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福州鼓山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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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28,000,000-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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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2年春季拍卖会
作者 : 刘海粟
作者生卒 : (1896-1994)
年代 : 1982 年
质地 : 布面 油画
尺寸 : 76×100 cm. 29 7/8×39 3/8 in.
签名 : 寺名以涌泉,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我来此写生,与僧有缘,与佛有缘。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一日 刘海粟 年方八六(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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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
《艺苑-刘海粟教授艺术活动七十年专刊》,南京艺术学院,南京,1983年,第103页
《艺术大师刘海粟》,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市,1986年8月,第412页
《刘海粟艺术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87年10 月,第564页
《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92年3月,第237页
《刘海粟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2000年8月,第238页
《刘海粟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2003年8月,第249页
《刘海粟》,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2015年12月,第114页
发表
《福建画报》第3期,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2年5月,第14 页
《第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辽宁美术出版社,沈阳,1984年10月,第6页,编号63
《刘海粟名画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美术出版社,福州,1985 年4月,第83页
《上海美术年刊198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85年4月,图版编号9
《书画大师刘海粟》,长城出版社,北京,图版第3页
《刘海粟80年代作品展》,美国大通银行,香港,1988 年10月,图版编号70
《刘海粟书画展》,历史博物馆,台北,1989年12月,第203页
《中国巨匠美术周刊》,锦绣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92年6月,第3页
《海粟不朽110周年》,历史博物馆,台北,1995年10月,第39页
《刘海粟巨匠与中国名画》,麦克公司,台北,1996年11月,第99页
《刘海粟》,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2002年11月,第304页
《艺术叛徒刘海粟》,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2003年3月,第153页
《刘海粟画集下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月,第393页
《刘海粟书画鉴赏》,西泠印社出版社,杭州,2006年,第141页
《艺术人生——走近大师刘海粟》,西泠印社出版社,杭州,2006年,第178页及第182页
《20世纪中国西画文献—刘海粟》,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10年2月,第26页及第163页
《刘海粟名师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12年11月,第310页
《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2:油画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2013年5月,第155页
展出
“刘海粟绘画近作展览”,1982年12月,南京艺术学院,南京
“刘海粟绘画近作展览”,1982年12月,江苏省美术馆,南京
“刘海粟绘画近作展览”,1983年4月,上海美术展览馆,上海
“刘海粟绘画近作展”,1983年5月1日至5月15日,江苏省美术馆,南京
“刘海粟绘画近作展览”,1983年11月,山东省美术馆,济南
“第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1983年11月,沈阳
“刘海粟80年代作品展”,1988年10月,香港大会堂,香港
“刘海粟书画展”,1989年12月,历史博物馆,台北
“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2017年11月3日至11月26日,中国美术馆,北京
背对黑暗与苦难,面朝阳光与信念
——记刘海粟1982年作《福州鼓山》
文/尤永
一 九州铸铁休成错
同是炎黄子与孙,
盈盈一水卅年分。
九州铸铁休成错。
海外归来看彩云。
此乃刘海粟先生1982年元月在福州时,于山海之间,眺望宝岛,口占四句。诗成即付“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台播送,此电台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名为“福建省对台广播”。又四十年匆匆而过,海粟老人已登仙界,留闽者,一诗一画一摩崖而已,吾人闻其声乎?吾人得其意乎?
