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禅师李惠月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五》（尊名泥金银写本）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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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5,000,00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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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元代忽必烈时期至元二十八年（1291）写本

1册 瓷青纸本

提要：
1、 本件为新发现的元代金银泥磁青纸写经，金银辉映，极堪赏玩。中国磁青纸写经多由王室贵族及高僧出资抄写，存世极少，李惠月写经作为现存元代最早的金银泥写经，有明确的年款和发愿人，书写端严，扉画精美绝伦，是一件极为珍贵的佛教艺术品。
2、 卷首扉画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求法图中的婴戏题材，为他卷所无，可视为元代佛教绘画之佳作，可补《元画全集》之不足。
3、“李惠月写经”为存世孤本，仅有零卷传存，也是元代最早的金银字写经，故皆为藏家珍重。此卷为卷第七十五，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存七十一至七十三以及普严行愿品，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曾专门撰文，此件与其相邻，可补公藏之缺。
4、光明禅师李惠月为西夏遗民，其时代相当于由宋入元，画工杭州沈镜湖、沈应祥父子，当是世代为画者，故扉画实有宋画风格。

新发现的元代李惠月泥金银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五
南京大学 金程宇
保利拍卖公司新征集元代光明禅师李惠月手书泥金银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五，卷首有两开四折精美扉画，系新民间发现的李惠月写经。据卷末发愿文，知李惠月仅写过一次金银字本《华严经》，故存世各卷皆属孤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关于西夏遗民李惠月的生平，日本学者小川贯弌最早在《光明禅师施入经典とその扉画——元白云宗版大藏经の一考察》（《龙谷史坛》30号，1941年）有过初步考察；李际宁先生在《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载《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关于西夏刊“汉文大藏经”》（《文献》2001年1期）根据国内外所藏大藏经题记、写经，对其生平有更深入的考证，已得到了较清晰的认识。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光明禅师祖籍陇西，俗姓李，惠月（或作慧月）为其法名（又，佛经刊记有作“李立叉”者，根据高山杉先生考证，“立叉”为西夏语大德之意）。其自云“七嵗遭掳”，很可能发生在1227年蒙古围攻大兴城时期，则李惠月约生于1221年左右，时当南宋嘉定十四年。九嵗时至贺兰山佛祖院出家，师从道明禅师，“旦夕咨参”，获得印可。此后开始云游生涯，“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说明他曾在福建和嘉兴寺院担任过僧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他担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知其又重囘北方，此时惠月已年届古稀，或为其终老之地。
李惠月晚年的主要事迹是刊经和写经。现存其捐刊的碛砂藏、普宁藏十件，除牌记外，部分带有题记，是了解李惠月生平的珍贵资料。另外尚存李惠月至元二十八年（1291）题记《大方广佛华严经》泥金银写经多件，国内外公藏今知有十卷，即四川省新都县宝光寺收藏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第三批国家古籍珍本名录00338）、苏州西园寺藏卷七十七，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以及普严行愿品四卷。民间私人收藏为卷七十九、卷八十，乃近年发现。此次保利拍卖公司出现的卷七十五，亦长期不为学界所知，作为新发现的佛教艺术品，颇为珍贵。
