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澄勘跋古器物墨拓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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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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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清拓本
4镜框 纸本
金石佳好
—吴大澄旧藏并题金石器物墨拓十种
此四帧拓片为清代金石大家吴大澄所拓并题跋，其纸墨精良、墨色匀净，加上吴氏之题跋和枚枚朱印点缀于黑白之间，是一件件可读、可观的精拓，也是一件件使人流连忘返的艺术精品。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窥见清代金石学家对于此类精拓的如痴如醉。
吴大澄（1835年—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后，曾入李鸿章幕，后授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又曾两赴吉林，屯边、练兵、勘界，1887年后任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宦踪遍及东南西北。其为晚清重臣，是清流派官僚的代表，赈灾治河，声誉鹊起，上书谏言，素有直声，《清史稿》有传。
吴大澄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古文字学家。其秉承家学，博学精通于辞章训诂，喜好金石文字，精于鉴赏，收藏不遗余力。其收藏大概始于进入翰林院期间。同治十二年（1873），吴大澄任职陕甘学政，得良机来到古器富有的三秦之地，任上三年其寻访金石的活动未曾间断，毕其一生也未尝稍歇。聚藏门类囊括吉金、古玉、书画、碑帖、古印、封泥、文房等，过眼珍品不下万余件，收藏之富可敌国。
吴大澄在收藏金石时，常以所藏金石来为其书斋命名，如其在陕西即将离任回京之时，即光绪三年（1877）三月期间，在西安以购得周代名器“愙鼎”，因此改号为“愙斋”。其斋名粗计有：颂轩、止敬室、止敬堂、白云山馆、师籀堂、瑞芝堂、八虎符斋、十二金符斋、十六金符斋、百二长生馆、双罍轩、汉石经室、两壶盦、双瓴居、十圭山房、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梅竹双清馆、玉管山房、珏斋、玉佛龛、郑龛、瑶琴山馆、十铜鼓斋、两秦鼎室、宝秦权斋等，大多与其藏品有关。
吴氏一生为金石学传播和古文字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功绩，其传古之功影响深远，范围广泛，基于其弆藏之富、考证之创、文字之学、著述之丰、书画之艺等几个方面。晚清金石学研究成果中，吴大澄在文字考证与器物形制等方面建树最大，其所著《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集古录》、《十六金符斋印存》等著述，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高，可证其对金文和古玺文字等材料的搜集贡献之大；尤其是《愙斋集古录》，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评价为“金文中一优良著述”，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更在序中称“清代古金文之学，至吴氏而中兴”。著名学者杨树达称吴氏“颇有悬解”“多独创之见”。 其所著《说文古籀补》，据青铜器铭文补许慎《说文》之遗，改误订正，且多信实，撼动了《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的千年权威，此书一出，古文字研究才走上科学之途。《古玉图考》是吴大澄考证品第平生所藏众多玉器而成，刊布以来被传统研究者一直奉为古玉研究之经典。又以权、量、古兵、钱币等，比对《考工记》等文献记录，成《权衡度量试验考》一书，开度量衡史研究风气之先。
