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益王“琅风琼琯”仲尼式古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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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3,600,000-4,200,000

拍卖日期：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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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19年春季拍卖会
年代 : 明
尺寸 : 通长：121.5cm. (47 7/8 in.)肩宽：19cm. (7 1/2 in.)尾宽：13.5cm. (5 3/8 in.)
: 此琴呈仲尼式，形制宽大饱满，通体髹栗壳色漆，鹿角灰胎，质地坚硬厚实。琴首至护轸向内收窄，肩起近三徽，琴肩部呈半月形内收，下部收腰挺拔有度，尾部冠角简洁大方。琴背设长方形龙池与凤沼，项间镌篆书琴名“琅风琼琯”，龙池两侧镌行书诗文：“秋瑟高飚来青色之鸣鹤” 、“琳琅雅韻起幽壑之潜蛟”，龙池内左右书：“大明嘉靖甲子夏五月之吉，益国潢南道人获古桐材雅制。” 凤沼内刻：“洪都琴士涂桂奉命按式监斫”。嘉靖甲子年为1564年。龙池下三方印鉴，分别为钟形印鉴“湟南”、 外圆内方并龙纹环绕 “益藩雅制”，以及“存诚养德” 方印。琴背面款识原皆施朱砂描金。桐木材质松黄古旧，较此琴制作时间更古。抚弹之下，手感轻盈，按泛飘逸，低音松厚，中音坚实，高音嘹亮，三准均匀，符合古代“审音九德”之标准，极具古风古韵，明代是我国琴学发展的一个繁盛时期，从宫廷到民间，在琴曲、琴器、琴论方面，创作、流传下来丰硕的文化遗产。明代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建立了同姓分封的藩王制度，藩王在永宣之后虽然失去了实际的军事政治权利，但是在政治结构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济、法律和文化方面享受特权，藩王的贵族精神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突出，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在宫廷各种限制之下，藩王被束缚的政治意识能量转移到以诗言志，寄情佛道，事琴书而作伴，招风月以为朋，不仅研习琴曲，还大量斫琴，著述琴论，对琴乐发展贡献巨大。后世称明代宗室 “宁、衡、益、潞”四位藩王所制之琴为“四王琴”。据《琴学丛书》记载：“明代宁王、衡王、益王、潞王皆斫琴。”潞王琴最多，益王次之，宁、衡最少。
《明史》卷十四《宪宗本纪二》载，明益王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封，封地在建昌(今江西南城)，共传六世，与明偕亡。朱翊鈏（1536-1603年），自号潢南道人。明太祖九世孙，宪宗四世孙，益恭王厚玄孙，昭王载增长子。嘉靖二十五年(1546)，其父载增卒，翊鈏时年十一岁，后其祖父袭封益亲王，翊鈏受封世孙。至万历八年(1580)，得嗣益王。在位二十四年，寿六十有八，于万历三十一年薨。谥号宣王。朱翊鈏 “嗜结客，厚炫(其上一代益恭王)所积府藏，悉斥以招宾从、通聘问于诸藩，不数年顿尽。”当时凡能操琴艺者莫不思奔其门下。常命名家制琴而亲为监制。
明代宫廷宗室以外，制琴名手亦复不少，其中江西涂氏就是是颇富盛名的斫琴世家，《今虞琴刊》曾载涂氏造仲尼式琴，其音洪透。如今现存益王琴多见于馆藏，私家珍藏寥寥。
目前所见博物馆藏益王琴有：天津博物馆藏 “玉韵”（大明万历七年）、故宫博物院藏 “天风环佩”（大明万历陆年），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韵磬” （大明隆庆四年）、湖南省博物馆藏 “朝阳鸣凤”（大明嘉靖甲子）。
参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页148.?
故宫博物院编，郑珉中主编，《故宫古琴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页132.
