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1650年作 草书《鲁斋歌》卷 手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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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7,000,00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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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
1.霍达上款。顾莼、郭尚先、戴鸣皋、韩崶题跋。郭尚先、郭若愚旧藏。
2.霍达（?-1661），号鲁斋，陕西武功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御史。顺治间，授监察御史，擢大理寺少卿，后官至工部尚书。好藏书。
3.顾莼（1765-1832），字希翰，号南雅，晚号息庐，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朝官吏、学者。嘉庆七年进士（180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至通政司副使，正直不阿。晚年名益盛，有文坛耆宿之誉。
4.郭尚先（1785-1832），福建莆田人，字兰石，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他博学善文，擅画兰竹，书仿赵董，秀劲天成，为嘉庆帝所赏识，日本、高丽（朝鲜）也争来购致。
5.戴鸣皋，戴联奎子，江苏如皋人，后迁至北京。历任江西信丰县、兴国县、南丰县知县，著有《本草方药参要九卷》。
6.韩崶（1758-1834），江苏元和人。字禹三，号旭亭、桂舲。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廷试一等，分刑部，历福建按察使、广东巡抚署总督、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以失察候际清案左迁，未几复补刑部右侍郎，以疾告归，与潘奕隽、石韫玉、吴玉松、陶澍合称为“沧浪五老”。
7.郭若愚（1921-2012），字智龛，上海人，中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古文字专家。师从邓散木、阮性山、郭沫若学习古文字、考古、书画、金石篆刻等多方面专业知识，成就卓越。

顺治七年（1650）早春，五十九岁的王铎为友人霍达作长诗《鲁斋歌》，收入《拟山园选集》诗集；那年重阳，王铎又以特有的连绵狂草，将诗歌挥洒成为长逾三米的绫本长卷，也就是展现在观者面前的《鲁斋歌》卷。
魄力之大非赵董所能及
清代初期的书法，主要延续明代的帖学传统，但风貌大相径庭，一些由明入清的书家承接明末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的书风，以个性鲜明、直抒胸怀、狂放朴拙的行草书风名极一时，其中尤以王铎、傅山、八大山人最为重要。遗憾的是，这一路书风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消失在书法史演进的洪流中，成为乱世绝响。
艺术风格的演进和消亡固然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王铎的书法诞生于晚明复古运动的大潮中，见证了朝代的鼎革和文学艺术风气的变迁。这一时期，秦汉经赋、唐代诗歌、魏晋典籍等诸多宋代以前的文化传统备受推崇和复兴，复古的倡导者们认为：从宋代开始，哲学中衍生出的新儒学已将文学和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伦理道德的附庸，使得文学与艺术的创造力长期被官方意识所压制并导致衰落。
在文化复古的风潮中，作为书法家的王铎“不离古，不泥古”，极大限度地在传统风格中融入个人的志趣和情感，从而避免了对古代经典的机械模仿。大致上说，王铎所“复”的“古”主要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所代表的“正统”书风，毕生勤于临帖，对二王书风有着深刻的喜好和理解。从所作宋拓《圣教序》跋文中可见一斑，“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
就书法内容而言，王铎作书大致分作“临帖”和“应索”两类。从临帖作品中，能够窥探他对于古代经典的研习和取舍；从应索作品中，能够体会他熔古人精粹，进而突规破矩，自立风标，表现出强烈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
友人彭而述尝为王铎《拟山园选集》作序，“四十年来，荐绅士大夫罘罳绮疏，无先生一字，则以为其人鄙不足道”。文辞虽略有夸张，却道出了王铎在当时备受推重的事实。
同为草书巨匠，傅山对于王铎的书风变化有着清醒的观察，“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霜红龛书论》）。黄道周赞之，“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黄漳浦集》，卷十四，《书品论》）。
王铎自己也认为五十岁以后的书法更合己意，“此予四十六笔。五十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再跋《琼蕊庐帖》，1641年）。
