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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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12,000,000-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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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0年秋季拍卖会
作者 : 董其昌
作者生卒 : 1555—1636
形式 : 手卷 水墨纸本
尺寸 : 引首：32×120 cm. 12 1/2×47 1/4 in. 约3.5平尺;字：32×963 cm. 12 1/2×379 1/8 in. 约27.7平尺;跋：36×66 cm. 14 1/8×26 in. 约2.1平尺
: 题 识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通家侍生董其昌撰并书。
钤 印 宗伯学士、董氏玄宰
后 纸 1.谭宗浚（1846-1888）题：迩来书法推元魏，毡蜡群收造像碑。此是南宗真派在，百年终有代变时。不独临池诣上乘，容台巨集亦崚嶒。寻常涉笔皆渊雅，似胜虞山及竟陵。右董香光墨迹，通伯先生属题即正，南海谭宗浚初稿。 钤印：臣宗浚
2.于荫霖（1838-1904）题：香光书法名一代，人争宝之，向见多赝。此册为通伯所藏，神采独异。光绪丙申（1896年）冬于荫霖敬记。 钤印：樾亭、臣荫霖印
3.吴汝纶（1840-1903）题：光绪壬寅（1902年）十一月，吴汝纶敬观。
4.光绪癸卯（1903年）十二月朔，桐城王泽，上元刘启琳，合肥李松寿、李世璜、张启文同观于集虚草堂。
引 首 董文敏公墨迹。通伯先生属书。刘泽源。
鉴藏印 逖先眼福

说 明 （一）是件行书《吴来仪公墓志》文可参阅于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八•墓志铭）中《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志铭》一文。两文相较，手卷的内容更为丰富，增加了吴用先伤其父亲（吴来仪）一段内容，以及补入了吴来仪的生卒、墓地和吴氏一门姻亲婚配情况。大略可推测《容台集》中的《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志铭》所依据的底本或许就是本卷的起草文稿。两文出现的出入，或是董其昌在誊抄此卷时的修改；或是未能誊回草稿中；或是版本传刻中的讹变和讹误。
（二）桐城吴姓是大姓，元代由婺源迁居桐城东乡，分麻溪、高甸、马埠山三支。麻溪吴氏一族，通籍入仕，代有英杰。是卷《吴来仪墓志》乃董其昌为书画挚友吴用先之父（讳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所撰写。吴来仪在世不足三十年，有关他的生平几乎没有记载，故而是篇颇有史料价值。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少孤，育于祖。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任临川知县，后迁户部主事，任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皆有政绩。升都御史，巡抚四川。后为蓟辽总督。著有《周易筏语》、《寒玉山房集》等。
吴用先的祖父吴一介，数子皆贤，其中吴应宾（1564-1635）最令我们熟知。其字客卿，一字尚之，号观我。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学者方以智的外祖父。他与侄子吴用先皆笃信佛教，与晚明数位高僧皆有深厚交往。董其昌与叔侄二人皆有交谊，尝通信参禅悟道。
（三）1.旧藏者“通伯”乃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家学，并问业于吴汝纶。后又师事张裕钊。宣统二年(1910)授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堂教习。1916年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之《文苑传》。