这首诗通篇大白话,只有一处用典——即“九州铸铁休成错”。来自刘海粟的至交好友郁达夫,海老复出后,给郁达夫写过两篇回顾和纪念的长文,既有盖棺定论性质,也借郁达夫自述心曲。刘海粟评郁达夫诗:除鲁迅、田汉之外,相抗衡者寥寥,旧体诗在郭沫若之上。这评价,没法再高了。当然,也一并抬高了自己,郁达夫过去给刘海粟写过二十多首题画诗,这待遇,也没谁了。
郁达夫原诗是:“贫贱原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海粟承郁达夫1936年发表在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号上的《毁家诗纪》,名其为“毁家诗”之一种,这在诗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类别,我想大概意思是:一个男人婚姻家庭出问题了,后悔也好,心痛也好,放弃也罢,伤心也罢,只能闭上眼睛假装可以忘记,呼啦啦写出来,小喇叭嗒嘀嗒,丰富了吃瓜群众的业余生活,却把自个儿家给毁了,所以就有了这个新名词叫“毁家诗”,乃今日屡见不鲜“毁家小作文”之词宗。当时郁达夫与刘海粟都在新加坡,各自的婚姻,分别出问题。郁达夫的太太王映霞可能已经暗送绿帽,匆匆来去,吵架闹分手,增添无尽烦恼,海粟和第三任太太成家和貌似琴瑟和谐,实则已生间隙,正漫步于散伙路上。郁达夫不知内情,还以为秀恩爱是真恩爱,常常找海粟倾述自己的情感波折。才子未必专情,但下笔必重情。所以郁达夫才有“九州铸铁”这般重话,发前人所未发,极言胸中懊恼难过,心心念念,无可排解,把那江山美人,遂等量齐观,在我心中一样重千斤了。至于此句原典出自《资治通鉴》,反倒不是海老所关注的了。
海粟老人四十年后,不谈美人,只说江山,用典归于正。福州是沿海前线,海老是统战人物。“九州铸铁”回到本义,说的是以天下为代价,弈者不可不慎,能从郁达夫一首“毁家情诗”之中转用此典,只有海老。当然,海粟作此诗,非是给谋衣谋食的普通老百姓看的,有其特定的阅读对象。
最后一句“海外归来看彩云”,他又用了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典——“彩云归”,这是李谷一唱红的歌,本为《情天恨海》电影插曲,电影没多少人看过,其中的插曲倒是流行过一阵子,只是今日一同沉寂,皆不为人知了。
1982年,刘海粟甫至福州,一提起笔,郁达夫的诗句就落在心头,这不是偶然的。抗战时期,他们同在南洋,是患难之交。海粟举办赈灾画展,卖画款由当地侨胞组织汇归祖国,支持抗战一事,有郁达夫亲笔撰写并刊载于新加坡报纸的画展前言为证。海粟写郁达夫,也是借郁达夫说自己。艺术家主动寻找艺术史坐标,已是上乘,借此更进一步,将大历史纳入自我叙事之中,不论有没有得逞,能有此意识的艺术家,就是豪杰,纵观二十世纪,此等人物寥若晨星。
郁达夫本是浙江富阳人,可是他对于福州有缠绵悱恻的浓情,甚于他爱过的任何一个女子。他说福州宜居——融现代都市与乡村田园为一体,全中国除了北平就是福州。他说福州女人好——“女子的姣美与健康,是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现。”他把闽江夸上了天——“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河,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二 全中国的宾馆我都可以住
来福州画鼓山的前一年,刘海粟在香港办个人画展,盛况空前。他的侄儿刘狮从台北赶来拜见,拉家常时,说起了海粟老友张大千先生在台北的摩耶精舍何等精美雅致,又有美国环荜庵等别业云云。海粟为上海美专购置过校舍,但没有给自己盖过房子,众所周知的上海复兴中路512号刘宅,也是从1935年起租的。不过,房子是用来住的,海老也不缺住处,他对刘狮说:全中国的宾馆我都可以住,他们都欢迎我,都是我的别业。这句话既有豪气又有底气,他们不仅欢迎刘海粟,而且不要钱,只要留下字画。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复出后的几位书画大师的特殊待遇,一些经常接待的场所如上海的延安饭店,北京的京西宾馆和北京饭店等等,也因之一度成为名家字画的收藏重镇。
香港归来,也就是此画创作完成的1982年,海老以87岁高龄,足迹半天下,天天在路上。我不惮其烦,以史料辅以访谈,将他1982年的游踪及住处一一列出:
上海 1月1日至1月12日 上海大厦
福州 1月13日至1月22日 华侨大厦
泉州 1月22日至1月23日 不知
厦门 1月24日至2月13日 厦门宾馆
汕头 2月14日至3月15日 鮀岛宾馆
广州 3月16日至4月14日 东方宾馆/南湖宾馆
深圳 4月15日至4月28日 东湖宾馆
广州 4月28日至5月14日 东方宾馆
珠海 5月15日至6月2日 珠海宾馆
中山 6月3日至6月7日 中山温泉宾馆
