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康丁方彝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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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7,000,000-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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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
1.叶志诜（1779-1863）旧藏
2.潘祖荫（1830-1890）旧藏

该方彝高13.14、口横14、口緃12厘米。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出土时未见其盖，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鼓腹增添了器体在造型上的曲线变化，使器物在庄重中不失优雅，肃穆中平添生气。周身八条厚重的扉棱更强调了器形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得器物显得更加稳重大方。传世曲壁鼓腹方彝皆为重器，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作册夨令方彝，日本根津美术馆的荣子方彝，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折方彝等。目前已知世界范围著录的这类方彝仅有17件，绝大多数为博物馆收藏。康丁方彝是目前可合法流通的唯一曲壁鼓腹方彝。
整器表面满盖红斑绿锈，皮壳斑驳自然，明代时应该已经出土，为识 者宝藏。
此器内底铸铭文四字，为典型商晚期的字体和文风。关于铭文的解释，历来有「康丁女皿」，「康女丁皿」，「女康丁皿」等多种意见。「康」是是祭祀对象的名号，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研究》指出：「康字训安乐，训和静，训广大，训空虚。……康字必以和乐为其本义，故殷周帝王即以其字为名号。「有趣的是，商朝第二十六位帝王的庙号也是康丁。吴镇烽先生解释，「上古时期，王侯可以称」孔甲「、」康丁「，一般贵族也可以用其命名，」母康丁，皿「就是皿族首领过世的母亲，名叫康丁。这件方彝就是皿族首领为祭祀母亲康丁而铸造的礼器。唯传世铜器人名中冠以康的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方彝受祭人的地位。

叶志诜（1779-1863年），字东卿，湖北汉阳人，清代著名学者、青铜器收藏家、藏书家，书法家，贡生出身，嘉庆九年（1804年）入翰林院，官拜国子监典簿，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后辞官。学问渊博，长于金石文字之学，能辨其源流，剖析毫芒。收藏金石、书画、古今图书甚丰。编撰有《平安馆书目》，所藏金石古器，在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和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中多所采录。其子叶名琛（1807-1859年），字昆臣，清朝中后期著名封疆大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广东巡抚，咸丰二年（1852年）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自诩“海上苏武”。他不食英人食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而叶志诜仓皇归里，生平所蓄文字古器荡无一存。
潘祖荫（1830-1890年），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通经史，好收藏，清代三朝元老，咸丰二年一甲探花（第三名），授国史馆协修。同治年间（1862-1874年）任工部侍郎、署理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特旨赏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后又任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行走，兵部尚书等。通经史，精楷书，藏金石甚富，为晚清青铜器收藏巨擎，青铜器三大国宝中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是潘氏旧藏。

该方彝高13.14、口横14、口緃12厘米。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出土时未见其盖，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鼓腹增添了器体在造型上的曲线变化，使器物在庄重中不失优雅，肃穆中平添生气。周身八条厚重的扉棱更强调了器形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得器物显得更加稳重大方。传世曲壁鼓腹方彝皆为重器，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作册夨令方彝，日本根津美术馆的荣子方彝，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折方彝等。目前已知世界范围著录的这类方彝仅有17件，绝大多数为博物馆收藏。康丁方彝是目前可合法流通的唯一曲壁鼓腹方彝。
整器表面满盖红斑绿锈，皮壳斑驳自然，明代时应该已经出土，为识者宝藏。
1. 商周之际青铜礼器中最高级的纹饰