2.“逖先眼福”应为张祖翼（1849-1917）藏印。张祖翼，字逖先，号磊盦、坐观老人，安徽桐城人。光绪举人，官江苏候补知县。工书法、篆刻，师邓石如，为一时所称。收藏书籍、金石、字画、碑拓甚富。
（四）题跋者简介：
1.谭宗浚，原名懋安，字叔裕，号止庵、荔村。广东南海人。少承家学，善诗文。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究心经学，治古文。后继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典试江南。光绪十一年（1885），出为云南督粮道，再署按察使。著有《希古堂文集》、《荔村草堂诗钞》。此外，他还以精通美食闻名于世，是北京“谭家菜”的创始人。
2.于荫霖，字次棠，又字樾亭。咸丰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湖北荆宜施道、广东按察使等职。
3.吴汝纶，字挚甫，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名校桐城中学。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4.刘泽源（1862-1923），字访渠，书室名“诵抑轩”，故又号诵抑，别署懿翁、淮南布衣。晚清、民国时期合肥地区著名书法家。
按 语 此董其昌自书所撰桐城吴应道（字自明，号来仪）墓志铭，凡196行，洋洋1394字，通篇以楷书写，偶挟行书笔法。是他殚精竭力，经意而书的杰作。董其昌一生以文徵明、赵孟頫为竞争对手，自称“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一，吾得其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确实，董其昌精于楷书，尤其是小楷书，法晋人而得意于颜鲁公、李北海。其隽逸跌宕的书卷之气，确实可与文、赵争胜。但因为性格疏放，每以行草应世，楷书绝少作，长篇楷书更难得一书。他有二卷《小楷千字文》，写了停，停了写，一卷写了四年，一卷写了七年。此卷远远超过一千字，因为朋友之托，撰文连书写，必然大费时日。而董其昌蕴藉典雅的“生秀之色”，亦在此卷中一展其长，所谓秀色可餐，真能沁人心肺的。
此卷长近十米，而保存完美，则更为难得了。
释 文
明故诰赠通议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来仪吴公墓志铭。
在昔戊子之岁，其昌与今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时大司成田公品题多士，而余两人受国士知，游日暱，因问两尊人何状，皆抱风木恨矣。每相唏嘘泣下，曰：“古人有亲没而三征七辟不就者，吾两人独何心而事应举哉！第朝家令甲得追赠所生，为地下光宠，故不能自割耳。”已相继成进士，余浮湛宦路三十年，司马公敭历中外，仗中丞之节，以奏最赠其尊人为中宪大夫、四川廵抚都御史。母方，赠恭人。复自请告，起家纳言，与覃恩会，赠其尊公为通议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方恭人赠淑人。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司马公犹以罔极之痛，予有同心，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义不得辞也。
按状，赠公讳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唐左台御史少微公之后，世居休宁之长丰里。始祖太乙公领元总管之责，国初迁桐城，十一传而至公。幼有异质，授之书即上口，赠通政仪亭公绝怜爱之，尝曰：“神太用则疲，何况稚子？”虽就外傅，多有暇日，其执经家塾者，岁不过三月耳。公既弱冠，稍悟学殖易落，韶年不再，乃奋志占毕，寒暑靡间。娴于帖括，色泽高华。学使者天台耿公有人伦鉴，补博士弟子，头角崭然，有昂霄之势。而以试宣城，遘疾归，在死法中。时司马公生九岁，垂绝之日，手摩其顶，谓方淑人曰：“汝无忧后事，有此子在，吾为不死矣。善事吾二尊人，汝食报无涯也。”言毕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