广州 6月8日至7月14日 东方宾馆
上海 7月15日至8月初 上海大厦
黄山/合肥 8月8日至10月5日 黄山小白楼
南京 10月6日至10月26日 西康路招待所
扬州 10月26日至11月3日 西园饭店
上海 11月4日至11月23日 上海大厦
北京 11月24日至12月初 钓鱼台国宾馆
南京 12月7日至12月14日 西康路招待所
上海 12月15日至12月17日 上海大厦
广州 12月18日至12月20日 东方宾馆
南京 12月20日至年底 西康路招待所
表格做好后,我惊讶地发现:仿佛一旦脱离了黑暗,他就在阳光下奋力地奔跑起来——一年之中,他有315天跑在外边,只有50天在上海,这50天也没住家里,还是住宾馆。我理解他夸父追日一般的热情,但也有疑惑,于是很认真地向海老的小女儿刘蟾老师请教:“为什么海老有家不归,长住宾馆?”刘蟾说:“我父亲确实不喜欢住在家里,‘一进门就爬楼’,他说:‘晚上睡觉,又要爬楼。’复兴路那个房子,从外面看是三层,里面的结构是四层。当时一楼住了两户人家,四楼又住了两户人间。那个院子特别小,一进院门就是楼梯,白天先要上二楼,到晚上睡觉还要爬三楼,五家人家住在一起,很拥挤,他又要画画,又要接待,所以还是宾馆方便一点。”
“那么他都是住在哪里呢?”我问。
“他住过上海大厦,后来晚一点住衡山宾馆,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住西郊的樱花度假村。”
刘蟾说的是海老复出之后的情形,这已经比几年前浩劫最盛时要好多了,他们经历过十几次抄家,一度从自家洋房中被押解出去,措身于瑞金路一间昏暗的小屋之中。自己家里陆续搬进来许多陌生的面孔——要为职工解决安置住房——义正辞严不容置疑的正确和正当,当然这一切无需同刘海粟商量,更无需经他同意。
一个人,无论贫富,家是终极底线,也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些荒唐岁月,侵门踏户,击穿了底线。到处申述?请求退还?迟到的正义,毫无意义。对一个年过八旬之人来说,时间比正义更宝贵。在同一时期的文学和美术创作伤痕遍地的同时,海粟在日常生活与内心情绪上,首先做到了自我解放,不再对过去伤感,不再与怨忿缠斗。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汪曾祺的创作总结:“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海粟更进一步打开了自身的空间维度:任凭你鸠占鹊巢,何妨我四海为家。
三、为了将来活着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很浪漫地说这件事情,海老却是很缜密的,他的复杂世故与天真无邪融为一体,就好像他这张《福州鼓山》,拙朴的陌生性与老辣的笔性——或者这里把“笔性”换成“Gestural”可能更适当——也完美地融为一体。
在最黑暗的荒唐岁月之中,也能见到这种缜密考量之下的复杂悖论,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更真实的刘海粟。比如,在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刘海粟1974年写给上海美协的交代材料中,有这样的记录“每月生活费用由南京汇来,有时由儿女和华侨朋友学生寄些外汇来。”短短一行字揭示了特殊年代特殊人物的生存法则,当社会秩序混乱如麻之际,金钱规律依然起着关键作用。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直接给接受者,只能按官方汇率兑换成人民币——例如1974年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8元人民币,再依兑换后的人民币金额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比粮票、肉票、布票、油票都好使,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买到市场稀缺的商品。陆文夫小说《人之窝》中有生动的描述:“凭券可以购买计划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种高档的商品,可以按平价买到茅台酒和中华牌香烟,使人眼红得要从眼底渗出血来的。”
