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3年作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戴震等三十家仕宦题跋 手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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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
1.经清代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以及郑虎文、饶学曙、汪榖诒、杨嗣夔、汪由敦、陈大复、陈孝泳、蒋溥、董邦达、江成栋、施廷钧、顾维、王錞、程茂、江叶廪、叶申、汪浩存、程晋芳、胡天游、储麟趾、沈德潜、沈世晋、沈栻、杜玉林、吴鸿、汤世昌、 杨大琛、钱维城、赵升三十位仕宦大家、名人巨擘题跋。
2.宝熙、长尾甲递藏。长尾甲题引首及木盒。长尾甲（1864-1942），字子生，号雨山、石隐、睡道人、无闷道人等，他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学者、书法家、画家和诗人。在中国居住了12年，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亦是中国近代书画大家吴昌硕的诗友，西泠印社为数不多的早期海外社友，在中日艺术界均享有很高的名望。
3.博明（1721-1788后），满洲镶蓝旗人，姓博尔济吉特，字希哲，一字晰之，号西斋，又号皙斋。博明出身于官宦之家。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曾在散馆授编修，参加修订《续文献通考》，累官洗马、兵部员外郎。博明是我国18世纪蒙古族唯物主义哲学家、诗人、书画家。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清代蒙古族哲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其著作《西斋偶得》，涉及范围较广，物理、天文、数学、地理和生物学的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爱新觉罗•宝熙（1871-1942），清末官吏、学者。字瑞臣，号沉盦，室名独醒庵。河北宛平（今北京）人，隶属满洲正蓝旗。清朝宗室，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宝熙在清宗室中诗文、书法皆有佳誉，他同时也是金石书画的收藏家、鉴赏家，很多优秀的拓本有他的提跋或者题签。
5.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人，清代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乾隆十九年（1754），避难入京。入秦蕙田幕编撰《五礼通考》，名扬京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戴震治学广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均有成就，在将推动考据学发展同时拓荒近现代科学领域，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皖学的集大成者。
6.郑虎文（1714-1784），字炳也，号诚斋，浙江秀水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三次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不久升迁为赞善，历提督广东学政。著有《吞松阁集》等。
7.饶学曙（1720-1770）字霁南，号筠圃，江西建昌人。乾隆十六年（1751）殿试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通考馆、功臣馆、礼器馆纂修等职。在翰林院16年，凡国家大典进拟之作，多出其手。乾隆十八年至三十四年（1753-1769）先后出任河北、云南等省乡试考官和会试分校官，甚能举贤用人，被当时文人学士誉为“当世之师”。
8.汪穀诒，乾隆时期学者，著有《草书习慎一卷草诀百韵一卷》、《养竹斋诗钞》等。
9.杨嗣夔，江苏山阳人，著有《周易正诠》。
10.汪由敦（1692-1758），字师苕，号谨堂、松泉居士。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庶吉士。乾隆间，先后担任工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又兼署左都御史一职。乾隆十一年（1746）任军机大臣，吏部尚书，老诚敏慎，在职勤劳。金川用兵，廷谕皆出其手。乾隆二十三年（1758），汪由敦逝世。乾隆皇帝亲自前往吊唁，加赠其为太子太师，谥号为文端，入祀贤良祠。
11.陈大复，字敦来，江苏宝应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授礼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擢御史。
