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洋彩胭脂红地轧道花卉观音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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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500,000-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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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永全（1899-1944），陆兆麟（1925-1979）父子递藏，1980年代退还

本品口沿外撇，束颈，斜溜肩，肩以下渐收。通体以胭脂紫为地，其上轧道，并绘以缠枝花卉纹，枝叶舒展，整个画面布局繁复，密而不乱。绘画笔触细腻，状物逼真，设色精妍。底施松石绿釉，底心留白，正中落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所制瓷器，纹饰极尽繁缛，洋彩色调秾艳丰富。此瓶色彩鲜丽，针锥剔刻花纹精细连绵，诚为乾隆御瓷风格之典范。此类瓷器称洋彩瓷，着色技巧学自西洋画法。康熙年间，欧人来华谨见，画师艺匠既引入珐琅丽色，也带来欧洲当时流行之设计及纹饰图案。至乾隆一朝，以珐琅料着色之洋彩瓷作更上层楼，精益求精。
本品工艺精湛绝伦，体现出乾隆时期高超的制瓷技艺，彰显御窑风范。洋彩器乃御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六年后所创，以悦圣心，其所撰《陶务叙略碑记》对洋彩有：“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也就是说洋彩应属珐琅彩釉类，并或多或少的模仿西洋画技法。
锦上添花之艺，中外皆有，乃以分层划花之法，强调饰地之间的对比，在中国始见于宋代，尤以耀州及磁州窑为名。有清一朝，用诸瓷器之上，则乃于已施釉烧成之白瓷上，先罩彩，再剔去饰纹部分之彩料，露出白瓷，以续加彩色。此技差不多同时出现于紫禁城造办处珐琅作及景德镇御窑厂，著名学者廖宝秀认为，洋彩器乃御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六年后所创，以悦圣心，并提及乾隆帝曾批评此前所烧瓷器“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
紫禁城造办处所制瓷器，多着锦纹为地，较形拘谨，且多饰于盌、盘外壁。景德镇工匠则力求精巧，轧道多较细腻，虽为辅饰，却不受此之限。乾隆一朝，洋彩瓷器，多缀以锥剔卷叶凤尾纹，连绵细致，如锦织华绣，瑰丽堂皇，乃乾隆时期最繁缛华丽的瓷器种类之一。

乾隆八年，唐英又在《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彩》中有更详细之说明：“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采。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画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便于堆填也，画时有就案者，有手持者亦有眠侧于低处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运笔之便。”文中明确指出洋彩的两个重要特点：使用 西方绘画技法，颜料与瓷胎画珐琅相同。由此可见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且殊为难得。
《陶冶图册》详细的记录了景德镇御窑厂官窑御瓷的制作过程，这也可以间接证明景德镇御窑厂即为洋彩的制作之处。而其创烧也可体现中西文化之交融，乾隆皇帝对西方巴洛克与洛可哥时代的繁缛华美艺术风格颇为喜爱，如本品之绘饰技法即诸多方面彰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为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纹样描绘的色泽深浅来表现明暗，突出立体层次感；二是西洋类几何纹样的运用，并于不同之三角几何面各自敷色，达到类似钻石般立体折射的视觉冲击。三是繁密而连续的缠枝西番莲纹，体现出典型的巴罗克式装饰风格。
本品所施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它是一种以微量金作着色剂、在炉内经800℃左右烘烧而成的低温红釉。由于这种红料是从欧洲转入，故被称为“洋金红”或“西洋红”，又由于这种红釉颇如妇女化妆用的胭脂之色，故又名“胭脂红”，其呈色根据其烧造时掺入黄金的多寡而有深浅之分，含金量越高，胭脂色越浓，本品色泽沈郁，金含量必然颇高，亦可见其制作之资必然十分昂贵。
此类胭脂紫地洋彩轧道器皿非常少见，为清宫御窑之珍罕佳作，受珐琅彩瓷影响，乾隆朝始制胭脂地轧道洋彩瓷，在当时亦属珍稀之品。《活计档》中曾记载乾隆六年十二月及七年十一月，各有十件及三十二件的红地锦上添花茶圆茶壶等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可见此类胭脂红地洋彩器皿，乾隆一朝将其归于珐琅一类，足见其品级之高。此式观音瓶于清代《活计档》中亦有明确记载，可见《乾隆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乾隆七年8月12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观音瓶二件……传旨着配匣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如上档案可靠说明，此式观音瓶于乾隆七年进贡两对，之后便不复见，本品应为其中一只，弥足珍贵。
查阅公私典藏，洋彩紫红轧道锦上添花瓶，除两岸故宫博物院以外极为罕见。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例【清乾隆 瓷胎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胆瓶】，亦与《清档》所载相对，著录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页134，编号42，其所绘洋花采用西洋技法，颇具立体光影效果，与本品之技法相类，属乾隆八年制品。胆瓶还见一例释出于香港苏富比，2018年4月3日，编号3622，为埃斯肯纳齐旧藏，其底施松石绿釉加青花款，台北一例为松绿地蓝料款，与之有异。
另见罕例包括英国威尔特郡放山居艾弗瑞．莫里森及 Margadale 勋爵旧藏，该器后转入香港林秀峰收藏，屡见展录，曾售于伦敦苏富比1974年7月8/9日，编号416，并三度易手于香港苏富比，先后为1980年、1988年及最后一次2004年10月31日，编号131。再参考一例，可与此瓶成对，见于故宫博物院，图载《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香港，1989年，页361，图版42。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收藏一对紫红轧道锦上添花瓶，传为清宫旧藏，其一载于 George J. Lee，《Selected Far Eastern Art in 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纽黑文及伦敦，1970年，图版53。
陆永全，字伯仁（1899-1944）上海浦东洋泾镇人，自幼读私塾，毕业于高等工业学堂，主张实业兴国，曾就职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卢兴森、易庆诚三人合办“为民食物油料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军侵华战争，厂区被日军某中队霸占做为军部，1945年归还后由父亲继承并继续经营。
陆兆麟（1925-1979）毕生心血倾注于食物油料厂经营，产品的销路非常不错，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力，办厂期间勤俭持家，与工人相敬如宾，在业内有口皆碑。后公私合营在厂中担任副厂长，负责技术工作。

海上名流旧藏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被赋予“东方巴黎”的美誉，而在这些高楼大厦间总有一些熟悉的“老上海”的味道：梧桐树、小洋房、弄堂里……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海派和京派象征着中国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大都市开始发端，外来资本、民族资本云集上海，接纳世界先进的电力、制造业，又引进现代建筑、交通、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成为全国一等的大都市，生活较为安全和便捷。大部分封建遗老、达官贵人移居上海，加上在此地生活的洋人日多，产生了收藏和交易的需求，形成了市场。
上海的收藏以江南文人收藏为基础，即官、商、士为主体，成为收藏业的“半壁江山”。这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见微知著的名流收藏群体，如胡惠春、张葱玉、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这些人亦进一步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收藏家。郑重《海上收藏世家》一书中收录与上海有关的收藏家43人，收藏行为大多发迹和兴盛于民国。他们之中，有的是官员，如盛宣怀、张静江；有的是商人，如周湘云、刘靖基、庞元济；数量最多的还是文人阶层，如吴湖帆、张大千、钱君匋、戚叔玉、施蛰存等。这一时期的收藏家对保护中华文物、促进后来的国有博物馆建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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