此吴大澄勘跋之墨拓四帧，源自其所藏西周至元代延佑五年（1318）之古物遗珍，其中乙公簋（西周）、斧（春秋）、秦二世诏版（秦）、泥封（汉）等墨拓深具历史文献价值。
汉始元铜烛定，据拓片可知其为圆形盘侧有一扁鋬。器拓右上隶书“汉始元铜烛定”，旁题“汉阳叶氏旧物文见翟氏隶辨”，钤“恒轩金石”朱印。圆形灯盘壁外侧有“苦宫铜凫喙烛定重一斤九两×五寸始元二年刻”铭文，据铭此物自名为“烛定”，“定”通“锭”，也就是汉代的铜灯；侧面有一扁鋬，依铭文可知其可能为“铜凫喙”。此物为汉阳叶志诜旧藏，始元为西汉昭帝年号，始元二年即就是公元前85年。
宋合同铜牌仅存一半，其右隶书题“宋合同铜牌”，左为楷书铜牌铭文“宣 庆固路提控军 堪同”，侧钤“愙斋审定”朱印。
泥封共计6枚，三行每行二枚拓印，计有“胶东相印章”、“庐江太守章”、“上党守丞”、“水衡都尉章”、“建成邑丞”、“牂牁太守章”各一，根据封泥铭文可断均为西汉封泥，皆为西安出土。右上篆书竖题“泥封”二字，左侧行书题注“新得泥封胶东相印章一、庐江太守章一、上党守丞一、水衡都尉章一、建成邑丞一、牂牁太守章残字一、皆西安出土”，钤“清卿”白文朱印。
泥封，又叫“封泥”，是古代用来密封文书的遗物，是古代用印的痕迹，一种盖有印章的干燥而坚硬的泥团。据载，泥封使用于战国至汉魏间。近世泥封实物的发现要到清道光二年（1822），四川一位农民在田间挖掘山药时，发现一个坑窖，从中起出不少比铜钱略大的扁泥块，其上均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奥。这些泥封流传至北京，被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龚自珍、刘喜海等珍藏赏玩，成为一种前所未见金石文物被广泛追逐、珍藏。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对封泥的价值如此评价：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纪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
此6枚泥封墨拓自吴氏珍藏的汉代泥封，在当时应属弥珍之物。吴大澄作为晚清研究泥封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所藏古泥封不下百余种，并著有《愙斋所藏封泥目》。泥封独特的印文形式，在线条形态、边沿样式等方面，为后世篆刻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和借鉴。我们从拓片上的枚枚朱印中也可看到，吴氏制印亦取法于封泥。
元延佑权为六棱六面，上有方形钮，下有底座，一面之上阴刻 “延佑五年兴元路造”8字铭文，右上隶书竖题“元延佑权”，左下钤“恒轩所得”朱印。
据拓片可知，乙公簋器失仅存盖，全铭为“彔作文考乙公宝尊簋”。右上竖行篆书“乙公簋”三字，旁行书题“器失盖存，丁丑春正月得于川沙”，钤“十铜鼓斋藏器”印。根据题跋可知，吴氏1877年得此器于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簋既是礼器，也是身份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和周代礼制，一般认为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乙公簋据铭文风格和铭文系联可断为西周穆王时期器，铭文中“彔”为作器者，“文考乙公”是“彔”的父亲。此器是“彔”为其父所作之器，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3702器，“彔”为其父所作之器还见于《殷周金文集成》之彔簋（3863器）、彔卣（5419、5420器）。另，《殷周金文集成》收录之彔作辛公簋（4122器），是“彔”为其祖父所作之器。根据金文资料可知，“彔”当为穆王时期的贵族，且为师伯雍父的属下。遗憾的是，此簋被吴大澄收藏时“器失盖存”，吴大澄亲自墨拓簋盖中的铭纹并跋款，足见其对此器之珍视。
斧作正反两面拓印，右上篆书“斧”，下篆书题注“潘氏攀古楼藏有郘太叔贰车之斧与此略同”，钤“吴大澄”朱印。从题跋可知吴大澄对潘祖荫所藏铜器非常熟悉，进而左证吴氏与潘氏之深厚交游，二人关系甚密，交往之中潘氏为座师之尊，常常命吴氏为其代劳，吴氏也乐意为之效劳，潘祖荫所藏铜器整理、铭文考释等皆有吴大澄之功。