12.陈孝泳（1715-1779），浙江嘉善人。字赓言，号松崖。以娄籍补博士弟子员。《西清笔记》称其博古多识，精篆隶金石。
13.蒋溥（1708-1761），字质甫，号恒轩，江苏常熟人。大学士蒋廷锡子，善画花卉，深得家传。雍正七年（1729）赐举人，次年中二甲第一名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性情宽厚而警敏，任职后，精心奉职，勤于政事，是乾隆时期的重臣。
14.董邦达（1696-1769），字孚存、争存，号东山、非闻，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二年（1737）授编修，官终礼部尚书，谥文恪。董邦达具有双重身份——官员和画家。作为官员的董邦达，一生可谓仕途通达，荣耀万分。作为画家的董邦达，他又确实擅长此道，尤其以山水画闻名，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
15.江成栋，浙江杭州人，钱塘县捐贡。
16.施廷钧，号竹虚，江苏山阳人。善书诗。雍正乙卯年（1735）举人，官四川井研县知县。
17.顾维，字持国，号摩诘，江苏无锡人。秀才。诗名远震。著有《棣萼轩诗》20卷。
18.王錞，字元音，号雁宕，江苏吴县人。乾隆庚子（1740）举人，官陕西定边知县。有《小辋川诗钞》。
19.程茂，字蕙江，又字莼江，安徽歙县人居山阳。为文简洁雄浑，作诗意境深远。
20.叶廩，字锡禄，号蘅江，戊午（1738）举人。
21.叶申，字应时，号鉴庵。江苏苏州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掌刑部文牍事务。
22.汪浩存，曾任候选布政司理问，参与编纂《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卷首一卷》。
23.程晋芳（1718-1784），清代经学家、诗人。初名廷璜，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由内阁中书改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被举荐纂修四库全书。著述甚丰，著有《蕺园诗集》10卷、《蕺园近诗》2卷、《勉行堂诗集》24卷等。
24.胡天游（1696-1758），浙江山阴人。副贡。乾隆元年丙辰（1736）举博学鸿词。十四年己巳（1749）举经学。报罢。有《石笥山房集》。
25.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
26.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进士，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词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27.沈世晋，字接三，江苏长洲人。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进士，官刑部主事。
28.沈栻，字钦伯，号宗娄，江苏常熟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山西河东盐运使。
29.杜玉林（1718-1786），字凝台，号曲江，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曾任四川按察使、刑部右侍郎。扈从乾隆皇帝到热河，留有吟咏狮子园、溥仁寺、烟雨楼等处景物的诗作。
30.吴鸿（1725-1763），字颉云，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进士第一，授修撰。十七年壬申以新科状元主广西乡试，这在明清科举史极罕见。后任湖南乡试主考官、差派广东学政等。
31.汤世昌，字其五，号对松。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任编修，工科给事中。
32.杨大琛，号息园，字谦山，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著有《古香堂诗稿》。
33.钱维城（1720-1772），字宗磐，号幼庵、茶山，晚年又号稼轩，江苏武进人。清乾隆十年（1745）状元。官至刑部侍郎，又入直南书房，画苑领袖，善画山水，花卉。著有《茶山集》。
34.赵升，乾隆二十八年（1761）辛巳恩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部属用。

戴震相关评价
清代
段玉裁（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徽派朴学大师中杰出学者）：
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数、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戴东原集序》）
钱大昕（乾嘉学派代表人物）：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戴先生震传》）