海外关系作为政治身份要遭到批斗,而保护侨汇的政策也在同一时期颁布,看似矛盾,实则是共存的一体两面。而且,侨汇收入者不会下放,以免上海外汇流失,故而,海老单位在南京,由南京发工资,依然可生活在上海。在1974年的另一纸交代书中,海老坦白的海外关系,除了他的大儿子刘虎——当时在纽约联合国任职,其余全部都是南洋华侨,特别是周颖南、李光耀二人,一直在持续地收藏海老作品,同时也为海老提供超越经济之外的各种支持,包括在1970年代初期为海粟在新加坡举办展览,出版画册,这些事迹均可见于已出版的《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这些是海老的缜密,也是暗夜之中的生存技巧,更揭示了海老和南洋的关系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从未间断。而福建省,特别是福州、泉州、厦门这三个地方,是南洋华人血缘和精神联结的故乡。所以1982年海老的福建之旅固然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约稿而起,但海老与福建,自有着连绵不断的,复杂而深沉的连接。
他的另一层缜密在于复出后的他不是一个游方和尚——浩劫后,有多少人要么漂泊江湖,要么乞食于“单位”。没有庙,则有事无人开度牒,无度牒则寸步难行,我们可以把度牒理解为各种公文纸,更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介绍信,过去住任何宾馆都必须出示单位介绍信的。海老的庙是南京艺术学院,他是这个庙的开山祖师,也是名义上的掌门。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叫华东艺专,华东艺专由山东大学艺术系,苏州美专和上海美专三家合并而成——最老的源头就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南艺创建于1912年,今年是校庆111周年——即源于此,南艺师生长期称海粟为老院长,亦源于此。
海老复出后,偶尔出现于南艺课堂,类似半公开讲演或者某种戏剧舞台的现场,他在课堂上讲:“全班学生画得一样,不可取。马克西诺夫做我的学生我也不要。”他把老大哥领路人马训班的头儿给否了,其实他想表达的是:“艺术不可驯。”联系到民国那段纠缠不清历史情境,这一句话既让人发噱又很有些振聋发聩,让几个学生记了一辈子——我所引用的这句话不是从海粟生平中读到的,而是从早年毕业于南艺的画家刘赦先生的回忆之中读到。新的力量比如八五新潮还有几年才成大气候,一个八十多的老人在改开之初短暂的空白期中成了某种自由的象征——可以随便说话,到处旅行,不画指定的主题,不怕被人骂形式主义,可以卖画而且收的是港币美金——这些都是喜欢画画的年轻人心向往之而不可及的,恰好附集在海粟身上,正好也满足了大众幻想。这也是不曾有人提过的海粟与新时代的关系。讲真话而不是假话套话,尊重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复出老人之中,在文学界是巴金,在美术界首推刘海粟,他们分别用文学、绘画和行动发声,并为下一个世代的到来作出了准备。
四、朋友一生一起走
海老总结道:“我这个人,再难,绝不出卖朋友。”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句话经住了考验。66~76年间卖友告密的,恢复地位后也是门庭冷落,海老东山再起时,身边迅速聚集了那么多人,迅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不是只靠着年纪和运气。谢海燕比刘海粟小14岁,自从谢海燕23岁时在普陀山法雨寺与刘海粟的第一次见面起,他们就成了一生的朋友,一直到海粟归道山后,谢海燕和他主持的南京艺术学院,都是刘海粟最坚定的支持者。三十年代,刘海粟任上海美专校长,谢海燕任教务长;四十年代,刘海粟去南洋时,谢海燕任代理校长,八十年代,海粟又任南艺院长,名誉院长,谢海燕任副院长。刘海粟长寿,谢海燕也长寿。他们中间也曾孤单过,各自焦头烂额,他们刚刚穿过了一场黑暗冰冷的暴风雨,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老伙伴们又愉快地上了火车,——这不是调侃,而是忠实的记录。
此刻是1982年1月12日上午八点,刘海粟和谢海燕,以及刘夫人夏伊乔,谢夫人张嘉言——张嘉言也是上海美专毕业,比夏师母大一岁,四老年龄加起来285岁,一大早起来,从天目东路的上海老北站上车,此刻正闲适地安坐在45次直快列车的软卧包厢里,清茶一杯在手,欢声笑语连连,沮丧消沉一扫而空,快乐时光重现眼前。尤其是海老声音洪亮,即使隔着房门,也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离开阴郁湿冷的上海之冬,一路向南,朝向群山与大海,疾驶而去。从福建到上海,这是唯一的一趟直达列车,上午八点上海发车,途经杭州、鹰潭,次日七点半抵达福州,正好一天一夜。
“他们坐的是火车,老辛苦的喔。”刘蟾回忆道。
“放心吧,他们是软卧。”我答道。
“哦,好的,好的。软卧就好,软卧就好。”刘蟾道。
念念中,仿佛火车刚刚离站,往事有若旦夕。