本件《鲁斋歌》，绫本长卷，作于1650年，时59岁，草书连绵起伏，波澜跌宕，整饬洒脱兼备，在狭长的书写空间中呈现出大气磅礴的视觉感染力。卷后戴鸣皋题跋“风樯阵马疏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所能及”，实非虚辞。
相见京华，犹是天涯
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清军入南京，王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嗣后，他随多铎前往北京，并于第二年正月接受清廷任命，以礼部侍郎管宏文院事，成为“贰臣”。
有别于倪元璐的激烈，八大山人的冲淡，贰臣王铎愈至晚年，内心世界愈加复杂，苦闷与无奈，纠结而虚无，萦绕心间直至生命尽头。而作为书法家，日复一日的临帖和应索令其草书艺术日渐精粹，变幻奇诡，笔走龙蛇，如入化境，呈现出晚明诸家中最为丰富复杂的面貌。
霍达（？-1661），号鲁斋，陕西武功人。崇祯四年进士，官御史，累迁江苏巡抚。顺治四年，以浙江总督张存仁荐，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五年，巡按福建。八年，授浙江嘉湖道。仕至兵部尚书。
王铎与霍达交厚，或赠予诗文，或酬以书画，“眼昏还作绵里铁，交好意气书淋漓”（《鲁斋送笔歌》），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依据《王铎年谱长编》，择要整理如下：
1645年七八月间：与霍达饮于汤来贺处，作书，继写竹；
1645年八月十五日夜：与霍达集汤来贺园；
1645年八月：为霍达作《去秣陵柬鲁斋》；
1646年三月：与玉书过程淓斋中，同霍达、钱彦甫、蒋鸣谐和歌，美姬粲集，遂书数绫幅。其时数数诗赠诗霍达；
1647年二月二十四日：为霍达临《淳化阁帖》；
1647年九月十九日：为霍达书自作诗卷；
1647年：为霍达书诗轴；
1648年十二月：为霍达作《延寿寺寄于一鲁斋》；
1649年春日：霍达赠笔，作诗《鲁斋送笔歌》；
1650年三月，为霍达作《鲁斋歌》；
1650年九月五日，为霍达书杜甫《空囊》；
1650年九月重阳后，为霍达书草书《鲁斋歌》（即本件《鲁斋歌》绫本手卷）；
1650年九月，为霍达书杜甫诗轴；
1651年正月，病初俞，过总戎蔡氏斋中，遇倪嘉庆、苏京、霍达诸友，灯下为嘉庆作文语轴。
其中，1650年九月重阳后，为霍达书草书《鲁斋歌》，所指正是本件《鲁斋歌》绫本长卷。是年，二人同居京城。同为贰臣，王铎或许更能理解作为“山东道监察御史”霍达的苦衷。王铎激赏其才华，希望朝廷可以重用，故在歌中写道：“霍君才，大方家，有铁石之心胆；有开济之生涯。未知肯容此大器置之明堂否？否则掣肘龃龉而令三世其身于烟霞”，甚至直呼“英雄舍尔复寻谁”。提及自身，则难以掩饰想要辞官归田的消极、悲凉情绪，“将老至，又何游”。
无独有偶，创作《鲁斋歌》的同一年，王铎曾用狂草书写就为沈奕琛写就五律九首长卷，“相见舍千泪，何心浊酒罍。悔不栖耘斗，翘翘望故山”，又“放怀何寂寞，无处非花源。听歌忘拭泪，善谑学藏身”，流露出对不曾早日归田、安度晚年的遗憾。此卷与《鲁斋歌》互为印证，道尽了王铎晚年的苦闷与无奈，纠结而虚无。
恠诡放诞至孟津极矣
《鲁斋歌》草书长卷先后由郭尚先、郭若愚收藏。郭尚先（1785-1833），字符开，号兰石，福建莆田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编修。道光十一年由侍读学士升光禄寺卿，十二年改大理寺卿。工书法，长于画兰，著述颇丰。
贰臣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铎书法艺术的传播，但郭尚先独具慧眼，致力推广，尤其对王铎晚年的书法艺术推崇备至，“观《拟山园帖》，乃知孟津相国于古玩法耽玩之功，亦自不少，其诣力与祝希指正同”。王铎草书风貌由中年至晚年的转变，郭氏有着透彻的见解，“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此卷为合作佳作。苍劲雄畅，兼有双井、天中（皆天下奇观）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进入二十世纪后，《鲁斋歌》卷被文博巨擘郭若愚先生收藏。郭若愚（1921-2012），字智龛，上海人。光华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先后从邓散木、阮性山、郭沫若几位先生学习金石、书法、绘画、篆刻、古文字及考古，后在上海市文物保管会工作。著有《殷契拾掇》、《殷契文字缀合》、《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战国楚简文字编》、《红楼梦风物考》、《古代吉祥钱图像赏析》、《落英缤纷•师友忆念录》及《篆刻史话》等。《鲁斋歌》全诗引经据典，多有晦涩之处，郭若愚先生曾撰《王铎草书<鲁斋歌>注释》，校注详备，其学养之深厚，可见一斑。
卷后依次有清代顾莼、郭尚先、戴鸣皋、韩崶题跋。顾莼与韩崶皆题跋于道光四年（1824），可见此作由郭尚先收藏后，于道光四年请友人顾莼、戴鸣皋、韩崶先后题跋。郭尚先题跋曰：“此文安入国朝后书”。王铎作此卷在顺治七年，吻合无误。尤其特别之处，戴鸣皋的一段跋文流传甚广，成为后代学者研究王铎书法的重要文献和素材。
“元章狂草犹讲法，觉斯则全讲势，而魏晋之风轨埽地矣。然而风樯阵马疏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所能及”“恠诡放诞至孟津极矣，不拘古法，专以野战胜，笔力能收而不能放者，不可不观此也。”
戴鸣皋见识透彻，言辞中肯，这大约是王铎一生不曾看到却最想看到的评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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