盖司马公尝自伤也，曰：“用先方龆齔，严亲见背，音容罄咳，若显若晦，若灭若没，百不得一矣。惟闻之吾母曰：‘而父仪容修伟，神情高迈。于归之日，奁具甚盛，目不一瞬。’”呜呼！不家于婚，肯官于胤，而五鼎祭，何足荣哉！至发其遗编，则装潢缃帙，整洁庄严，朱墨分雠，鲁鱼咸辨，是元凯传注之癖也。追其遗事，则太公一尝病卧，吁天请代，医祷服劳，裾不解带，既瘥而后即安。太公六秩，陈牢醴以奉之，集亲朋以娱之，是季路负米之孝也。裒其遗文，则有长歌云：“所忧非忧贫，斯忧其可休。处处凌九霄，行行戒深沟。”是茂先励志之诗也。假令嗣其年力，三不朽事，岂顾问哉？长材厄于短晷，英风郁于促龄，此司马所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虽然，尝一脔而知全鼎，窥片羽而知九苞。若司马公之传神写照，何止颧上三毛而已。
生于嘉靖之己亥之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嘉靖之丁卯五月二十七日，葬于麻溪路庄之阳。赠淑人武陵簿方良之女，御史方佑之孙女。生子二，长即司马公，见任总督蓟辽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娶太学生唐檄之女，屡赠淑人。次用衡，鸿胪寺序班，娶方学易之女。孙七，日旦，福建建安县县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孙氏；日晟，太学生，娶唐氏；日昺，太学生，娶方氏。俱用衡出。日昶，文华殿中书舍人，娶礼部侍郎何如宠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禄寺卿盛世承长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户部主事韩国藩之女。俱司马用先出。孙女二，衡出者适邑庠生金日镜；司马出者适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
铭曰：“延陵之后，华胄绵绵。储祥培祉，自歙而宣。以任得民，诞此名贤。云生泰岳，江出岷川。为龙为光，既陶既甄。笔花灿灿，腹笥便便。福谦可信，佑善或愆。饮不尽尊，潜乃跃渊。凤雏鸣岗，麟阁凌烟。朱斿猎猎，紫诰笺笺。是众父父，是大年年。虽造物之尚缺，终食报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题京兆之阡。”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通家侍生董其昌撰并书。
董其昌书《吴应道墓志铭》考
文/白牧
此卷是明代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应道所书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查崇祯三年（1630）刻《容台文集》，此《墓志铭》收于卷八。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台文集》则移至卷九。收入文集时，对此《墓志铭》进行了修改和删减，造成很多信息缺失。本文即加以详细分析。
一、《吴应道墓志铭》的创作背景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根据《墓志铭》，称其祖先为“唐左台御史少微公之后，世居休宁之长丰里”。对吴氏在唐代的迁徙情况，平湖图书馆藏《义门吴氏谱》等家谱材料皆有记载。吴氏第五十九世吴良就已经迁于歙，卒葬问政山，其子六十世吴义方居新安，皆在徽州。义方有三子，为太微、少微、保微。然而家谱中吴少微的简传说他“自饶州迁休宁县，令居县西二里许石舌山，今名凤凰山”。何以自饶州迁徙回徽州休宁？虽是不解，但董其昌以少微为休宁吴氏之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墓志铭》又说：“始祖太乙公领元总管之责，国初迁桐城，十一传而至公。”则明初迁往安徽桐城，一直到吴应道，为桐城第十一世。