包世臣（书法家、学者）：近世学者宗亭林，虽吉士（戴震）不敢先也，然亭林传书时有躇驳。至乾隆、嘉庆之交，学问门径豁然开通，吉士揭之，嘉定詹事钱大昕昌之，而吉士弟子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又为推波助澜，则一画一声、长短疾徐之间，意义顿殊，虽不无凭臆之谈，而体例明备，横通纵达，较吉士若或过之，摧枯朽者易为力也。
民国
梁启超（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清代学术概论》）
胡适（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从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
蔡元培（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阳明以后，惟戴东原，咨嗟于宋学流弊生心害政，而发挥孟子之说以纠之。不愧为一思想家。其他若黄黎洲，若俞理初，则于实践伦理一方面，亦有取埋蕴已久之古义而发明之者。（《中国伦理学史》）
刘师培（经学家）：
治经之要，识字为基，正名辨物，大道乃窥。探赜索隐，广业甄微，功迈郑、朱，亦儒亦师。提要钩玄，郑、朱以还，（戴氏）一人而已。（《戴震传》）
黄侃（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其《转语序》一书，实可攀古括今，后戴氏之学人无能出其范围者。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
钱穆（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
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为其魁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冯友兰（著名哲学家）：
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

从文物收藏角度浅谈戴震《序剑》篇
纵观文物收藏史我们不难发现，同时兼具真实、稀缺、特殊三种属性的艺术品，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最受世人青睐。《检书看剑图》便是这样一件作品，一件历史价值远高于本身艺术价值的作品，这是因为戴震名篇——《序剑》的原作母本即在其中，此类情形在书画作品中并不多见，故就此作品浅析如下：
《检书看剑图》中的上款人名方琮，字友璜。其供奉于内廷，人生颇为顺意，常以杜甫诗中“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之句以喻己志，遂请宫廷画师张宗苍、丁观鹏二人合绘《检书看剑图》诗意图，并请汪由敦、蒋溥、董邦达、钱维城、戴震、沈潜德等当世名家好友三十余人作跋。方琮与戴震为表兄弟，便宜之时，方琮出示此图请戴震品评，戴震并没有趋同于传统的诗文唱和，而是通过阐述对“书”和“剑”的独到见解，进而写就了《序剑》这一传世名篇。文中戴震先言读书之法，再论剑之寓意，最后谈及蓄德做人之道。其间考据精深、论断高远为方琮所折服，并求以此论为跋作书，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之此件戴氏仅存墨迹。
戴震一生学业成就，非只言片语所能概论。但之所以能引领生前身后众多知名学者、文坛泰斗与国学大师，能够在百年，甚至二百年后，为之著书立说、弘扬不辍，除了戴震在哲学、史学、经学、考据、天文、算学等不同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其治学的方法与思想，皆极具实用性与先进性。引用当代史学家葛兆光先生所言：至道光、咸丰年间，顾炎武仍是当时学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与标杆，所谓“汉学开山”“国初儒宗”。但是，在1923年之后，戴震逐渐成为清代学术与思想的新典范，由于沟通了考据与思想两端，而有了“启蒙”意义，因此更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性。
20世纪20年代初期，“科玄论战”正如火如荼，梁启超与胡适，这两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一边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内较长论短，一边提出对“戴震”的新研究和新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戴震的理念进行宣扬与解读，其分量不言自明。