1982年,直45次上海至福州的软卧票售价245元,等于上海工人三个多月的工资。那个年代,长途旅行既昂贵又罕见,大部分百姓以毕生能去一次北京为荣,以乘火车能买到硬座为幸,软卧包厢只存在于传说和想象的世界,有钱也买不到,不仅要有单位介绍信,还要要够级别——官至县团级或职称至正教授。我在80年代乘过不少次火车,常常是携一张报纸,席地而坐,故而当和刘蟾述及当年海老他们乘火车的旅行经历时,劝慰之语可能还伴随着某种凝固于记忆之中的艳羡之情便脱口而出。
福州之行要归功于沈文,他是福建仙游人,出生1930年,195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绘画系。沈文入学的时候学校还在上海,名字还叫上海美专,到他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迁往无锡,名字也改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不变的只有校长,刘海粟一直是校长,等到刘海粟被解职,已经是沈文毕业三年以后的事情了。沈文毕业以后分到沈阳,吃不消东北的冷,后来又调回家乡福建,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80年代初,疯癫反智的暗夜终于过去了,先是读书热,主要是文艺书籍,出一本畅销一本,画家、音乐家、作家成为大家追慕的对象,社会一下子感觉变得很文艺。接下来是出版热,因为想要文艺的人们突然发现书店里其实没几本书正经的文艺书好读。适逢其时,海粟东山再起,耄耋之年,北京、上海、南京、香港,到处巡回展览,轰动一时,既是传奇,也是一股小旋风。沈文雄心勃勃地策划了一系列刘海粟选题,涵盖老师的文章、诗词、绘画、书法以及评论研究等等。以前我在查阅刘海粟文献时,曾经非常奇怪,为什么福建人民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出版了那么多刘海粟的图书画册,当我顺着《福州鼓山》这张画带出来的线索追踪下去时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五、1982年的1月21日
刘海粟在这张画的背面题道:“寺名以涌泉,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我来此写生,与僧有缘,与佛有缘。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一日刘海粟,年方八六”。刘海粟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用“年方”二字的,古人说“年方二八”,指的是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海老1977年以“年方八二”自题,是一种幽默,也是“不信人生无再少”的意思。后来就成为一种习惯,到了1982年,按顺序应该题“年方八七”才对——也确实,1982年的刘海粟画上,清一色题的都是“年方八七”,那么为何这张《福州鼓山》的背面,偏偏写着“年方八六”呢?他是1月13号早上7:30到福州的,8天以后画《福州鼓山》,这是他1982新年元月的第一张油画,却也是旧历辛酉鸡年的最后一张油画——1月21号这天是农历腊月廿七,距离除夕还有三天,海老以农历计龄,当然得题“年方八六”了。
1月21号这天,快过年了,游人稀少,天气晴好,于是浩浩荡荡的七八个人,便簇拥着海老,往鼓山涌泉寺去了。对于选地方,海老很有经验,他没有进山门,也没有选景点,景点去的人多,一画就俗。他选择在山门外的石板甬道上支开画架,近处是郁郁苍苍的绿树掩映红墙,远处是涌泉寺的佛阁流丹,错落有致。鼓山涌泉寺号称 “进山不见寺,进寺不见山。”前一句说庙藏在山林之中,后一句说庙中屋宇高敞,别有天地。这很像刘海粟年轻时常游常画的杭州灵隐天竺一带景致,故而他马上就捕捉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刺激感。
海老画画,不怕围观,他不仅旁若无人,还能增一分豪气,他有一种舞台感、现场感,这是很多画画的人所难以想象和惧怕面对的。他甚至像一个明星,以传奇的人生经历、魔术般的手段,受人尊重的年纪,以及旺盛的精力站在舞台上,说他像明星未免有些太低估他了,他是无所畏惧打不垮斗不倒的风云人物,自带一种浑然天成的从容自信,不管是出现在上海或北京的展览馆和报告厅,或者是高山之上(如黄山),或者是云海之间(如闽粤),都能吸引成群的追随者。当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后来沈文补记:有个围观的加拿大华人小伙子,名叫李德金,一直跟到中午,海老问其姓名,来自何方,祖籍在哪儿等等,然后着人取来纸笔,大书“爱祖国”三个字赠之。小伙子激动地抱住海老,亲吻脸颊。