吴用先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比董其昌晚一科。二人相识的最早时间，暂未发现其他文献资料记载。此《墓志铭》文首直说“在昔戊子之岁，其昌与今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则二人相识至少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在国子监时。明代非常重视国子监，作为选材之所。国子监的来源有多种，除了地方推荐、恩荫、捐例，还有一种就是会试落第的举人，翰林院可以录用其优异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一届科考。因为董其昌在万历十七年（1587）中进士，之前则数次落第。加上王锡爵对他的赏识，他应该是在国子监就学的，这一点往常鲜为人知。因吴用先生平资料不详，据此《墓志铭》亦可知其曾入国子监。《容台文集》收入此文时，做了简化处理，仅说“往余与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就缺失了重要的信息。
《墓志铭》说：“时大司成田公品题多士，而余两人受国士知。”“大司成”即国子监祭酒。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国子监祭酒年表》记载了田一儁万历十五年（1587）到任。万历十六年（1588）正是田一儁在任，《墓志铭》符合史实。董其昌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这届庶吉士共二十二人。此时田一儁已经做礼部侍郎，掌翰林院，为之师。田一儁万历十九年（1591）以病辞归，未行而卒于北京。他生平以洁自标，无人知其贫，待到病笃时，门人值守于榻侧，看到他的食用，都是粗粝疏布，才知道他是一介萧然寒士。田家无力为其扶柩还乡，于是董其昌自告奋勇为老师扶柩至福建大田。从田一儁称许董其昌与吴用先二人为“国士”来看，其师生情谊是相当笃厚的。
董其昌殿试为己丑科（1589）二甲第一名，即传胪，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吴用先殿试为壬辰科（1592）三甲第二十七名，授临川知县。吴用先在晚明历史上曾经参加了“万历三大征”的“平播之役”，又曾经总督蓟辽，但是《明史》里却没有他的传记。乾隆《江南通志》仅有简略的小传。民国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四有《吴司马廷尉传》，对吴用先的履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吴用先在临川任时，均平赋役，政绩第一，于是征为户部主事，历任议曹，出为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皆有政绩。擢都御史，巡抚四川。时值播族酋长为乱，大将刘议兵饷不肯进兵，吴用先亲自督战，平息暴乱。吴用先又奏请朝廷革除行都司和五卫官管事，改五卫为郡，州县的兵权皆由政府掌管。由此，铲除了武官侵虐百姓和私通番、苗的弊端。不久，吴用先因病辞官，家居八年。朝廷复召为工部侍郎，准备推举为少宰。时有客来贺，并劝他趁早巴结宰相，他回答来客说：“宰为朝廷宰，非宰相宰也。”客人不欢而去。次日，就改为宣大总督，忽然又改为兵部侍郎总督蓟辽。蓟辽地处边疆，又有后金威胁，为官者皆不愿去。吴用先说：“君命也，何敢避难？”便赴任了。天启二年(1622)，吴用先到蓟辽，与孙承宗(时为督师)相欢无间，并上疏说：“臣抵任十日，即阅历蓟、昌各路，星驰山海关，至宁远。以臣所睹记，非独关外之难，关内亦难也。关内三协，以选将练兵为要义，以修墙筑台为急务；以抚剿相需、战守互用为决策；以崇简守约、惜军爱民为官方。”疏章得到皇帝的嘉许。在蓟辽的一年中，吴用先率军修理边防要冲十九处，墩台堡堞焕然一新。蓟辽粮饷缺乏，吴用先率军民大兴矿冶，将矿物运输到内地，以换取粮饷。因此，边疆粮饷充足，各要塞安定无事。时适值阉官魏忠贤弄权，诬陷杀害左光斗等人，吴用先愤而辞归，天启六年（1626）卒于家。崇祯初特赐赠荫祭葬。
吴用先少孤，由其祖父抚养成人。根据此卷《墓志铭》，其父吴应道卒时，吴用先才九岁，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左右。吴用先成年后，对祖父孝养备至，并与吴应宾（方以智外祖父）同修宗祠、置义田。此《墓志铭》董其昌就是从与吴用先互相询问双方父母的状况开头的。董其昌中进士之前，他的父亲董汉儒、母亲沈氏便已经不在世了。万历二十年（1592），董其昌中进士三年后，曾将自己手抄的一部《金刚经》送至杭州云栖寺的莲池大师那里，请他为亡父母荐福。