《检书看剑图》中戴震所书墨迹“序剑”作为鉴藏艺术品至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戴震作品的稀缺性。尽管戴震思想深邃、博学精研，世人却存有一大遗憾，即我们几乎从未见过戴震有完整的书法墨迹传世，不仅是海内外艺术品市场所未见，在全国范围内的公私馆藏也是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徐邦达、谢稚柳、启功专家等组成的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查全国范围的文博单位，十年之中过目数十万件馆藏书画，只记录过一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戴氏作品：该作为篆书对联，本款却由程瑶田代书。从杨仁恺先生对此幅的鉴定笔记中不难看出：即使博闻如此的鉴定组，对戴震书法面貌，仍是用“据说”表述。由此，戴震作品的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是《序剑》篇的原创性。对于没有传世标准参照的作品而言，其传承与旁证则成为重要的鉴定依据。1）通过《检书看剑图》卷尾同期著名诗人博明的题跋可知，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安河为官（今中央党校东门附近）时，从方琮之子方运昌处见到此物，十分感慨，遂建议其重新装裱并珍庋之，并为其作跋题签。后由清宗室宝熙、日本鉴藏家长尾甲先后递藏；2）除戴震外，另有汪由敦、董邦达、钱维城、蒋溥、沈潜德等三十四位名家均为此卷题跋、题签。上述各家皆有诸多标准作品存世，大量资料对比之下更清晰可考；3）《序剑》一文早在清代即著录于《戴东原集》十一卷之列，书中清晰描述了戴震为方琮《检书看剑图》作跋时的人物、内容、场景，所记与本幅完全吻合；4）后续作跋者如沈潜德、博明等人在手卷题跋中谈及戴震前文所录“剑有九德之说”，亦可佐证同时期的题跋者见过此文；5）戴震一文，书写自然流畅、个性独具、意气风发，据考其应为32岁至33岁所书。故此可知，戴震此书为其名作《序剑》篇出处之母本书法。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名作的价值。《序剑》为戴震传世名篇，经清代、民国至新中国三个阶段，翻刻众多，声名远播。不仅与戴震相关的书籍大都将此名篇收录其中，而且《序剑》中的“论书名句”与“剑有九德”之说被广为传颂，其中名句更被收入《汉语辞典》作为文学代表传世。在《检书看剑图》此次面世之前，即多有学者对《序剑》篇进行研究与解读，这是因为《序剑》一文，不仅在于书剑格物，还反映了戴震的治学方法和思想。引蔡锦芳教授所言：戴震在《序剑》篇中的格剑，正是其科学精神的一次成功践行。由此可见，不但贯穿其各门类的理念方法，对后世学术思想意义非凡，而且对今日之科学研究仍具启迪意义。
也许正是早年确立的这种治学思想，才引领了东原先生恢弘传奇的一生，其被后人冠以“清代第一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等等，关于这些评价，我们无法一一论证，但对于《序剑》一文中可以阐述的治学方法与思想，必定会被后人不断地发展与弘扬，这往往就是名篇的价值所在。对于收藏而言，名篇名作绝不等同于寻常信件、题跋，包括作品，也不应以同一价值体系去衡量。恰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稿的历史价值，是不能与其书法作品等量齐观的。故而作为戴震代表性著述的初始孤品墨迹、作为其书法的标准样本，《序剑》的意义非同凡响。
我们有时习惯站在传统收藏的角度去看待文物的价值，这并不利于发现及挖掘《序剑》篇这类藏品的历史价值。《检书看剑图》从鉴藏角度讲是一件几近完美的书画作品，只是岁月的流转和时光的沉淀仿佛令作品中主人与宾客的位置发生了转变：在270余年后，待人们再次欣赏《检书看剑图》时，看到的却是《序剑》篇的星光璀璨和异军突起，其左邻右舍的诸多题跋犹如众星捧月，而本就珍贵难得的名家画作也彷佛成为《序剑》名篇的映衬与佐证。
从上古名剑轩辕、赤霄到神话传说干将、莫邪，宝剑仿佛成为君子、气节、美德的符号和隐喻，戴震《序剑》篇作为《检书看剑图》上最流光溢彩的一笔，自诞生至今已近三个世纪，其间百余年辗转于中国，百余年漂泊于东瀛，如今终于再度回归故土。如今，舞剑看剑之风虽然早已不复，但当走进博物馆观摩古人之剑或想象江湖豪客仗剑天涯时，也许更能体会到《序剑》的精妙奥义。而结合戴震在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等不同领域的辉煌成就不难预测，《序剑》篇尚未被发掘的文献资料与研究价值绝不仅限于此。戴震是具有如此丰功伟绩的学者，此件墨迹不仅弥补其可信手迹短缺之历史空白，更能直观和立体地感受到戴震之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无数有理想、信念，为中华大地奉献终生之人建立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

检书烧烛短 看剑引杯长
——丁观鹏、张宗苍合绘 为方琮作《检书看剑图》浅析
“唱和图”历代皆有名作传世
宋元至今，以诗书画为载体的文人“唱和图”蔚然成风，经久不衰，历朝历代皆有名作传世，其形式亦含立轴、手卷、册页多种形式，且以手卷居多，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书画艺术形式，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唱和图卷在明代已基本构建了它作为一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完整性，其以书画、诗词歌赋等艺术手段深刻地表现人生故事，管窥和透析图卷涉及人物间的各种关系，裨补历史和文献的缺失。唱和图卷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思想的传承，文化的沿革。