现存《大方广佛华严经》泥金银写经，多有李惠月至元二十八年四月八日题记，署“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则其完成时已在长安。但观卷首扉画，多有“杭州路奉溪界峰画士/沈镜湖同男应祥绘画/华严经像八十一卷”题识，知扉画为杭州画师所作。考虑到全书八十一卷的篇幅，加上八十一幅（皆二开四面）金泥扉画，这一写经的全部完成恐怕耗时不短。那么李惠月又是如何获得这些扉画的呢？考察光明禅师的晚年任职事迹也许可以获得些许线索。今存李惠月所刊《入楞严经》卷一题记作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正月，时“诣福州路为官，将梯己嚫资，起大悲愿，印十二藏经”，知其在福建任职时主要是捐施刊经。题记中未言及写经一事。而至二十八年（1291）四月，“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知此时李惠月写经已经完成。故惠月《华严经》写经以及沈氏父子扉画的完成应当就在1290年正月至1291年四月这一区间。值得注意的是，题记中说到李惠月“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知其福建任职后又曾在嘉兴寺院担任过“录首”的僧官。他在浙江任职的这段经历，与其曾捐施刊行普宁藏的事迹可以联系起来，又与获得杭州沈氏父子绘画的空间条件相符。日本学者须藤弘敏在《经絵に映る宋と日本》（《国华》1376号，2010年）一文，根据题识认为“由于杭州路是元代杭州的称呼，绘者沈氏父子是杭州的画师，故可以认为写经也是在杭州进行的”。其写经虽是在担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时最终完成的，但对沈氏父子绘画的预订，或许即在浙江期间。
李惠月写经是极为珍贵的佛教艺术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惠月写经是极稀少的金银字写经遗品
所谓金银字写经，是指以金泥或银泥来书写的佛经，大体分为金字经、银字经、金银字交书经（隔行）以及金银字混书经（银字书经，遇“佛”“菩萨”等字金书）。与敦煌保存的墨书写经相比，这种金银字经反倒极为稀少。
由于金银字经造价不菲，故其资助书写者往往是皇室、高僧以及具有经济实力的信徒，属于最高贵、最虔诚的佛教信仰表现之一。这里不妨对金银字经的源流略作介绍。
最早的金字经是鸠摩罗什所造，唐僧祥《法华伝记》所引《逍遥园记》“外国法师鸠摩罗什，弘始七年冬，译新《法华》竟，一部七卷二十八品。明年春正月本齐挍定，造金字经，七宝以为庄严，光色映园。道俗如市，瞻仰礼拜。…… 王谓什云：朕如法供养经卷。” 又记南朝齐太祖萧道成（479—482在位）自写金字《法华经》：“齐太祖高帝道成，姓萧，偏崇重佛，……自以香汁和墨，手写《法华经》八部，金字《法华》二部。皆五香厨四宝遂盛。静夜良辰，清斋行道，毎放金色光，照耀殿内。”自五世纪初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多有皇室造金字经的记载。
唐代是金银字经的发展时期，初唐时期如《宋高僧伝》记唐窥基（632—682）“复于五台造玉石文殊菩萨像，写金字《般若经》毕，亦发神光焉”；晚唐时期如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其开成五（840）年七月二日于五台山保应镇国金阁寺蔵经阁阅览绀碧纸金银字大蔵经6千卷：“瞻礼已毕，下阁到普贤道场，见经藏阁，大藏经六千余卷，总是绀碧纸，金银字，白檀玉牙之轴。看愿主题云：郑道觉，长安人也。大历十四（779）年五月十四日巡五台，亲见大圣壹万菩萨及金色世界，遂发心写金银大藏经六千卷，云云”。尽管如此，金银字经的实物留存极为稀少。唐前一无所存，唐代仅存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晚唐金字《法华经》七卷。可以认为，早期金字经大多为皇室所造，带有宣示皇权尊严的性质，至唐代开始以金银字书写佛经，所谓“金泥落圣言”（唐鲍溶 《禅定寺経经院》），也带有在皇权影响下对佛典的尊奉之意。
五代、宋代的金银字经接续唐代传统。如五代闽国王审知造“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吴越国王钱弘俶造“金银书大藏经”（《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云“吴越忠懿王建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碧纸银书，每至佛号，则以金书，牙籖银轴，制甚荘严”；宋太祖“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释氏稽古略》）。这些金银字经尽管皆由国王所造，而且为完整大藏，但后世皆灰飞烟灭。存世的金银字混书经仅数件，今知上海图书馆所蔵敦煌遗书中的金银字混书《法华经》（973年）、一九六六年浙江省瑞安県瑞光塔発见的金银字混书《法华经》一卷（1033年）、山东省即墨市博物馆所蔵金银字混书《法华经》六卷（1044年），皆出土文物，亦皆民间发愿之经。
元朝政府也有抄写金字大藏经的巨大工程，自至元二十七年（1290），“六月缮写金字藏经，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当时尚从高丽征集了百人（《高丽史》卷三十，分别是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四月），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可想而知。这一政府行为在当时的佛教界应当颇有影响，光明禅师李惠月的写经或与此背景不无关系。此外值得提及的一则重要文献，是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发心书写的金银字《华严经》。山西崇善寺藏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有大德十年管主八题记，中云“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这里所说的《大华严》，当即八十华严。管主八在同年所刊二十八函秘密经题记中“新刊《大华严经》板八十一卷”一语可证。管主八在当时佛教界影响极大，其发心书写金银字经百卷，主体即为《华严经》八十一卷，可见抄写金银字《华严经》是个人写经供养中颇具代表性的行为。可惜元朝政府所造的金字经和管主八发愿的金银字《华严经》也均已湮灭。