记戊申杨宗稷造神农式古琴
杨宗稷于琴界的地位，如查阜西先生所说：“三十年来，时百琴艺曾独步燕都，又复集成巨著，琴弟子满天下，琴坛已许为一代宗师。”
杨宗稷（1863-1931），字诗伯、时百，清末贡生。祖籍湖南宁远，原姓欧阳，名为欧阳宗稷。他自幼尤爱音律，交游丰富。后历任礼制馆编纂、山西省署参议、湖南南华安厘金局长、南县县知事、前交通部检事科长、前清邮传部主事、学部主事、京师人学堂帮办等职。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好友张百熙(1847-1907)致函约到京共事，杨时百由此携妻带子入京，先在总理学务处工作。同年，被聘其为京师大学堂支应襄办，协助管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财务收支。1904年，选为学部主事。1906年，调邮电部侍郎正式工作三年。
此次这床神农式古琴琴腹墨书款“光绪戊申宁远杨宗稷造”，光绪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是年，杨宗稷结识当时琴坛泰斗黄勉之，开始重拾丝桐。杨宗稷曾在《琴学丛书?琴粹四》《琴粹自叙》中写道：“予弱冠嗜琴，传习数曲，迨寻旧谱，迄不成声。于是每遇操缦之士，必询学谱之法，皆谓非改不可弹，于是心意遂灰，竟成疑窦，决然舍去，垂廿余年。戊申仲春，浮沈郎署，索居寡欢，重理丝桐，以消永日。嗣闻金陵黄君勉之，不改旧谱能弹大曲，从习《羽化》 一操，乃得所谓吟猱之法，于今三年矣。”
当年黄勉之的学生中曾经有军机大臣张之洞、皇亲贵戚溥侗、叶诗梦、史荫美、贾阔峰等人。当时杨宗稷已经45岁，对于古琴、琴书、曲谱精研尤为专注，黄勉之由此也对他格外看重。可以想象，此次这床在杨宗稷重理丝桐之年完成的神农琴，一定少不了与黄勉之师门同好的交流品鉴。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杨宗稷逐渐用二十一年时间完成《琴学丛书》，约四十万字，集古今琴书大成。
有说杨宗稷于1917年开始以”九嶷琴社”之名教琴，无论1917或是1918，多是与黄勉之习琴交往时期。此后在琴史上赫赫有名的“九嶷派”因此得名，杨宗稷也被琴界称为“九疑宗师”。当时的地址就在宣外丞相胡同四十三号（共房二十一间半）。弟子中有管平湖、李浴星、李静、关仲航、彭祉卿、吴冠周、招鉴芬、金致淇、齐执度、虞和钦等。其子杨葆元，其女杨宝书亦能琴。
1920年开始杨宗稷常在为纪念张百熙而建的岳云别业（西城区盆儿胡同55号）举办琴集。雅集人数最多时侯达七八十人，堪称“民国盛事”，据记载这也与溥侗的“相与提倡”密不可分。当年溥侗与杨宗稷、李伯仁曾在琴会上合奏《渔歌》。
杨宗稷当年藏琴曾达百张之多，《藏琴录》中记录了其中的五十三张古琴，之外在《琴学随笔》和《琴话》也有部分记载，初步统计至少有六十张传世或新制古琴。杨宗稷在当时所处的特殊时代所交往的多是皇亲、遗老、文人志士，能够见到较多的传世古琴。《琴学丛书》记载杨时百收藏古琴重于音色，纵使遇到制作不合常理，声音不佳的琴，依法修治之后，琴的声音也能和唐宋琴比肩。相对他修琴的数量而言，杨宗稷斫琴并不多。《琴余漫录》卷一中说明了原因：“予深谙制琴法而未尝多制，以良材不易得……”
此次这床神农式琴，为戴锡昌先生旧藏。戴先生字仲芝，上海人，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中医为业。当时因喜好书法绘画，与文艺界颇有交往，因此结识杨宗稷的儿子杨葆元（1899-1961年）。此琴即是当年杨葆元惠让。
戴先生儿子生于1944年，八十年代移民美国，据介绍“杨宗稷去世之后，抗战前后，杨家生活一度困窘，大约三四十年代杨葆元把家中的很多琴连带房子和地都一起释出，所得的钱都用来还债和维持生活。父亲说当初买这床琴是为了帮杨葆元度过难关，更多是接济一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因为杨家其实还有更好的琴，但父亲从来去提过，他认为那是乘人之危。这床琴也是杨葆元主动提出惠让，父亲以高价买下。当时杨葆元介绍此琴是他父亲杨宗稷早年自己亲造的，这样的琴一共就两三张，至后来他的琴都是让秦华造了。”
《历代琴学资料选》中曾提到杨宗稷开办“九嶷琴社”之后，因和者众多苦无多琴，遂派其徒秦华在南县斫近一百四十琴，其音色与唐宋琴不相伯仲，秦华至此亦声名鹊起。近几年曾见过一床夏莲居旧藏杨宗稷监制、秦华斫“存性”款伏羲式古琴，比较其形制、工艺当是模仿此件杨宗稷亲斫琴所造。
杨葆元(1899-1961)，字乾斋，亦是近现代著名的古琴教育家、演奏家，为九疑派古琴第二代传承人，留下了珍贵的九疑派古琴音响资料及琴谱。由于杨葆元学琴刻苦用功，父亲杨宗稷严格管教，深得九疑琴学的精髓，常参加其父杨宗稷举行的岳云别业雅集活动。
上文中戴老提到的杨家“经济困难时期”，应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葆元离开北京辗转南下之时。此中转让先父杨宗稷遗琴，当是时局所迫。据记载杨葆元1935年2月离开北京。先到南京，与李伯仁、夏一峰、徐元白等人曾组织青溪琴社雅集。后又辗转到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杨葆元才能回到北平，琴学活动开始展开，并与溥雪斋、汪孟舒、张伯驹、杨葆元、沈幼、关仲航、王迪、郑珉中、白祥华等人，在王世襄先生芳嘉园举行古琴雅集，此为解放以后又一古琴盛事。
拍卖场次 : 丝桐金声—名家藏珍古琴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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