在明代早期，以北京为主的北方文人仕宦群体，他们组织的雅集大部分是以“颂圣德、歌太平”为主调，所作唱和诗卷多表现台阁官宦的雍容华贵，如谢环《杏园雅集图卷》。至明中期，由“吴门画派”将“唱和图”推向高潮；如沈周、文徵明、唐寅及其师友、弟子创作了很多唱和图，根据绘制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描绘自然风物景致的写生作品；其二是临仿古人的作品；其三是记写“人情世故”的叙事性作品，它们颂扬主人公高尚品德、成就业绩、家国情怀等，如“雅集图”“斋号图”“送别图”等。第三类是传世最多、也最具“人情味儿”的佳作，耳熟能详的名作如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京江送别图卷》、文徵明《洛川草堂图》《惠山茶会图卷》等。
时至清前期，由于政治高压，文人雅集中的唱和活动大为减少，使得唱和图卷也日渐式微，就此类作品的数量而言，虽未断层，但相对于明代吴门之昌盛，已不可同日而语。就题材来看，大部分作品为入宦致仕归家之唱和、送别之雅集，还有绘制达官贵胄的肖像或行乐的唱和新题材出现，如禹之鼎为王士祯、王原祁、宋荦等作数卷行乐图。
绘制于乾隆朝，经宝熙、长尾甲递藏的《检书看剑图卷》，在继承了传统“唱和图”的特点之同时，于绘画题材和思想成就上都有了新的发展——画卷中不仅可以领略清代宫廷一等画家的技艺水准，一窥仕宦名流之交游踪迹、翰墨流芳，而且还能看到清初才出现的写真人物形象这种唱和图卷新形式的风采；更为难得的是，从画卷中亦可探寻乾隆时期进步思想之流变和学人风范，殊为难得。
丁观鹏、张宗苍为乾隆皇帝赏识
《检书看剑图》为乾隆朝宫廷画家丁观鹏、张宗苍二人为张氏弟子，亦是宫廷画家的方琮合绘而成，画意取自杜甫《夜宴左氏庄》之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所谓挑灯夜读，英雄论剑，胸怀天下，豪情万里，是谓“检书看剑图”。丁观鹏、张宗苍分别题识于此图题，以志作图原委。
丁观鹏题：“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首夏，石颠先生嘱写小照。拟少陵检书看剑诗意应教。丁观鹏。”张宗苍题：“石颠轩昂磊落，卓然有大志。年来从余游京师，共数晨夕，每以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憾。翼云丁先生摘检书看剑句为之写照。此图此志也。行其志，少陵殆早为石颠咏耶？余甚乐之，遂以疏林泉石缀焉。”
“石颠先生”即方琮，字友璜，号石颠，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由丁、张款识可知，此卷是应方琮之邀，二者以此画来表达对这位后生的赞赏以及殷切希望。此画作于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图中正襟危坐、束书看剑之主人公应为方琮，为丁观鹏所绘，而山石、林木为张宗苍所绘。
丁观鹏为顺天府（今北京）人，工绘人物，尤其擅长释道画像。根据清宫廷绘画研究专家聂崇正的考证，他于雍正四年（1726）进宫，为画院“新画画人”，待遇为每月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按照这个数目，是一等“画画人”的标准。丁观鹏一入宫就被列为一等“画画人”，是很不简单的事情。”[1]直到乾隆三十五年十月，“本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丁观鹏患病，将每月钱粮银八两停止，其公费银三两赏给养病。钦此。”[2]应该说，丁观鹏的一等“画画人”地位是自他进入清宫画院后一直保持到离开；而早期与他同时进宫的一等“画画人”，早在乾隆六年就有人已降为三等“画画人”，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丁观鹏当时的绘画水准和地位之高。
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丁观鹏的绘画，并经常将之与明代丁云鹏作比，如为丁观鹏《罗汉赞》御题曰：“四大本幻，作么传神？云鹏观鹏，前身后身。”类似的题跋不为少数。
另据聂崇正统计：“胡敬书中所记画家丁观鹏的画作被《石渠宝笈》收入的有八十三件之多，其数量仅次于张宗苍（一百一十六件），而排名第二。”“但是丁观鹏的大部分重要作品，仍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早期流散出宫的丁观鹏作品毕竟是少量的。”[3]
整体而言，丁观鹏的绘画严谨细致，人物的面部描画因受欧洲画风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立体感，这从《检书看剑图卷》中“方琮像”的面部传神刻画上就能窥见。
其实，清朝宫廷画家笔下的人物，除类似丁观鹏这样做较强写实处理、多为纪事性质的绘画作品之外，还有一类是以写意风格见长、着重于装饰性的创作。而在偏重写意风格的山水画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张宗苍和方琮。
张宗苍于乾隆十六年（1751）进入画院，乾隆十九年（1754）授户部主事，逾年以老乞归。刚进入宫廷，张宗苍就被授予一等“画画人”，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乾隆十六年，如意馆……内开为六月初二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画画人张宗苍每月钱粮公费着照余省，丁观鹏一样赏给，于六月起。钦此。”张宗苍专门在如意馆内作山水画，声名显赫。