吴用先的母亲方氏，是著名的桐城方氏家族的女性。莲池大师文集的《生集卷之二》记载了方氏：“大明方氏，诸生吴应道室也。三十而寡，守志归佛，专修净土。一老媪亦斋戒，相随逐二十年。万历乙酉，时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媪相对念佛不辍，无一语及他务。卒前一日，沐浴更衣，明晨然香礼佛，还坐一榻而逝。有子用先。第进士，不妄语人也，为予道始末如此。”可知吴应道死时，方氏三十岁左右，她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卒年五十岁。因此董其昌说自己和吴用先“皆抱风木恨矣”，即“风树”，出自《韩诗外传》卷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借指父母死亡，不得奉养。
古人在涉及对方父母家人的时候，都非常小心。一般都会从侧面先打听情况，尤其是涉及到父母名讳、去世等等，需要非常谨慎，以免冒犯而引起不敬。比如，董其昌就有一位同年名叫“董汉儒”，与他父亲同名。《南吴旧话录》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董宗伯在一侍郎处，论及匡郑诸人。侍郎曰：“汉儒本多刺谬。”思白步出前庭，倚树默然。（宗伯尊人名汉儒。）侍郎问故，对曰：“吾爱其枝叶耳。”侍郎悟，拊其背曰：“咄咄逼人”。
因为同僚未留意董其昌父亲的名讳，当着董其昌面直呼“汉儒”。董其昌非常尴尬，便走到庭院里依靠树木。同僚见状询问，听到董其昌一语双关的回答，才知道自己犯忌。董其昌与吴用先关系亲近，并互相询问父母情况，得知双方父母都已去世，更有相惜之情。并且遗憾未能让父母看到自己中进士光宗耀祖的这一天。
董、吴二人中进士后，董其昌因为朝廷政治变动因素，大部分时间都赋闲在家，时出时隐，“浮湛宦路三十年”。而吴用先的仕宦经历，上文已经详述，所谓“敭历中外，仗中丞之节”，取得了相当大的政绩。在此《墓志铭》中，董其昌称呼吴用先为“司马”。明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就提到“吴用先以侍郎总督蓟辽”。不过，吴应道第一次得赠中宪大夫、四川廵抚都御史，是在“平播之役”后吴用先奏最所得。“奏最”就是考绩列为优等，以此向朝廷上报。吴应道第二次得赠是在吴用先请告家居八年之后。“起家纳言”，就是吴用先起为侍郎之后，据后文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纳言”本是尚书等近臣所用帻巾，有居高位而广纳群言、广征贤论之义，因此被用于代指皇帝的近臣。而董其昌说自己“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春卿，即礼部尚书；承乏，是暂任某职的谦称。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拜南京礼部尚书，因党祸酷烈，逾年即辞归。所以，吴应道第二次得到貤赠应该是差不多在此年之前，其妻子方氏也从“恭人”升为“淑人”。而且，吴用先仍然觉得父母养育子女的无穷无尽的恩德无以为报，便“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塞上，是指蓟辽边关。虽然此《墓志铭》没有确切年款，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应当书于天启五年（1625）左右。
二、吴应道生平
根据《墓志铭》可知，吴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所以《容台文集》收入此文时命名为《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铭》。吴应道自幼聪颖过人，但是其父怜爱他，生怕他过于勤奋而过于疲劳。虽然他从师学习，但不太让他去私塾，每年大约就去三个月左右。直到二十岁弱冠之年，他体悟到“学殖易落，韶年不再”，开始发奋学习，精于诵读，娴于帖括（科举应试文章）。耿定向（人称人称天台先生）对吴应道非常赏识，将其补为博士弟子，成为府学生员。之后吴应道在宣城参加考试。按理来说，桐城隶属安庆府，宣城隶属宁国府，二者都是南直隶直辖的。吴应道的异地科考应该是符合当时某些政策的。《墓志铭》的铭文有这么一句“储祥培祉，自歙而宣。以任得民，诞此名贤”。崇祯三年（1630）刻《容台文集》则改成了“以任得民，自歙而宣。钟祥储祉，诞此名贤”。这一更改，反映了董其昌初稿的不慎，将语句颠倒了。也说明吴应道的先人曾因做官得任宣城，或许吴应道的学籍还在宣城，因而需要回到宣城科考。