尽管金银字写经具有较久远的历史，发愿书写者也多贵为王室和高僧，但元以前的金银字经存世极罕。根据古籍目录可知，金字经有五代时期《妙法莲花经》（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藏）、元僧元浩至顺元年（1330）书《妙法莲华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释福裕书《妙法莲华经》（卷十四，云南省图书馆藏）。金银字经有北宋明道二年（1033）《妙法莲华经》残卷（温州博物馆。此卷经文遇“佛”、“菩萨”、“世尊”、“如来”等字皆金书，李惠月写经与该经形式颇为接近），宋代《妙法莲华经》（卷六，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即墨市博物馆所蔵《法华经》六卷（1044年）。以上所擧数部五代至元的金字经、金银字经均为《妙法莲华经》，由此看来，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光明禅师李惠月发愿书写的金银泥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三卷，不仅是现存元代最早的金银泥字写经，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早期金银泥字《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弥足珍贵。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保利拍卖出现的卷七十五，与日本守屋孝蔵旧藏、今藏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卷次相近。守屋孝蔵（1876—1953）是日本著名的古写经收藏家，其藏品在去世后即入藏京都国立博物馆，守屋氏的藏品极精，为该馆古写经的主要支柱之一。他所收藏的李惠月金银字本《华严经》，不知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的，但因其1953年去世，故推测李惠月写经至迟在民国时期已经流入东瀛。守屋收藏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佛教典籍收藏家岛田藩根的旧藏，因此不排除他是间接通过岛田或者其他藏家获得的。清末民初以及战时，时局动荡，正是中国文物流出最剧烈的时期，李惠月写经或许正是这一期间流失海外，最后为守屋孝蔵所得。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曾专门撰《关于元至元二十八年磁青纸金银泥书华严经》（《美术史》第40号，1961年）讨论，足见对此经的重视。与日藏本相比，保利本的题签和发愿文保存完好，正文熠熠生辉，全册触手如新，品相极佳，值得藏家重视。
二、李惠月写经扉画是重要的元代佛教绘画
李惠月写经的特色之一，是有极为精美的金银泥画佛经变相图。此类变相图起源甚早，如李白所作《金银泥画西方浄土変相讃并序》中就有“图金创瑞，绘银设像。八法功德，波动青莲之池；七宝香花，光映黄金之地”的赞辞，可见金银交错所产生的夺目光彩。目前公开的李惠月写经扉画，一共八幅，即四川寳光寺的卷二十二、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三幅（卷七十一“第三十六参寂静音海主夜神”、“第三十七参守护一切主夜神”；卷七十二“第三十八参开敷花木主夜神”、“第三十九参大精进力主夜神”）、卷七十三“第四十参妙德主夜神”、“第四十一释种（当为迦）瞿波女”、卷八十一；保利本卷七十五“第四十四参遍友童子”、“第四十五众艺童子”；博古斋本卷七十九“第五十二参弥勒菩萨”、卷八十“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佛国禅师”。扉画中无论是人物、宫殿、楼阁、居室、祥云、树木、花石等都描绘得十分庄严生动，体现出高超的绘画技艺。
日本学者须藤弘敏《经絵に映る宋と日本》（《国华》1376号，2010年）一文曾高度评价李惠月写经中沈氏父子的扉画：“扉画描绘所呈现出来的富有余裕的深度、余白所产生的效果，白象轮廓线条所呈现出的朦胧感，这种积极利用银泥的绘画表现，在高丽写经中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这一华严经扉画大概是基于中国国内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构图来创作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高丽、日本经绘中所没有的丰富的绘画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区分使用金银泥效果的出色感觉与空间表现的成熟。尽管现存作例寥寥无几，但仍可说明中国是东亚经绘的主导者。”须藤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在我看来，扉画体现出沈氏父子对宋以来白描画技艺的嫺熟运用。即便是扉画四周边框内的金刚杵法器图式，也是沿袭了宋代以来的佛画装饰传统（宋辽金元的版画上多有类似法器图案）。因此，可以认为沈镜湖父子的绘画主体上是继承宋代绘画传统的，它与元碛砂藏刻本陈升所绘带有藏传佛教风貌的绘画构图和风格迥然有异。