符是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的凭证，因最早呈虎形，亦称虎符。唐朝建立后，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鱼形符，称为“鱼符”。这两件唐代鱼符均作鱼形，分为左右两半，中间有“同”字形榫卯，可相契合。其一鱼符铭文为“九仙门外右神策军”，下行书题注“神策军鱼符得于长安市上”，钤“清卿”白文朱印。山东省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也藏有一件唐代铜“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鱼符。史料记载，九仙门是唐代大明宫西面靠北的城门。天宝十三年（754），朝廷为防御吐蕃新设的一支边兵首称神策军，成为唐代中后期的中央禁军。后朱温诛杀宦官，神策军同时被解散。由此可推测这件鱼符的使用年代应在广德元年（763）至天复三年（903）之间。
另一鱼符铭文为“同州刺史传佩”，题注铭文，钤“愙斋审定”朱印。此类刻有“某州”、“某州传佩”、或者“某州刺史传佩”铭文的鱼符，应为“易守长”用途的鱼符，即就是新任官员持此类鱼符到履职地点，勘验无误后方能就职。
两枚鱼符之上篆题横书“唐鱼符二”，旁钤“恒轩手拓”朱印。此二鱼符均收录于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
玉佛造像为正反两面，均为一佛二菩萨造型，侧面有阴刻发愿文“像主刘达夫□减㓮家珎为女磨子造玉像一区”，左钤“玉佛龛”朱印。根据造像风格推断，其时代可能为北朝。拓片上篆题“玉佛龛所藏古玉造像”，旁注“此玉像在关中秦子衡刺史为余购得之”，钤“吴大澄印”朱印。玉佛龛是吴大澄斋名之一。
此玉佛拓样也出现于2019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徐翰卿 吴大澄 （拓）（题） 金石彝鼎拓本 四屏立轴”之中，细较两个拓本，拓片三的拓印要精细得多。
玉珑拓片篆书“古珑”二字，旁题“祷旱玉龙文”，钤“恒轩所得”朱印。下有题跋曰：“说文训珑为祷旱玉，此玉琢龙为文，其为古珑可知，制作古朴，直可作三代彝器观也，左传昭公使衍献龙辅于齐侯，正义引说文为说，得此可为诂经之一助。”钤印“吴大澄印”。此玉珑收录于吴氏之《古玉图考》。
吴大澄在任陕甘学政期间，于西安收集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玉，并对其加以深入研究和考证，认为这些古玉为 “三代礼器”。在当时，此种认识实属难得，为其后古玉器研究提供了范式。在其丰富古玉收藏的基础上。其晚年所著《古玉图考》更是旷世之作。
秦二世诏版拓片，文字可辨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其上篆书题跋“秦二世诏版为汉阳叶氏所藏余得之平安馆故址瓦砾中铜质经火剥损而字多完好甚可宝贵”，加盖“两秦鼎室”朱印。根据题跋可知，此物原为汉阳叶志诜旧藏，吴氏得于平安馆故址。其旁钤“诏发”朱印一枚，篆书题注“此亦秦印与吕不韦戈诏事同”，说明此枚印章是据秦文字而篆刻，其文字与陈介祺所藏“五年相邦吕不韦”戈内部背面之“诏事”风格相同。
秦诏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在书法史上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列国文字异形的状况。本件秦二世诏版同样出现于《愙斋集古录》。
拓印，也称捶拓，传拓，是用纸和墨将碑刻、铜器、砖瓦、货币等器物上之文字，花纹印制下来的一项技术，其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之一。拓印对古代文化保存、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宋代自金石学形成以来，拓片即成为金石学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和研究对象。一般而言，金石学著述均是建立在广泛搜求拓片和研究拓片所呈现的文献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拓片，就没有金石学。至清代，金石学兴盛，拓片制作、流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传拓技术进一步发展，拓片制作更加精美，拓制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并出现了青铜器的全角拓法，达到传拓技术的最高境界。