其主体花纹是阔口獠牙、鼓目曲角的兽面纹（过去称为饕餮纹）布置在四壁角隅，以扉棱为兽面鼻梁，同时与方彝的鼓腹相配合，突显了兽面的立体感，做到了器形和纹饰的和谐统一，每组兽面后下方又增饰由七个小乳丁构成的圆涡纹，布局精当，疏密有度。颈部和器足的夔龙纹也是以四角的扉棱为中心，两两相对布置，从四壁正面观看则为相背而行的夔龙，从四角观看又是四组兽面纹，与腹部的兽面纹主从相配，相得益彰，呈现了方彝装饰的狞厉之美。地纹采用细如发丝的云雷纹，回旋盘绕，一丝不苟，做工非常精到。该方彝造型与妇好偶方彝、耒方彝有相似之处，但更接近西周早期的万甫方彝，纹饰和铭文字体具有商代晚期的时代，所以它的时代应断定在商代晚期后段，约在帝乙、帝辛（纣）时期。
其兽面纹层次分明，凹凸有致，突出了眉、眼、鼻等各处的刻画，给人以庄严凝重之感。其鼻梁处以扉棱的形式表现，扉棱的雕铸亦笔直厚重，其丰富的层次与雄强的气势可谓商周青铜礼器中最高级别的纹饰工艺，与皿方罍器身所使用的的兽面纹搭配云雷纹，结合扉棱的雕铸工艺可相互参照，二者均给人以雄浑庄重，富丽堂皇之感，是为商周青铜礼器狞厉与雄强之典范。
2. 历代器物仿古的标准样式
中国的仿古之风自始有之，其实这本身亦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一种见证。而宋代则是开明清仿古热潮之始，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五百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并真心地热爱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劲吹制造了条件。而时人所能见到的商周青铜礼器就成为当时仿古器物的重要灵感来源，此件方彝，无论其纹饰与造型各个方面均在明清商周青铜礼器的收藏体系中独树一帜，历来被视为仿古两周方彝的标准样式，可参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白玉长方彝。

康丁器百年后现身 说尊道敦原是方彝
——康丁方彝赏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吴镇烽
康丁方彝曾经被称为“康丁彝”、“康丁尊”、“康丁敦”、“康丁簋”，最早著录于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仅有铭文摹本，称其为“彝”，其后有著录铭文拓本者，但所见十余种著录，均无器形图像。所以，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青铜器学界和收藏界谁也没有见过它，也不知道它是甚么器物。
据记载，曾为叶志诜收藏。叶志诜（1779-1863年），字东卿，湖北汉阳人，官至兵部郎中，后辞官就养于其子叶名琛（先后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在广州的节署。学问渊博，长于金石文字之学，能辨其源流，剖析毫芒。收藏金石、书画、古今图书甚丰，所藏青铜器见于乾隆年间自撰的《平安馆藏器目》者凡一百六十一器（见《丛书集成初编》），其中不乏精品重器，如趩尊（后归吴大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扬簋、齐侯簋、伯太师盨等。二次鸦片战争中，其子被英军俘虏，叶志诜仓皇逃归故里，生平所藏金石古器，流散殆尽。叶氏的藏品大部分辗转进入北京琉璃厂铺肆，继而流转到其它大收藏家手中，青铜器中的精品多为潘祖荫所得，康丁器就在其中。潘祖荫（1830—1890年），字在钟，号伯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潘世恩（1769-1854年）孙。咸丰二年一甲探花（第三名），官至工部尚书 。通经史，精楷书，藏金石甚富，为晚清青铜器收藏巨擎，青铜器三大国宝中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是潘氏旧藏。潘氏死后，其后人将大部分藏品从北京运回苏州善为保管，其中大克鼎和大盂鼎至直1951年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给国家，放置上海博物馆陈列（大盂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潘氏收藏的青铜器甚丰，《攀古楼藏器目》凡四百五十器，后来也不免有所散逸，康丁器就在二十世纪初被一位欧洲收藏家购去，至今一百一十多年间，一直秘藏不宣，亦无图像传出。
该器曾著录于吴式芬的《攗古录金文》卷一之二第五十七页（光绪二十一年吴氏家刻本）、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下卷第三十八页（光绪三十四年朱之溱石印本）、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卷八第八页（光绪二十二年成书，民国七年涵芬楼影印）、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十七第二十三页（光绪二十五年印本）、盛昱《郁华阁金文》己14（书成未刊印，2005年出版的《金文文献集成》收录其中）、罗振玉《殷文存》卷一第十六页（1917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石印）、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七第二十页（1935年初版）、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二十二页（1937年日本珂罗版精印本）、严一萍《金文总集》2008（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七册10537（中华书局1984年）、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八287页0400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书收录。但是著录的仅为铭文摹本或拓本，均无图像。所以，《攈古》、《殷存》、《三代》、《小校》、《敬吾》等称其为“彝”（这个彝并不是专指方彝，而是一种泛称），《缀遗》称“尊”，《愙斋》称“敦”（清代及其之前均将“簋”称为“敦”），而《集成》称“器”（《集成》所称的“器”是一些不知名的器物），《总集》称“簋”，在拙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也根据《总集》而称其为“簋”。