乾隆皇帝十分赞赏其画，宫廷收藏的张氏绘画是在宫廷画家中最多的，且大部分有乾隆御题诗，在《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乾隆御题张宗苍作品就有47件之多，夸赞之辞，不吝于言，可见其受宠之盛隆。
另有胡敬评张宗苍作品：“宗苍山水，气体深厚沉着，多以皴擦笔钩取韵致，胸次高卓，一洗画院甜熟之习……比拟倪黄，定为艺苑中巨擘，圣怀特契，恩遇殊常，旷代一时，垂名千古矣。”[4]《检书看剑图卷》中的山石、林木部分为张宗苍所绘，正如胡敬所评，干笔皴擦，厚重沉实，自有一番韵味。
据《清史稿》载：“画院盛于康乾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张宗苍所作，尤有士气，道光以后无闻焉。至光绪中，孝钦皇后喜艺事，稍复如意馆旧规，画史皆凡材，无可纪者。”[5]丁观鹏与张宗苍同为如意馆顶级画家，笔者推测二人的合作绘画应有不少，如据乾隆十七年（1752）如意馆档案载：“（十二月）副催总五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监刘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宣纸一张，传旨着丁观鹏画《维摩不二图》一张，树石着张宗苍画。”[6]而《检书看剑图卷》作为二人的逸兴之作，运笔轻松自如，画风率性天真，诚为二人合笔之佳构。
戴震“序剑”体现求实严谨精神
从《检书看剑图卷》的题跋来看，首段题跋乃戴震为方琮作论，此文后编入《戴震文集》，是为“序剑篇”。方琮与戴震为表兄弟，方琮之母为戴震父亲戴弁族姐[7]。戴震此文不仅有对方琮“检书看剑”之倾慕和期望，更能从中读出戴震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维。
方琮随张宗苍学画，与张宗苍同时被召入宫中。乾隆二十年（1755），张宗苍以老乞归后，方琮受到乾隆皇帝器重。如乾隆三十五年的御题《题方琮山水画》就有赞言说：“画家笔法学宗苍，气韵居然合渺茫。小幅山川称游目，竟教难辨熟王羊。”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乾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经学大师、考据学者、皖派学术的领袖人物，在天文、历算、音韵、训诂、考证、哲学、数学、水利等方面皆建树恢弘，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乾隆三十八年（1773），51岁的戴震因受到纪晓岚推荐，加之乾隆皇帝素知戴震之名，开恩以举人身份特召戴震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使当时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梁启超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栋）。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8]近人黄侃指出：“清代及今人的小学，其实质就是戴学。”[9]
“序剑”篇并不是以豪气干云的诗句本意展开，而是以书和剑来阐明“道”的含义以及“闻道”的方法。全文分为三部分，以“答客难”方式行文，以“检书看剑”为题，引出此文要谈论方琮的志向。
“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这一段乃后世学者经常引用的名言，戴震认为君子读书首先追求的是广博，广博之后要专，要精审，要追寻读书的方法，最终是追寻书中的“圣人之道”。这是全文的第一部分“论书”，可以视为“序剑”篇的核心论点，因为其后的“说剑”部分是在讲论据和论证，是方法论的学问。
“‘七十子之徒，亲得圣人以为依归，能闻道者不多数焉。君虽检于书若不及，能必道之闻乎？‘曰：‘未能。’”问读书能否到达先贤的地步，掌握了“道”的含义，回答是否定的。之后，说明剑的制式，即“重九鋝，长三尺；重七鋝，长二尺有半尺；重五鋝，长二尺”三种，用处分别是“夫人而带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节之。”问：“度今君于剑之用，岂能之乎？’曰：‘未能。’”问剑的用途是否知晓，回答也是否定的。“书以志乎道，奚志于剑也？”也就是说，读书志在闻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以剑能闻道呢？
针对此问，戴震开始“说剑”，客观冷静地陈述剑这种兵器的各部位名称、构造、用途、状态以及由此升华出的九种美德，合而为儒家之“道”，以“说剑”来诠释“道”之含义。戴震云：“余闻剑之说，其握茎，茎者固，固者信；其后镡，镡者文，文者让；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礼；其中脊，脊者鲠，鲠者廉；其厢腊，腊者平，平者法；其刃锷，锷者断，断者义；其末铓，铓者锐，锐者勇。其内之也，袭之以夫襓而深诸匮中，似乎智之藏；其出之也，以备君子之德，威而不尚其猛，似乎仁之发。乃信、乃让、乃礼、乃廉、乃法、乃义、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剑有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恒佩剑焉。”