画了片晌,沈文怕他累,向寺僧借来藤椅并奉上岩茶,海老喝了口茶,仍不肯坐,定要站着画,海老上山可以坐滑竿但画画却坚持能站着就绝不坐着,他的理论是:站着画画才有气力从身体贯注到笔端,画是有生命力的,倘若坐下,气息便弱了。画到中午,大要已成,剩下的工作可以回宾馆完善,众人皆鼓掌叫好,海老前后踱步,再三审看,也觉得十分满意,遂长呼一口气,将笔掷入画箱,然后便重重地跌落在藤椅上,神疲力倦,停了好一会儿才张口答话。
画箱是沈也的,沈也是沈文的儿子,这一年十九岁,已经习画多年,沈也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用的颜料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用马利,他用的绝对不是马利,是我们没用过的进口颜料。”这也符合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画的第一印象——鲜艳明净、饱和度高,甚至不像一张“老画”,感觉挺“新”的,而且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那个时期油画常见的泛黄灰暗剥落等等毛病,另外,颜料厚涂凸起来的部分也一点都没有受损受压的情形。我向刘蟾请教,刘蟾告诉我:“这些颜料应该是大姐(刘英伦)寄来的,1981年他去香港办展览,自己也买了一些颜料。”海老是在厦门过的春节,在福建期间,他一直用这个小画箱,感觉很顺手。1982年的2月13日,汕头市副市长郑瑁和海老学生陈大羽,专程接海老去汕头,沈也赴厦门相送,他将画箱交还沈也,海老倒了点儿调色油,搅了搅调色板上的剩颜料,拿起油画笔在画箱内侧满满当当地写了如下文字:“沈也油画箱,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在福州厦门用此箱画了五幅油画,刘海粟率书。”这几行字很可能影响了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选择,在两年后的高考中,沈也如愿以偿地被南艺录取。沈也后来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油画箱,它完美驻留在了1982年的初春。
海老提到在福州和厦门画了5幅油画,我们找到了其中4幅的下落,其中有3幅收藏在刘海粟美术馆,《福州鼓山》是其中的第一张,也是坊间唯一所见。
六、胜于天竺
到了中午,众人皆累了。寺中在妙吉祥殿备下精美斋饭。沈也至今犹记得40年前的这顿午膳,他说直到现在,都是他吃过的最美味和最难忘的一席素斋。我把这看作是一个少年对于味道的敏感以及味道如何长久地作用于记忆——我们都会在一种气味,一段味道之中储存某一段落的整个时光,当这个气味再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瞬间被唤醒并沉浸在昔日重来的美好之中。餐后小憩,众人便簇拥着海老在寺中罗汉台、佛阁附近散步,阁后有“兰花圃”,为朱德所题,又有两块巨石相峙如石门,镌有郭沫若题诗,再走到灵源洞,喝水岩一带,宋元明清的歌咏题刻,则鳞次栉比,随处可见,总共有300多处。到了朱熹所书的的“寿”字前,这个字高达4米,是福建省最大的古石刻,众人皆祝愿海老从耄耋迈向期颐,更攀高峰——再过4天就过年了,转过年他就87岁了。回到休息室,大画案上早已铺好画毡,笔墨纸砚一一准备停当,方丈请留墨宝,海老略一沉吟,便大笔榜书“胜于天竺”四字,窗外大树葳蕤参天,细碎的光影从浓密的枝叶间透出来,活泼泼地在窗前案头和地面上跳跃着。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谢海燕与张嘉言双目相对,会心一笑,他们心意相通,明明如镜,老校长题字中的“天竺”非指古印度佛国,而是特指杭州西湖西北方向的灵隐天竺一带——天竺峰、天竺路以及天竺三寺,这里有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有他们共同拥有的往昔。1940年代,谢海燕曾经担任过杭州国立艺专教务长兼图书馆主任,张嘉言也曾经担任过杭州国立艺专的助教,再往前,1930年代,刘海粟是上海美专校长,谢海燕是美专教务长,张嘉言是刚入校的新生,他们浩浩荡荡地去杭州写生,出发和归来,都有上海记者的报道,刊在报上。在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上,将写生纳入正式课程,就始于上海美专,始于刘海粟。海粟在《西湖旅行写生记略》一文中记道:“去则几百人,居一月余,如临时学校然……频归必开展览会,以表白其所习者,观者动辄万人。”更何况眼前的景物与心底的记忆混合搅散在一起,如那案头地面细碎的光影一般,活泼泼地跳跃着,说不清楚现实与往昔哪个更模糊?哪个更清晰?“鼓山”和“孤山”,“涌泉”和“虎跑”,就连鼓山的“灵源洞”听起来也和灵隐的“呼猿洞”有几分相似。他们经历了战争、饥荒、运动,经历了撤职、抄家、批斗,年华似水尚未追忆,这些不幸倏地过去了,好似窗外阵风吹过,树叶婆娑,光影摇曳,忽暗忽明,命如尘埃,无数个微尘的挣扎,也只似在飞扬的瞬间,争多那若明若暗的一丝光而已。