时隔一百一十多年，康丁器终于露面了，最近笔者目睹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初见该器，使人颇为惊异，它既不是尊，也不是敦，更不是簋，而是一件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铸工精湛的方彝。
“彝”是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统称。《尔雅·释器》：“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酒尊，彝其总名。”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代《博古图录》称侈口无盖之簋为彝，但其铭文往往自名为簋。《宣和博古图》将一种无盖，器腹侧面与横截面皆为长方形，四隅与腰间有扉棱，方圈足之器亦称之为彝（图一）。容庚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指出，此种方形彝无所系属，故别为一类，乃名之曰方彝。后世出土的这类器物铭文中也未发现器名，因而考古学界仍沿袭容庚之说，称其为方彝。然而目前所称的方彝有的器形亦接近方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亚丑方簋（图二）除去双耳则器形与无盖方彝无异。近年的论著中，亦有称无盖的方彝为方簋者，如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古代中国瑰宝：玫茵堂藏青铜礼器》展览中展出的一件鸮纹方簋（图三）。而考古发现中亦曾在未经盗扰的墓葬中发现无盖的方彝，如安阳小屯五号墓出土一例妇好方彝（图四）。因此，这类无盖方彝在古代的名称和确切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方彝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截面纵短横长，有如一座古代宫殿建筑。器体大多有四条或八条棱脊（也称扉棱），俗称为“出戟”。方彝在青铜器中是地位崇高的器类之一，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好墓中就出土五件方彝，其中还有一件曲壁鼓腹的偶方彝（连体方彝）。方彝造型别致，纹饰精美，但数量较少，颇受中外收藏家所喜好。
该方彝高13.14、口横14、口緃12厘米。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出土时未见其盖，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鼓腹增添了器体在造型上的曲线变化，使器物在庄重中不失优雅，肃穆中平添生气。周身八条厚重的扉棱更强调了器形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得器物显得更加稳重大方。传世曲壁鼓腹方彝皆为重器，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作册夨令方彝，日本根津美术馆的荣子方彝，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折方彝等。目前已知世界范围著录的这类方彝仅有17件，绝大多数为博物馆收藏。康丁方彝是目前可合法流通的唯一曲壁鼓腹方彝。更令人欣赏的是它的设计巧妙，铸造精美的纹饰。康丁方彝的主体花纹是阔口獠牙、鼓目曲角的兽面纹（过去称为饕餮纹）布置在四壁角隅，以扉棱为兽面鼻梁，同时与方彝的鼓腹相配合，突显了兽面的立体感，做到了器形和纹饰的和谐统一，每组兽面后下方又增饰由七个小乳丁构成的圆涡纹，布局精当，疏密有度。颈部和器足的夔龙纹也是以四角的扉棱为中心，两两相对布置，从四壁正面观看则为相背而行的夔龙，从四角观看又是四组兽面纹，与腹部的兽面纹主从相配，相得益彰，呈现了方彝装饰的狞厉之美。地纹采用细如发丝的云雷纹，回旋盘绕，一丝不苟，做工非常精到。该方彝造型与妇好偶方彝、耒方彝有相似之处，但更接近西周早期的万甫方彝，纹饰和铭文字体具有商代晚期的时代，所以它的时代应断定在商代晚期后段，约在帝乙、帝辛（纣）时期。
此器内底铸铭文四字：“女（母）康丁”（图二）。关于铭文的释读，曾有多种意见。一种读为“康丁女皿”，一种读为“康女丁皿”，另一种读为“女康丁”。“”系族徽，释“皿”是错误的。我以为此铭文应读为“母康丁，”。“女”、“母”本为一字之分化，在此读为“母”。“康”和“孔”等字一样是祭祀对象的名号。夏王有孔甲，商王有康丁。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研究》指出：“康字训安乐，训和静，训广大，训空虚。……康字必以和乐为其本义，故殷周帝王即以其字为名号。”上古时期，王侯可以称“孔甲”、“康丁”，一般贵族也可以用其命名，“母康丁，”就是 族首领过世的母亲，名叫康丁。这件方彝就是族首领为祭祀母亲康丁而铸造的礼器。所以，依据青铜器定名通例，该方彝应称为母康丁方彝，也可简称“康丁方彝”。从受祭人使用日名（用甲、乙、丙、丁等天干作为死者名称。殷人用日名，周人不用日名）可知，该家族是殷人贵族。
“”在铭文中还写作“、、”等形，目前所见带“”族徽的青铜器除本器外还有32件，包括鼎、簋、爵、觚、觯、斝、尊、勺、盉、戈等器类，绝大部分为商代中晚期之物，只有辟卣和父卣是西周早期器，另外还有一件鬼壶为西周中期器物。可见氏是殷人中的一个显赫氏族，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到西周中期，世代相替，绵延不衰。
总之，康丁方彝造型魁伟，器壁厚重，铸造精细，纹饰华贵俊美，铸有铭文，且流传有序，是中国青铜器艺术宝库中的一件瑰宝。它的价值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研究价值而外，它开了西周曲壁鼓腹方彝艺术风格的先河，为方彝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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