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矾红彩宝相花藏草瓶 （一对）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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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
1.英国藏家旧藏
2.北京保利拍卖，2012年06月05日，编号6057，成交价：RMB 3,335,000

展览：
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北京，2021年04月23日-05月10日

本品造型秀美，装饰简洁大方，此瓶通体以矾红装饰，全器纹饰共分八层，虚实呼应巧妙，瓶口饰以回纹和梅花纹，颈部隐起绘变形莲瓣纹，增强了纹饰的立体效果。肩部绘如意纹与莲瓣纹，腹部饰以折枝莲纹，其下又绘蕉叶纹。圈足较大，以变形莲瓣纹为饰。底内无款，这与《乾隆记事档》载：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具不要款。”同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具留下，其甘露瓶着唐英再烧造几件”的记载相符。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
以上记载可鉴，乾隆皇帝对此式藏草瓶至为钟情，前后多次专门谕旨唐英烧造，并且强调不要写款，正好承袭永乐成化以来的惯例，符合法器不铭帝皇年号款以示敬重之意。其矾红一色妍美而不俗，于洁白如霜的釉质映衬之下更见丽质非凡，闪现出唐窑与众不同的御瓷品格。时至今日，成对保存，完美一如初出，殊为可贵。

满清皇家崇奉藏传佛教，康雍乾三帝尤为笃信，至乾隆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达到顶峰极致，乾隆帝更是从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两方面去实践着他的崇佛信念，其自命为“佛心天子”，一生六度朝礼五台山，前后历时数十载完成汉文、满文大藏经的雕印工作，是为乾隆朝崇佛的空前绝后之壮举。乾隆时期宫中遍设佛殿，紫禁城中先后修建了中正殿，雨花阁、宝相楼、吉云楼、梵华楼、佛日楼等三十多处藏传佛教殿堂，连皇家御苑中也梵刹林立。与祖父二人不同之处，乾隆皇帝加强了清宫艺术与密宗之交融，使得清宫艺术品增添了浓厚的藏传佛教之色彩，于瓷器一项之体现就是各式瓷质佛像与法器的烧制，并作为供奉和赏赐之用，其工艺精湛，令人叹止，数量众多，极一时之盛，开一代未有之奇，铸就独特的清宫佛教瓷器文化。此式乾隆矾红彩宝相花藏草瓶即为当中重要代表之一，乃仿自当时铜鎏金同类器，为乾隆朝首创，仅见干嘉两朝烧造，是弘历精诚礼佛之见证。
藏草瓶，亦称“甘露瓶”，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重要瓶式之一，为藏传佛教陈设专用法器，用于盛水或插草，是极具藏族特色的器物。其前身即为净瓶，净瓶伴随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其功能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僧尼受戒时使用。密宗教徒在受戒时戒师要用净瓶对其进行灌顶，显宗亦为之相同，唐代禅宗大师百丈怀海为禅宗所立的轨仪中规定：“戒师用净瓶灌顶，以指滴水于顶上。”后传入藏地之后于宋元之际演变为密宗特色器皿。有明一代御瓷之中，净瓶最早出现为永乐时期，1982年12月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永乐仿龙泉青釉净瓶，高27厘米，为目前仅知的一例（参见《景德镇出土陶瓷》图版201）。成化时期继之，造型承袭永乐者又略有变化，青花缠枝莲纹装饰，皆为无款。依照史书记载，永乐与成化二帝皆崇信密宗，与西藏番僧关系密切，故有此类法器之烧造，存世实物仅见二例，其中之一为本公司2011年秋拍“大明·格古专场”的第4925号拍品。
入清以后，仅见雍正、乾隆官窑烧制过红彩和斗彩品种。该瓶外壁以矾红彩绘纹样。由上至下依次为回纹、朵梅纹、覆莲纹、仰莲纹、如意纹、变形覆莲纹、折枝莲纹、蕉叶纹、双重复莲纹。其釉汁匀净莹润，矾红鲜丽柔和，上下映衬，光彩夺目。底足无款，这与《乾隆记事档》载：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具不要款。”同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具留下，其甘露瓶着唐英再烧造几件”的记载相符。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该瓶秀美的造型、精细的绘工、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且成对出现，尤为珍罕。
本品化裁于前代同类而独具特色，作为佛心天子——弘历的一份献礼而载入瓷史，除了供自身修持佛法之外，还作为高级御礼赏赐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领袖，是当时清皇室与密宗上层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同时，在乾隆皇帝机暇清赏之际，本品还与赵宋官窑、宣蓝、宣红等旷世名宝同置一案，为弘历鉴古赏珍平添一份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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