但不幸的是，吴应道就在应考期间染上重疾，回到桐城后很快就去世了，葬于麻溪路庄之阳。董其昌在描述吴应道临终前的场景上颇着笔墨。吴应道嘱托夫人方氏照顾父母，尤其是对时年九岁的吴用先期望很高。其后，方氏守贞向佛，抚养幼子，终于将吴用先、吴用衡兄弟培养成才。按照后文所说“生于嘉靖己亥之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嘉靖之丁卯五月二十七日”，吴应道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而卒年却有失误。因为吴应道卒时二十九岁，吴用先才九岁，所以他的卒年应该是丁卯年（1567）。但是，嘉靖皇帝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驾崩，隆庆继位即改元为隆庆元年（1567），至吴应道卒于五月二十七日，完全应该时在隆庆了。
董其昌用了几个事例对吴应道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充分刻画。一是借吴用先的转述，他因年幼丧父，父亲的形貌都已模糊，是其母方夫人为他描述“仪容修伟，神情高迈”的父亲形象。方氏还特别提到结婚那天，“奁具甚盛”，但吴应道却“目不一瞬”，这个细节提示了吴应道不为财物所动。整理吴应道的遗作时，发现“装潢缃帙，整洁庄严，朱墨分雠，鲁鱼咸辨，是元凯传注之癖也”。非常整洁有条理，而且校勘严谨合理，就好像魏晋时人杜预（字元凯）注解《左传》那样。吴应道志趣高尚的形象呼之欲出。
二是说到吴应道在其父生病时，“吁天请代，医祷服劳，裾不解带，既瘥而后即安”。祈祷上苍用自己替代父亲的疾病，请医生看病照料，甚至夜间都和衣而眠，直到父亲病愈。而其父六十岁生日时，“陈牢醴以奉之，集亲朋以娱之”，来让父亲高兴。这就是他的孝道，就像孔子的弟子仲由（字季路）小时候为背米孝敬父母一样。
三是读到吴应道的遗文中有“所忧非忧贫，斯忧其可休。处处凌九霄，行行戒深沟”的诗句。不过，董其昌认为这诗句是西晋张华所作《励志诗》，其实是明代陈献章《赠李世卿六首•其三》的内容。诗句反映了吴应道的人生态度和志向，是其言语的表达。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立行、立德、立言，所以董其昌哀叹吴应道生不假年，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而来不及完成“三不朽”之事（立德、立功、立言）。但是他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事例，就像“尝一脔而知全鼎，窥片羽而知九苞”，足以“传神写照”，能看出吴应道如果得享长寿，必然能成就不朽的事业。
《墓志铭》还交代了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方氏的父亲方良，曾做过武陵簿。方氏的祖父是方佑，字廷辅，明天顺元年(1457)进士，官监察御史，巡监两淮，再按广西。凡所巡历，人不敢循私，被目为“真御史”。后为忌者中伤，贬谪攸县，擢桂林知府，才八个月便致仕而归。在万松林中结屋而居，足不及城市，超然自得，为皖中人望。
吴应道与方氏生二子，长即吴用先，次子吴用衡。吴用先娶太学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屡赠淑人。吴用衡鸿是胪寺序班，娶方学易之女。其孙辈共有九人，孙子七人，孙女二人。吴用先有三个儿子：“日昶，文华殿中书舍人，娶礼部侍郎何如宠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禄寺卿盛世承长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户部主事韩国藩之女。”一个女儿“适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吴用衡有四个儿子：“日旦，福建建安县县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孙氏；日晟，太学生，娶唐氏；日昺，太学生，娶方氏。”一个女儿“适邑庠生金日镜”。