七、大红大绿,亦绮亦庄
我们用漫长的篇幅讲述了刘海粟在福州的一诗一画一摩崖,以及《福州鼓山》的画里画外。终于,又回到了绘画本体。读画,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其与画外——调查、梳理、还原、呈现;其与画内,妙在无定论,各花入各眼,即使是同一个人的见解,也会因时间和阅历而变化,读画的开放性,使得名画常看常新,也使得其有长久之生命。
那么,《福州鼓山》给予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看《鼓山》的第一眼,必然被其色彩所吸引。这张画大红大绿,泼辣得不讲理。红墙、绿树、蓝山,重而且烈,就好像高头大马拉着三驾重装马车,轰隆隆地几乎要撞在一起了,却又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住了,稳稳当当地停住,各安其位。就在鼓乐喧天、笙箫鼎沸的热闹时刻,喧喧腾腾的声音在一瞬间凝止住了。刘海粟曾经以诗化语言描述了自己这一类作品的特点:“大红大绿,亦绮亦庄。神与腕合,古翥今翔。挥毫端之郁勃,接烟树之微芒。”他毫不吝惜对自己的赞美,也相当准确。
再仔细看,又没有那么简单。就说红,一般中国画家所接受的训练和最熟悉的材料就是朱砂,但这幅画中的红墙有更复杂的元素,大量使用了茜草红和镉红,以及亮部的粉红,这和他的武器库有关——1980年代颜料最讲究的老画家只有两位:刘海粟和吴大羽;也和他对色彩的理解有关。再比如“蓝山”,画得很讲究,颜色挤到调色板上之后,迅速搅一下,飞快挑到画布上,在画布上揉动,形成丰富的肌理,“蓝山”主体是群青、紫灰和少量的品红,局部又用了很多钴蓝和蓝灰色,在和绿荫交界的地方,用锌白降低饱和度——这是从早年沿用下来的用色习惯。更有意思的是右边山头那些因重力的作用而自然流淌的痕迹,如一溪流水,从高处潺潺而下,洒落于红墙之上。哪怕是只观察白色覆盖的天空,白之下做了多层色底,笔踪与刮痕互现,寓巧于拙,暗处见功夫。
一位年逾八旬的画家,很自然他的体能下降,不再灵活有力,精力也日渐衰颓,但是海老的绘画神经却保持着高度敏感性。他有本事把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关于生命的体验用一种个人化的笔势(Gestural),转化为绘画语言。比如他坚持在户外要站着作画才有气力,他习惯于执笔很高,这样做的实质是改变了力臂,他不是手腕用力了,他是整个手臂在用力,甚至可以借助身体的力量,我们如此关注他画画的姿势和细节,是因为这些都将作用于画布——力度增强了,而且当笔头接触到画布时,又多了一种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增强了绘画中的自然性,在中国画论的审美范畴中,称之为“笔不到而意到,笔不周而意周。”
刘海粟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介绍塞尚的人,他1933年就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塞尚》黑白画册,关于色彩,塞尚有一句简短而充满东方哲学意味的名言:“Color is the place where our brain meets the universe——Paul Cézanne.”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色彩是人的头脑和宇宙相遇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可以借刘海粟小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老了又念念不忘《报任少卿书》之典,将其翻译为:“色彩存乎天人之际”,这一定更得画家之心。
八、从《孤山》到《鼓山》
蒙田有句名言:“人最难做的是始终如一,最易做的是变幻无常。”用这句话观照这几十年的艺术家和文艺圈,怎不叫人唏嘘感慨?这也引出了从《孤山》到《鼓山》的50年间,在刘海粟个人绘画发展史上,所呈现的一种特殊的一致性。
刘海粟《孤山》画的是杭州西湖孤山断桥一带风光,作于1931年。海粟旅欧时,这张画在法国展出,1934年被巴黎国立吉美博物馆购藏,1993年吉美借给蓬皮杜,现常年展出于蓬皮杜艺术中心,这应该是海外收藏的刘海粟油画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件了。
《孤山》的尺寸比《福州鼓山》略小,但即使是一位不熟悉刘海粟作品的读画者,也一望而知这两张画不言而喻的一致性。
