孙中山到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首次与会加盟者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这12人中有10人是较为富有的商人。以后陆续加盟者有沈联芳、黄乃裳、许雪秋、郑聘廷、陈芸生、林文庆、陈嘉庚、李竹痴等400多人。
1910年正月，广州新军起义，未成。十月，胡汉民、 邓泽如奉中山、黄光和赵声之命，诸之新加坡，召集盟员开会于晚清园（晚清园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谋集巨资，拟在广州再举义旗，莅会捐资者有沈联芳、李孝章、周之贞等百余人，共得款三千余元，其中以沈联芳所捐一千元为最巨。辛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会员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宣统二年（1910年）任闸北商团会长。民国元年（1912年）任闸北市政厅厅长，发起在闸北筑路造桥，阻止租界向苏州河以北扩展。闸北市容逐渐兴盛，南北交通也日趋便利。现闸北的恒丰路和恒丰路桥就是用沈联芳所办的恒丰丝厂“恒丰”两字为名，用以纪念他的功绩。湖州会馆是1912年由 沈联芳创建，其时任闸北市政厅厅长，又任闸北慈善团总董，湖州同乡会会董，一二八事变时，沈在闸北的产业湖州会馆四厅及20余间殡舍全部被日军炮火所毁。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和上海总工会曾设在湖州会馆内，现该处已被市政府辟为纪念地。门前的会文路即为湖州会馆的名称而来。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在闸北的房产、企业以及所主持的各种慈善团体设施，几乎全被日机炸毁。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要其出任“上海副市长”等伪职，沈联芳不愿事敌，后避居英侨哈同的花园内，始得脱身。
昔日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闸北慈善团。沈联芳等人1912年在南星路（现天目中路540号）发起成立，设妇女寄养所、育婴堂、义冢、施粥厂等，办理娼妓从良的习艺事务，收养弃婴孤儿，掩埋，施粥，开办医院免费施医送药。每年收养婴儿200多人，收留从良妇女100余人，月均埋尸150具，每届施粥对象达万余人。经费由市政当局按月拨付，不足部分由董事捐助，或向社会劝募。1950年划归中国人民救济慈善总会。
吴登瀛
吴登瀛是著名实业家吴少卿之子，喜好金石收藏等艺事，曾为“清远艺社”成员。吴少卿是1880年前后的瑞记洋行买办，丝通事出身，成顺泰丝栈业主。在买办任期内购进瑞记洋行的瑞隆丝厂自行经营，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去世后由子吴登瀛继任。成顺泰丝栈经销辑里丝。吴少卿做丝通事时，坐了轿子到洋行，略懂“洋泾浜”英语，1893年设瑞纶丝厂。
1904年秋庞元济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见”开始在上海筹办龙章机器造纸厂，1907年投产，资本达61.6万元，董事中还有湖州丝商吴少卿等，它是辛亥前上海唯一的民族造纸厂，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也是开全国机制纸工业先河”的企业。
清远艺社。创立于1941年，由傅稚云、吴东迈、唐吉父、沈田莘、戚纪塘、杨清磬、凌万顷、谈建丞、张禹九等发起，定期举行画展。中途社务停顿。胜利后复员，又有陆培之、沈迈士、陈立夫、孙绿卿、唐冠玉、吴登瀛等四十余人参加 ，规定每天下午六到十时进行合作和研讨。
谈起“清远艺社”的创立，就要提到近代著名革命家陈其美在上海北京路建立的另一个湖州籍同乡会“湖社”（与北京单纯由书画家组成的“湖社”组织有所不同）。
陈其美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孙中山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并在上海光复后出任沪军都督，旋又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工商部长。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悍然宣布恢复帝制。陈其美与其它革命党人一起发动护国运动，并任讨袁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时年39岁。