从吴应道子孙的婚配姻娅可以明显看出“门当户对”的社会现实。吴用先身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是正三品官。他的长子吴日昶官居文华殿中书舍人，从七品，亲家是礼部侍郎何如宠。他的次子吴日暠是恩生，亲家则是光禄寺卿盛世承的长子孝廉盛可藩。他的三子日旻未著功名，亲家是户部主事韩国藩。女儿则嫁给了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左光斗也是桐城人，是天启年间东林党的清流，其人刚直不阿，与魏忠贤的阉党水火不容，最终于天启四年（1624）被捕入狱，天启五年（1625）被害狱中。因吴用先与左光斗是儿女亲家，在左光斗备受牢狱折磨去世后，吴用先愤而辞职，告老还乡。
吴用衡官胪寺序班，是从九品官，他本人仍娶于方氏。他的长子吴日旦官福建建安县县丞，是八品官。他另外三个儿子和女婿都只是邑庠生、太学生。其亲家基本都是桐城地方上的人物。其中，长子和四子仍然娶于方氏。
  三、《吴应道墓志铭》的撰写与书写
此《墓志铭》的行文格式符合墓志铭这一文体。墓志铭最主要分为散文体的“志”和韵文体的“铭”两大部分。比较标准的墓志格式，一般要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生卒日期、所葬墓地、家庭情况、婚配姻娅等方面；韵文的“铭”则表达对逝者的悼念和赞颂。一般来说，墓志铭是对逝者最后的盖棺定论。逝者去世后第一步是家人总结的“行状”，再请人根据行状来写更为正式的墓志铭。所以，此《墓志铭》开头董其昌在叙述原委之后，就以“按状”开始正式写志文。
董其昌写墓志铭的风格带有很强的明代小品文趣味，因此突破了传统墓志铭的固定形式。综合董其昌文集中所作的众多墓志铭来看，他经常将自己与对方的交往写进去，有时候还会带上交游圈朋友们的过往活动。这种作墓志的方法，其实和“序”这种文体比较接近了。因为在董其昌作墓志铭的对象中，大多数还是没有仕宦的士绅阶层。传统的墓志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叙述逝者的仕宦经历，这是“三不朽”中“立功”的体现。但对一般士绅而言，没有仕宦经历，这部分是缺失的，所以董其昌就做相应的调整，尽量从自己与逝者及其家人的交往入手，尽力赞扬逝者的人生。
此《墓志铭》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吴应道英年早逝，没有取得“立功”的不朽，但是他的儿子、孙子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吴用先身居朝廷重位，所以董其昌全篇都紧扣自己与吴用先的交往。尤其是通过吴用先的转述，选择了吴应道生平几个事例，来营造他“三不朽”的形象。可是，吴应道的“立功”毕竟不成立，董其昌便以“立行”来替代言之。
在崇祯三年刻《容台文集》中，对这篇墓志铭做了较大的删减和修改。其中删减最明显的，首先就是吴用先转述的方夫人对吴应道“立行”的描述。而将“追其遗事”改为“追其遗行”。孝敬太公的“立德”孝行，也兼有了“立行”的成分。但是后文仍然提到“三不朽”未改，这就造成了行文的突兀感。
另外一处较大的删减，是将整段的有关吴应道生卒时间、子孙姻娅悉数削去。简述吴应道生平几个事例后，从“若司马公之传神写照，亦何止颧上三毛而已”这一句紧接“铭曰”，因而全文形成了缺失片段的不完整感。这一处删减或许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吴用先在天启五年（1625）左右请董其昌为吴应道作此《墓志铭》，正是魏忠贤党羽正肆虐的时候。虽然当时吴用先还在官位上，但在左光斗遇难后便愤而辞归，并于次年（1526）病卒于家。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帝驾崩。在众臣参劾下，这年十一月崇祯帝即将魏忠贤发往凤阳，随后又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魏忠贤畏罪自杀，客氏也被鞭死于浣衣局，魏氏党羽也逐步得到相应惩处。
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逆案，这才将魏忠贤的主要党羽逐出，东林党人又得以进用。但是，魏党残余仍然在朝，政局摇摆不定。与逆案有关的人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等人相继执政，暗中排挤正人，准备翻逆案。这个时期复杂的政局与《容台集》的编纂正好同期，政治趋向还不明朗。《吴应道墓志铭》牵涉到左光斗，还相当敏感。因此，删除家庭姻娅既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对吴、左两家也不会过多暴露详细家庭成员情况。