我们先从海粟知己谢海燕的评价来观察这种一致性。谢海燕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借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现代主义三圣评刘海粟:“他有塞尚的永久实在性,而无塞尚的重郁;有梵高的奔放泼辣,而无梵高悲怆震颤之笔;有马蒂斯单纯之韵味,而无马蒂斯的温情感……故其深固的自我精神发挥尽致。”
谢海燕提到的三人——塞尚、梵高、马蒂斯,是海粟油画的启程之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最重要的绘画潮流——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源泉,海粟油画,与之脉络相同。塞尚、梵高和马蒂斯,有点像胚胎干细胞,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孕育为各异的新生命。从《孤山》到《鼓山》的半个世纪之中,特别是苏派写实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在现代主义道路上跋涉的画家都成了绘画的潜流,要么被打倒,要么边缘化,需要特别的孤往精神,才能坚持走下去。海外则是另一番景象,由塞尚、梵高、马蒂斯这三人从不同方向孕育出的新树种,已成为最为壮观的现代绘画万木争荣的森林生态系统。
谢海燕从海粟油画中提取的三个特征:“永久实在性”、“奔放泼辣”以及“单纯之韵味”,在1931年的《孤山》上能感受到,在1982年的《鼓山》上也能感受到。刘海粟一直相信他画的东西,这句话说起来简简单单,却最难做到。
20世纪中国著名而长寿的油画家中,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能不为世所移,前后一致者,其实不多。如若不信,可以比较一下这半个世纪之中,常书鸿、吴作人、林风眠、关良等诸位大师创作轨迹的变化,即可知此言不虚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曹禺之问,曹禺晚年缠绵病榻,常问子女,我还能像过去那样写作吗?——现实给予了回答。
从《孤山》到《鼓山》,当我们在谈论一致性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风格,而是风格背后的一些东西,是自由选择,是对绘画本质的探索,是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是历劫不磨而获得重生。“历劫不磨”又是海老题名刻石的,1980年,他在苏州东山光福镇现场画1900岁的汉代“清、奇、古、怪”四棵柏树,榜书“历劫不磨”四个大字,后刻石立于司徒庙碑廊。
有趣的是,1931年《孤山》出来的时候,他是中国新派艺术的代表,到了1982年,画《鼓山》的时候,还是感觉挺“新”的——半个世纪的时光悄悄从身边流过。说到“新”,在不同时代,“新”有不同含义,有一些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依教条,不落窠臼,不怕不合群,敢选独木桥,敢独自走下去。他是少数几个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型的艺术家,可是当他1982年在画《福州鼓山》时,除了少数的学生,能够理解他油画脉络的人特别少,大家看不懂,但是又抱着一种对老同志的宽容态度表示理解,海粟油画的独特价值真正得到收藏与学术的广泛认可,是发生于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这篇文章有一个为了显得光明而略微俗套的题目——“背对黑暗与苦难,面朝阳光与信念。”这固然是历史场景的真实,海老在南方温暖的海边,度过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春天。也和这张画的阳光感有关——那种率直、坦白、力量,激情、快速、干脆,这是一张热烈的画,就好像阳光下的一切事物。更多的,则是一种感同身受。与刘海粟完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同样长寿的作家辛格(1904-1991)在1967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人类总是喜欢一如既往地,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经受苦难。”我看到这句话时,就像是挨了一鞭子,现在写着写着,这句话又冒了出来。辛格和刘海粟各自在不同的国度里,经历了一整个20世纪,他们心里藏着火,安然地穿过了暴风雨,他们的作品传给了我们,勇气和信念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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