文中以剑的七个部位茎、镡、首、脊、腊、锷、铓，两个内之、出之的状态分别阐释、对应了儒家九德，即信、让、礼、廉、法、义、勇、智、仁，九德合而为大道，即君子之道、圣人之道。此时作为兵器的剑，更应该说是礼器。
对照戴震《考工记图》（戴震21岁时完成，是由纪晓岚作序的成名作）之“桃氏为剑”[10]，便更容易理解其“说剑”部分的内容。此中图绘之剑为戴震所作，历代学者皆苦于《考工记》难懂，戴震为之绘图并订正前人之误，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剑其书也，书其剑也，非其剑若书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这就点明书与剑皆是用以闻道明道之路，相互为证了“故好之不倦”的道理。
由于戴震早年在《考工记图》中就对剑的基本构造有过用心的研究，所以他是了解剑的……在此基础上，当他要探究剑的义理时，便从剑的分理、条理出发，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来探究，并凭借他多年积累的仁心和智识，尤其是他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内容结合到对剑的理义探究过程中，从而获得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认知，在剑身上发掘出了九种美德，完成了他对剑的格物明理，也印证了自己所说的“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的明理路径。毫无疑问，戴震这次对剑的格物实践，可以说是对戴震所阐发的“理”“理义”学说的最好注脚。[11]
对于得“道”之路，戴震认为应以经学为手段，以考据为方法。“经”专指儒家经典，一般来说是指儒学十三经。“戴震十分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作为治经的手段。”[12]戴震自谓，自17岁即有志于道，为之30余年。而且在方法上，其“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这就是说，即使一个字、一个音都会在群经中去考察和应用，从而达到贯通全经的目的，这便是戴震的考据之学。也正是这种治学精神，“东原（戴震）自1754年初至北京，与当时的学术界正式发生联系后，便开始以名物训诂之学为世所知，而且很快就成为经学考证方面的最高权威”。[13]
在“序剑”篇中，戴震考据的方法和论证的方式也代表了求实严谨的精神，以可知可感的实例证明了“道”之所存，避免了形而上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偏差，言之有物，逻辑清晰，它更应该说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代表了戴震给予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
和题跋者名人巨擘云集
此卷的唱和题跋者由右至左顺序依次为戴震、郑虎文、饶学曙、汪榖诒、杨嗣夔、汪由敦、陈大复、陈孝泳、蒋溥、董邦达、江成栋、施廷钧、顾维、王錞、程茂、江叶廪、叶申、汪浩存、程晋芳、胡天游、储麟趾、沈德潜、沈世晋、沈栻、杜玉林、吴鸿、汤世昌、杨大琛、钱维城、赵升、博明。仕宦大家、名人巨擘云集，存世至今，乃后人幸事。
如果说戴震给《检书看剑图卷》的题跋，因表现了清中期一种进步的学术思想，使得此手卷熠熠生辉，那其他30位唱和题跋者的墨宝，则让该卷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瑰宝。
《检书看剑图卷》的最后一位题跋者为清中期著名的蒙古族思想家、科学家博明，其唱和题跋者共计30人。唱和题跋时间因方琮所请各有不同——丁观鹏、张宗苍绘制《检书看剑图》是在乾隆癸酉年（1753），题跋中有明确年款的最晚者为赵升，题于乾隆甲申年（1764），时间跨度约达10余年。
如果将30余位题跋者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就会发现每一位大家都具有多重身份和地位，同时也证明了古代的贤达君子们是何等博学多才、出类拔萃。
最为关注的是各位名公巨宦。如“太平宰相”蒋溥，吏部尚书汪由敦，礼部、工部尚书董邦达，礼部、工部、刑部侍郎钱维城等。他们既是皇帝的股肱之臣，又是名扬天下的艺林圣手。蒋溥是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六年（1761）的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任职时间长达16年。蒋溥题此卷时，正值任上，一句“我更披图思老友，苍然古墨羡君收”，对此图的盛赞之意跃然纸上。
钱维城为乾隆乙丑年（十年，1745）状元，其于《检书看剑图卷》的题诗意气风发，有纵横捭阖之感。据《钱维城年谱》记载：“（乾隆己卯，二十四年，1759）六月，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翁方纲为副考官。闰六月，创作《麻姑进酒》扇面。七月，钱维城与翁方纲一起从京师出发前往江西主持乡试。”[14]所以，此时题跋应作于京师。