吴大澄所在的晚清，是金石学兴盛、慕古收藏之风极盛之时。与吴氏交游者均是一时俊彦，陈奂、俞樾、吴云等人对其金石研究影响至深，同时与潘祖荫、翁同龢、张之洞、陈介祺、王懿荣、赵之谦、吴式芬、叶昌炽等金石名家、学者结交，谈金论石，考订校勘。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金石之学中，以文人名流为主的鉴赏收藏诸家，皆为好古敏求之士，考索绝学、耽玩金石的流风雅韵，代有传承，乐此不疲，无不热衷于古代器物碑版的传拓，他们之间以及与那些拓工高手之间的交流互动，都是极有意思的文化景观。
晚清金石学家都遍找好的拓工，以求精拓，吴大澄当然也不例外，这种追求精拓的风气极大地促进了拓印技术的改进和提升。白谦慎先生所著《吴大澄和他的拓工》[ 白谦慎：《吴大澄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以独到的学术视角和功底扎实的研究功力，以拓工为经，向我们展示了吴大澄氏的仕历交往。白着以吴大澄自定义年谱所记，述吴氏自少年时代，得外祖父韩崇（履卿）启蒙，喜集金石拓片；并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东京启圣禅院真身瑞象》拓片上“履卿手拓”之印，推吴氏少时可能受外祖父影响，已经会制作拓片。更多引吴氏日后与当时友人往还信札中所及，评介其不仅曾手拓金石，且精于此道。与吴氏交往甚密的金石大家陈介祺，不仅收藏宏富，且特别究心传拓之艺，尤擅椎拓技艺，其手拓及监拓的金石文字拓片纤毫毕现、精美绝伦，其《簠斋传古别录》有专论传拓技法；而且陈介祺对盂鼎这样的重器，专门请求吴大澄手自精拓，认为其椎拓水平颇高。
可见，吴大澄本人就精于拓印，这四帧拓片为吴氏所珍藏，必是拓片中的精品。存世一些拓片款识有吴大澄署名，如陕西岐山县博物馆藏吴氏手拓铜器全角拓立幅一组四件，署有“吴大澄手拓并题”，可证当为吴氏亲拓[ 转引自郭玉海：《晚清民国间的“名人传拓”与“传拓名家”》，《故宫学刊》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以往还未发现可证为吴氏亲拓的印章。拓片二中，两件唐代鱼符旁钤盖“恒轩手拓”之印，说明此四帧拓片是吴氏亲自拓印。此枚“恒轩手拓”之印是迄今所见唯一可证为吴氏亲拓的印章，更加弥足珍贵。
吴大澄作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其还精通书画，兼善治印。在清代的书法史上，其引领金文入篆，大篆独树一帜，堪称晚清篆书之巨匠。其篆书喜用隶书书款，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之趣味。其能篆刻，善治印，由于鉴赏、收藏了数量丰富的古玺印量，眼宽手高，篆刻深得古朴之趣，尽得所藏金文古玺之风流。根据书体、用印可知，此四帧拓片时间跨度很大。其题名、题跋极其讲究，可见篆、隶、楷、行等多种书体，一般均为两种书体题注；拓片用印极其考究，含恒轩金石、清卿（2次）、愙斋审定（2次）、恒轩所得（2次）、十铜鼓斋藏器、吴大澄、恒轩手拓、吴大澄印（阴文）、吴大澄印（阳文）、玉佛龛、两秦鼎室、诏发，达十五次之多。此四帧拓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黑白的世界，题名、题跋所用书体的变化，枚枚考究的朱印，使拓片具有了灵动精致之美，每一帧拓片当为吴大澄亲拓或监拓的精品，足见其之用心、用力。
通观区区四帧拓片，其所拓之物就已包含吉金、古玉、封泥、符节、权衡等品类，足可见吴大澄氏收藏品类之丰和数量之巨。此四帧拓片是集合拓印、书法、篆刻与一身的艺术精品，为吴大澄所藏之精拓。细细揣摩、体悟这四帧精拓，我们在欣赏古物之精美的同时，可以领略吴氏书法之精绝，吴氏篆刻之古朴。它们既是晚清精拓的代表之作，也是文人名流痴情金石的雅韵流风，更是晚清金石学兴盛的实物见证，是极具历史价值、人文情怀、艺术品味的收藏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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