董其昌对旧稿的删改，符合编纂文集的惯例，也和董其昌不留底稿的习惯有关。陈继儒在《容台集序》里就明确说了裒辑时对收到的初稿加以修改，并指明了搜集工作是由董其昌长孙董庭来负责的：
而公摇笔万言，缘手散去。侍儿书记，竟不知转落谁何手也。余与公为老友，凡有奇文辄出示欣赏，其他散见于劈笺、题扇、卷轴、屏障之外者甚伙。赖冢孙庭克意料理，悬金募之，稍稍不胫而集。呈公省视，乃始笑为已作。不然，等身书几化为太山无字碑耳。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三年刻《容台集》（乙本）的扉页上，有董庭的一则《启》曰：
家祖著撰，随手应酬，陈眉公以为不解好名，莲池师以为不住布施。故虽九州堂户，巨屃如云，而一室锦囊，碎金成屑。近者勉从私请，业付编题，渔网每漏。夫枝珊龙穴，未闻乎报甑，多以白鹅不换，反迷绿蚪之藏。惟愿海内名贤，邮传佚本，使缥缃剑合，皮数珠还。庭不胜瞻企之至。华亭董庭谨启。
从当时编纂的情形来看，浩繁的《容台集》应该不会完全没有底稿，但大多数应该是向亲朋好友们抄录搜集回来的。对这样的稿子，校对和修改是必然的。崇祯初年刻板付印，其搜集编纂工作必然提前几年。因此，考虑到同时期的政治状况，就不难理解《吴应道墓志铭》的删改情况了。
此《墓志铭》是董其昌七十一岁左右的书法作品，主要出入二王法度，比较类似《圣教序》的风格，又带一点李邕书法特点。字体端庄雍容，气息清雅隽秀。董其昌年轻时书法从颜体入手，其后于晋、唐、宋、元各大家无所不窥，四十岁前便自负不将祝枝山、文徵明置于眼角。七十岁左右，正是他书法的成熟期，精熟于二王法度，又旁收其他各大家的特色。这个时期，他的书法笔法严谨隽雅，用墨也清新润泽，章法布局比较疏朗。因此风格飘逸高华，尚不具七十五岁以后的那种萧散飘逸并老态蜷缩之状。
这种风格在差不多时期的其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到。比如，给好友朱国盛父亲写的《朱泗墓志铭卷》（故宫藏）与此卷《吴应道墓志铭》风格相近。这两件墓志铭，董其昌用的都是乌丝栏格子纸。董其昌写格子纸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习惯于将字偏居格子的左上角，而非格子正中。考察其他几件有格子的作品，如故宫藏《楷书三世自诰卷》，以及上博藏两本《自诰卷》，无不皆然。
《正阳门关侯庙碑卷》的后记（故宫藏），书于天启二年（1622）壬戌，时年六十八岁，已经呈现出这种典型的成熟风格。其《楷书三世自诰卷》（故宫藏）书于天启五年（1625）乙丑，虽然比较有徐浩、颜真卿的书法特点，但是出以生拙，兼带行楷。此卷既然与《吴应道墓志铭》同年，其笔法风格正可以相互参照。而且，《吴应道墓志铭》所说的“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正是《楷书三世自诰卷》创作的背景。这一《铭》一《诰》，正可以结合起来看待。
与《吴应道墓志铭》风格更为接近的还有天启五年（1625）书《行书梁武帝书评卷》（故宫藏）。这二卷所用纸张也极为相似，这种纸不如镜面笺那样光滑，因此偶然带有飞白和渴笔。虽然有的地方显得干涩凝滞，但是细察用笔起讫、牵丝转带，气韵贯畅流美，无不精致生动。
稍晚几年的作品也可参考，如《行书郑公墓志铭册》（故宫藏），书于崇祯二年（1629）己巳，董氏七十五岁。这册书法明显可见笔墨干涩老辣，结体收缩，倾斜的趋势更强。不如前几年用笔的舒展顺畅，墨色的滋润华美。另一件《行楷书许文穆公墓祠记卷》（故宫藏）也书于差不多时期。这卷虽然间架结构比较开张，但是笔毫凝结，时有奇峭不平，总体趋向萧散飘逸。不如七十岁左右严谨稳重、隽美高华。
因此，《吴应道墓志铭》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加上书法精美，绝非应酬之作。考虑到墓志铭系给逝者所写的文章，按理是不太会当做文学内容来书法创作的，大多都是交付给逝者家人的应用之作。因此，存世墓志铭的书写，一般就是草稿和正稿。若是正稿有所涂改，那是不太严谨的，往往是比较仓促，或者必须写在对方提供的绢纸材料上，不得已涂改。等到正式刻制墓志铭再由刻工采用改定稿。如《行书郑公墓志铭册》，董氏仍有圈改涂乙，应该不能算标准的正稿。而《吴应道墓志铭》书写格式严谨，丝毫无误，显然不是初稿，应该就是当年写给吴应道的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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