文坛巨擘名家、书院掌教，他们为人以示范，是天下学子的楷模。如乾隆御赐“江南老名士”，主张“神韵说”的诗坛盟主沈德潜；曾主安徽紫阳书院、杭州紫阳、崇文两书院的广东学政郑虎文；历主杭州紫阳、敷文书院的兵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杨大琛；曾任安定书院掌院，为邹一桂《小山画谱》作序的储麟趾；曾掌教淮阴书院（新迁后换称丽正书院）陈大复；杜甫后裔，曾任四川按察使、刑部右侍郎，名诗遍御院的杜玉林；清代八股文坛奇崛横肆，但不作一庸语的胡天游等。
学者学人、著书立说为百代先者，如戴震、董邦达、程晋芳、陈孝泳、汪浩存等，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编修皇家组织的《四库全书》《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天禄琳琅》等工具书以及地方志。陈孝泳曾参与修撰《西清古鉴》和《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董邦达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诸书。程晋芳虽以盐业暴富于淮安，却是诗人、经学家和藏书家，编修《四库全书》，历官内阁中书、吏部主事、员外郎，晚年与朱筠、戴震游，穷心于治经训诂。汪浩存与雍正弟允禄等修纂《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卷首一卷》。叶申，官至刑部主事，掌刑部文牍事务，曾应邀参加纂修乾隆《苏州府志》及集洞庭两山诗文大成的《七十二峰足征集》。乾隆二十五年，叶申致仕后曾设帐于庙山翠微庵澄照堂讲学。
值得一提的是，本卷中有乾隆朝两位状元参与唱和：一位是钱维城，另一位是乾隆十六年辛未科状元吴鸿——张宗苍和方琮正巧于同年进入画院。乾隆辛未科进士，大名鼎鼎者如刘墉（二甲第二名）虽未参与唱和本卷，然一甲第二之饶学曙、二甲第一名之沈栻，还有本科进士汤世昌、沈世晋皆位列其中，不知这是否算和方琮有同年之谊？[15]
递藏有序，诗书画一体的顶级范式
由题跋内容来分析，《检书看剑图卷》由方琮之子方运昌见示博明，后归宝熙。按博明所题，其于乾隆丙午（1786）以户部郎中驻安河，方琮之子方运昌时有拜谒，“暇日出石颠检书看剑小照，视其投赠，盖所交游甚广，自汪文端公而下，皆极一时文苑尊宿名士，咸称石颠为雄骏君子”“因命重为池装珍庋之”“至卷中戴东原、饶霁南、沈钦伯、吴云岩十数人与予年岁科名相伯仲，且俱极交游之欢者，迄今无一人存……”博明述说卷中名人，遥想其中数人与之友善，睹物思人，不胜唏嘘。
博明为满洲镶蓝旗人，姓博尔济吉特，原名贵明，字希哲，一字晰之，号西斋，又号皙斋，史料记载其生于18世纪30年代，卒于1788年后。按此卷后跋其66岁，题于丙午，可知其生于1721年。博明出身于官宦之家。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曾在散馆授编修，参加修订《续文献通考》，累官洗马、兵部员外郎。博明是我国18世纪蒙古族唯物主义哲学家、诗人、书画家。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清代蒙古族哲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博明的著作《西斋偶得》，涉及范围较广，物理、天文、数学、地理和生物学的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尤其光学部分，极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卷包首签条题为“丁翼云、张篁邨合作检书看剑图。丙午得于山右太谷孟氏。丁未重装于京师，沈盦记”。其中，沈盦即“宝熙”。宝熙（1871-？），清宗室，爱新觉罗氏，字瑞臣，号沈盦。满洲正蓝旗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山西学政、学部侍郎、内务府大臣，是金石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很多优秀拓本有其题跋或者题签。溥仪在宫中时，宝熙与陈宝琛、耆龄、袁励等奉命整理古书画。此时“丙午”应为1906年，孟氏是山西太谷著名的晋商富户，宝熙得于孟氏，与博明得赠此卷于乾隆丙午（1786），已经相距了四个甲子，殊为不易。
结语
滥觞于北宋、发展于元、至明清到达巅峰的“唱和图卷”，代表了中国传统艺术诗书画一体的顶级范式。如果说清代之前的大多数“唱和图卷”是以艺术技法和艺术思想作为结构图卷的基点，以此对人、事、物进行艺术化地呈现，那么类似于《检书看剑图卷》的出现，则增加了更多的哲学观照和学术思维，这恰恰是当今最应学习和珍视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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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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