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汴 竹菊图 立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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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5,000,000-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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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华古今绘画展览会”东京美术学校文库,昭和六年(1931年)。
2.“第二届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博览会”,北京,2010年10月22日-25日。
来源:Fine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Dingyuanzhai Collection,lot. 83,Sotheby’s Taipei,1994年4月10日
说明:此作经 项懋功、耿昭忠、耿嘉作、清宫内府、金城、金开藩、张学良递藏。
凌虚风竹影 傲寒野菊香
——项元汴《竹菊图》略析
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项元汴及其天籁阁的地位极其重要,他以雄厚的赀力及独到的眼光所建立起来的收藏帝国令人叹为观止。在与法帖名画朝夕相对的熏陶滋养之下,他的书画成就亦不可小觑。其审美品格直承江南文人绘画雅正一脉,信笔草草,直抒胸臆,表现出闲适优雅的趣味,为历代藏家所珍重。
项元汴《竹菊图》绘丛菊、野竹掩映在一躯湖石之间。数笔淡墨拖出斜坡,再于水墨未干之际勾画野草,点出苔石,以浓破淡,墨色自然晕散,矗立在土坡上的湖石则用一种更为大胆的方式画成:先用泼墨法画出大体的结构,然后因势勾勒,区分明暗相背,最后以浓墨点苔,提醒精神,进一步强化湖石的结构和层次。湖石左下,有一丛墨菊,枝叶纷披,颇具傲霜之意,在湖石上方斜逸而出的一枝墨竹,则极尽凌虚摇影之妙。全图纯用水墨勾勒渲染,以行草书的笔意入画,潇洒适意,收放自如,与陈白阳、徐青藤同一机杼,深得文人画萧散自然的意趣。项元汴在此图的题跋中讲到:睱日客有持陈道复没骨花册示予,遂因所见而效颦,学步邯郸而反失其故,多见不知量也。颇见这位大藏家的虚怀若谷。徐沁的《明画录》说项元汴的画“纵笔疏秀,神合处辄臻胜境”。用来评价这一幅《竹菊图》,确实是十分贴切的。
此图共有收藏印记二十一枚,朱蜕累累,形式上十分典丽,而且其间经手的藏家也多是一时收藏巨擘,今就其时间序列,略述如下。
在《石渠宝笈》三编的记载中,本幅入藏清宫之前的“收传印记”共有十一枚,其中“项叔子”一印为项元汴自用印。“项氏懋功”一印钤于“皋谟鉴赏”四字上,故宫博物院所藏项元汴《桂子香圆图》的右下角也有同样的题字和印章,其人即项皋谟,浙江嘉兴人,字懋功,号酉山居士,项元汴之孙,元汴长子项穆之子,项圣谟的堂兄弟。他著有《学易堂笔记》一书,国图藏有此书残本。由此知此画最初为项氏家藏,一直在其家族子孙间传承。
项皋谟之后,此图归清初耿昭忠、耿嘉祚父子所有。耿昭忠(1640-1686),字在良,号信公,汉军正黄旗人。原籍山东,徒辽东盖州。耿昭忠的祖父即清初三藩之一的镇南王耿仲明,其父耿继茂,兄耿精忠袭爵。耿仲明本是明朝将领毛文龙辖下的参将,毛文龙被袁崇焕处死之后不久,耿仲明率六千军归降努尔哈赤,授总兵官。顺治初年从多尔衮入关,后以战功封靖南王。这是耿氏家族最初的政治资本。耿仲明死后,子耿继茂、孙耿精忠先后世袭王爵,镇守福建。耿精忠及其弟昭忠、聚忠兄弟三人皆与清宗室公主联姻,被封额驸。
顺治十一年(1654),耿昭忠入侍清世祖,授一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十二年以贝子苏布图女为妻,例得多罗额驸,加太子少保,旋进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起兵造反,昭忠、聚忠兄弟率子请死,于家待命,后获得赦免。康熙十五年,耿精忠降,康熙帝授耿昭忠镇平将军,驻福州,代兄耿精忠治藩事。康熙二十五年卒,谥勤僖。
徐干学在《额驸将军勤僖耿公昭忠墓志铭》中说:公(耿昭忠)技勇猷略,超迈绝伦,又雅擅文章,工艺事,所居图书鼎彝照耀几席,鉴别不爽铢黍。与人言依于名理,亹亹终日不倦,客有引古而误者,未尝遽正之,必婉转议论,诵成文以相质,使人心折。旁及书法、绘事、琴、弈、箫、筑、医、筮、博之类,往往精诣。
徐氏此文虽不免有些“谀墓”之嫌,但我们也可以大体知道耿昭忠的为人。他爱好广泛,学养不俗,是一个聪敏而风雅的贵戚王孙。在他的家中,收藏着大量的书画古玩。而且,他并非那种徒务虚名的“好事者”,而是一位精于鉴赏的收藏家。考察经耿氏收藏过的古代书画,多为宋元以来巨迹,如王羲之《远宦帖》、倪瓒《江亭山色》、钱选《王羲之观鹅图》、唐寅《事茗图》、沈周《庐山高图》等等,可知他确实具备很高的审美品味。