从宋元组画的角度来看，沈氏父子的创作的多达八十一幅画作，显然也是绘画史所不能遗忘的。如果说日本大德寺所保存的五百罗汉图是宋代佛教组画的代表作，那么沈氏父子所作扉画虽然仅存十三幅，但仍然是现存元代佛教组画中最多的组画，极为珍贵，期待早日全部公开。
如前所述，扉画款记有“杭州路奉溪界峰画士/沈镜湖同男应祥绘画/华严经像八十一卷”字样，可知是沈镜湖、与其子沈应祥所作。近年来出版的《元画全集》，并未收入惠月写经扉画，实际上是颇为遗憾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日本京都博物馆、苏州西园寺以及保利拍卖公司所征集的这一册，均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的内容。卷首的扉画则是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是非常重要的华严美术资料。据我所知，元代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研究，目前美术史界主要使用的是壁画材料，一为山西洪洞广胜寺的壁画，仅存十余幅；一为敦煌莫高窟464窟前南北壁，学者认为呈现元代早期艺术风格（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变》，《敦煌研究》1996年3期）。惠月写经的扉画，是现存元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最早绘本，特别值得珍视。可以说，李惠月写经为研究元代美术史提供非常珍贵的资料。此外，近年来有日本学者在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本的扉页画和正文上发现了“角笔”，这对研究元代佛教绘画的形成过程以及佛经的校勘学都极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出卷七十五的扉画颇有特色，其左侧榜题““第四十四参遍友童子”，右侧榜题“第四十五众艺童子”。其中的图像颇有趣味。如衣冠方面，遍友童子所戴为“东坡冠”，显然继承的是北宋绘画的图样，在宋拓本《善财参问变相经》中，即有多处人物戴有此帽。又如在参遍友童子图像中，有儿童放风筝的构图；在众艺童子图像中，有儿童戯鸟的图像。这些多属于婴戯图的题材，在佛教绘画中颇为罕见。此外我们看到，在众艺童子背后石屏上书有一些符号，实际上就是经文里提到的众艺童子所说的四十二字母，这在同类的五十三参图中也不常见。可见沈氏父子所绘《华严经》，在紧扣经意同时，又使扉画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面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们的创造，具有了文人画与经意画融合的倾向。北宋潘兴嗣在评论忠禅师的五十三参画作时说他是“游戏神通，幻出诸相”（《善财参问变相经》），我认为移用作沈氏父子华严绘画的评语也是合适的。
三、李惠月写经的书法价值
李惠月写经在明代留下一则珍贵的流传记录，姚旅（？-1622年）《露书》卷七载：“开福寺藏光明禅师惠月所书《华严经》，字皆泥银，惟‘佛’、‘菩萨’、‘世尊’、‘如来’、‘法天’诸字泥金，字甚佳。禅师陇西人，为终南山寺僧，盖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所书者，然此直手迹耳。”开福寺亦在西安，则明代时惠月写经早已流出写经题识里提到的万寿禅寺。综观此经，结字总体呈现长方形，笔画瘦硬，有欧楷特点。但具体笔画如钩和竖又有颜真卿的笔法。姚旅博学多闻，他亲见此经，称此经“字甚佳”，这是古人对本经书法上的评价，值得重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姚旅称此经为“手迹”，也颇可信。今存发愿经，假手于人的往往在愿文处加以说明，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僧元浩泥金书《妙法莲华经》（《秘殿珠林》著录），末云“大元国浙西道平江路嘉定州何庄何允中同妻黄氏妙智发心善写金字《法华》妙典七卷一函，受持供养……至顺改元岁在庚五上元日识。……书写经文永寿禅寺住持元浩，受持供养如然子大本何允中”；或者由本人书写愿文，以示虔诚，此时则正文与愿文字迹有异。今观李惠月写经，首尾经文字体一致，加之愿文自云“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则其本人书写的可能性甚大。顺便指出，上述元浩泥金书曾为清宫旧藏，在《秘殿珠林》中也可见多种宋元磁青泥金写经的著录，足见此类写经为宫廷所喜爱。
如前所述，金银字写经多数为皇室、贵族、高僧所发愿捐写，今存金银字混书经皆为出土文物，而李惠月写经则是历经八百余年的传世文物，而触手如新，真如佛法护持，令人惊叹。该经现虽然仅存残卷，但在写本学和艺术史研究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佛教文物。李惠月云“兹集圣善，普结良缘”，今有其手书经卷七十五重现于世，藏家自当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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