缘于陈其美的上述政治背景，由他创设的“湖社”在上海各路同乡会中自然是鹤立鸡群了。不仅规模大，而且社址也非常的考究。抗爆发后，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成为东部沦陷区中的一只“孤岛”，散居在各地的一些文化名人也纷纷来沪逃避战乱。而“湖社”自然成为湖州籍书画家们聚集的重要场所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傅稚云、吴东迈、吴剑飞九位书画家既感叹国破家亡，欲以笔墨抒发抗敌愤慨爱国热情，又觉流离失所，艺事频临荒疏，在同是一股爱国思乡情怀、志同道合前提下，在1940年商议成立艺社，以利互相切磋艺事，继续创作。对于该组织的名称以元代赵孟俯所作《吴兴山水清远图》中的“清远”两字命名，盖“吴兴山水，以清远驰誉。”是为“清远艺社”名称之由来。定期举办社员作品展览会。但“清远艺社”成立没多久，因无固定社址及其它原因，社务无形中止。抗战胜利后，先参与创设“清远艺社”的凌虚等人深感有恢复原社的必要。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45年冬，“清远艺社”在湮没数年后又重见天日。其成员达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陈其采、陈立夫、陆培之、沈迈士、孙骏卿、唐冠玉、吴登瀛、潘公展、包小蝶、吴仲熊、吴藻雪、庞左玉、李绘秋、王孙乐、汪仰真、张锐、张乃燕、刘旭沧等。恢复后的“清远艺社”从湖社借得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作为社址，条件较从前大为改善，社员范围也较从前大为拓展。凡同乡中喜研金石书画、摄影、等艺术人士均可加入，每日六时至十时研讨艺术，或吟咏作文、或挥书作画、切磋艺事，交流学术，社务蒸蒸日上。“清远艺社”先后举办社员作品展五届，影响深远，开同乡书画艺术社团之首创。
沈树镛（1832-1873）
清藏书家、金石学家。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川沙城厢（今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官至内阁中书。生平收藏书画、秘籍、金石甚丰。尤对碑帖，考订精辟。
同治十二年病逝，身前所藏文物，陆续散失。《熹平石经》残字，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汉阳万氏购得。三十一年三箱碑版又为《老残游记》作者、甲骨文专家刘鹗所得。在刘氏日记中，记述沈树镛所藏碑刻拓本，有汉碑50余种，六朝造纸70余种，唐碑100余种，宋碑300余种，是东南著名的碑本收藏家。
其博学多才，长于考订碑版文字，嗜金石书画，精鉴别，收藏甚富，所藏秘籍珍本极丰，尤富于书画金石碑帖，建造有“内史第”别墅，中曾经藏有计汉碑、六朝造像、唐石、宋石等众多文物精品。学者俞樾曾称：“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同治二年（1863），他获得宋拓本西汉《熹平石经》，曾被“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收藏过，上有翁方纲、毕沅、武亿、孙星衍、王念孙等名家题跋。又因收藏到孙承泽“研山斋”藏本《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他欣喜之极，故将其寓所命名为“汉石经室”，另有“宝董室”、“灵寿华馆”、“郑斋”等。藏书印“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郑斋金石”、“沈均初藏书印”、“韵初审定”等十数枚。藏书散出后，多为吴大澄所得。与吴大澄、俞樾等过从甚密。
著述有《汉石经丛刻目录》、《汉石经室跋尾》、《书画心赏日录》，与赵之谦合撰《补寰宇访碑录》等。

鉴定此墓志的要点：
1.关中原石拓本是否都为淡墨蝉翼拓？据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题跋称，除此本外，陶山曾见过林白水所藏又一蝉翼拓本，这所谓的蝉翼拓本是否就是与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同属一种，是最初关中拓本。但据现藏原石拓本判断，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及故宫朱翼盦藏本、张振纲藏本虽不属于浓墨拓，但是亦不能划为淡墨拓，介于浓墨与淡墨之间，而故宫朱翼盦藏本题跋中孟继埙又自称为陆氏原拓，因此单纯以浓墨、淡墨来判断拓本的捶拓地点与时间是不准确的。
2.“州”字未损本是否存在？除了艺苑真赏社珂罗印本外，其余原石拓本中“州”字末笔皆有损。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亦有缺笔。
3.是否如王壮弘先生所说徐渭仁将原石磨去一层，使得后来的拓本字口变细？经所见拓本比较，除翻刻有字口较肥外，其余原石拓本未见明显笔画粗细差别。
4、关于关中初拓本和徐紫珊拓本之间的区别，只有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里提出，称“关中初拓本，皆用淡墨作仿宋蝉翼拓法，字划较肥，拓工精细。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本瘦细”。而故宫所藏三种拓本，字划笔道未有明显差异，无肥瘦之别。经过仔细比较，朱翼盦藏本和张振纲藏本，无论从墨色、擦法等都非常接近，似乎为同一批所拓，且与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也基本相符，只可惜张振纲拓本由于纸张破损和折痕处断裂，字缺损较多。张伯英藏本墨色较重，与其余两本拓法、拓工相距较大，整体最佳。
5、初拓本原石第六行“弹棋”两字间的划痕翻刻本没有。二是原石有多处细擦痕，如三行“美人”，四行“风采”，六行“妖容”，十八行“思”字以下五字等，字间均有多道线擦痕，而翻刻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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