耿氏之后,此图入藏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钤乾隆皇帝鉴藏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两方,又据《石渠宝笈》三编的“凡例”所载:“初编、续编各件书画后皆列鉴藏宝玺一条,兹一遵其例……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或曰秘殿珠林,或曰石渠宝笈,凡五玺。又加珠林三编或宝笈三编一玺,以示别于续编。”此图仍遵其例,钤鉴藏五玺及“宝笈三编”一玺。考察《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的项元汴书画,尤以书法题识类惟多,画则寥寥。初编著录项元汴绘画五件,除《柏子图》外,其余都为扇面;续编著录项氏绘画四件;三编著录包括本幅《竹菊图》在内的项氏绘画五件,其中墨竹一帧亦为扇面。清宫著录的这十四件项元汴绘画,今仍有部分存于两岸故宫,其他或散佚不见,见于私人所藏极为珍罕,所以此画尤为难得。
在《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十三册里,记载着项元汴这幅《竹菊图》至少自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到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都悬挂在养心殿里,足证历代帝王对此图的喜爱。
清末民初,此画经北京艺苑巨擘金城(1878-1926)鉴藏,钤鉴藏印三枚,后由其子金开藩继承。金开藩(1895-1946),字潜厂,号荫湖,工书、画,能承家学。1926 年 9 月金城去世,三个多月后,在其入室弟子陈缘督 ( 梅湖 ) 的提议下,由金城长子金开藩继承父志,会同其父的其他弟子惠孝同 ( 柘湖 ) 、赵梦朱 ( 明湖 ) 、陈少梅 ( 升湖 )、李五湖 等在金北楼故居钱粮胡同 14 号组织画会,金潜厂任总干事,陈缘督、惠孝同任副总干事。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专业美术杂志《湖社月刊》,金开藩任总编。1931年,此图参加《日华古今绘画展览会》,出版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之后又相继发表在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湖社月刊》第五十六册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艺林月刊》第四十期上,其时尚无张学良藏印,《湖社月刊》上标明为:金潜厂藏。可知张氏得此图于1933年之后,而其下限则为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
此图归张学良后,钤鉴藏印七枚。张学良的收藏牵连着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最富传奇色彩。
张氏收藏书画的定远斋,确实为近现代以来收藏历史上无法绕过的“重镇”。东汉的班超少负大志,《后汉书•班超传》说他“尝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奉使西域,立功,封定远侯。”后世遂以班定远称之,张学良年少得志,统辖东三省,其身份略与班超相似,为国家平定边境,建功立业,应该是此斋号之取意。张学良的收藏活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以古代书画作品为主。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张氏帅府内钱财及其十余年间收藏的大批古代书画运往北平,送交张学良本人。为顾及公众影响,张并未收下,命日军原样运回沈阳。之后迭经战火,许多珍贵藏品散失各处,其中唐摹本王献之《舍内帖》即流入日本。不过张学良的鉴藏活动并未因日军的侵略而终止,在北京、天津等地,张学良继续搜访法帖字画,不遗余力,所以其后期收藏亦蔚为大观。本幅项元汴《竹菊图》上钤“毅庵主人九一八后得品”一印,也可以印证此图得自于张氏离开沈阳之后。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他将庋藏在西安行署中的书画委托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W. H. Donald)暂为保管。后来由赵四带人转移到浙江奉化溪口,暂存于雪窦山中国旅社的库房。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批藏品随他辗转于皖、赣、湘、黔等地,最后到了台湾。
1961年张学良解禁,张的五弟学森当时定居夏威夷,在某航司工作,派长女闾蘅与次女闾芳留在台湾,照顾张学良起居。至1990年,张学良彻底解禁,91年访美,又到夏威夷张学森家中长住,当时已有意在檀香山终老。到了1993年底,绿卡已有眉目,张氏家属遂力劝张学良、赵四将书画藏品以专场形式进行拍卖,最终取得了二人的同意。这批藏品在1994年的苏富比“定远斋藏书画专场”中全数高价成交,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这一幅《竹菊图》不仅艺术水准上乘,又经历历史上如此多大家的鉴藏,拥有了传奇的身世,其珍罕独特当是毋庸多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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