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一年（1831） 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交龙钮宝玺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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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钮宝玺，印钮圆雕双龙，一龙身雕两龙首，两首向背而吼状，龙须上卷，四龙角向后呈相连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大有力，紧抓印台顶面，雕工精细，立体感强。印台采用加诗文的高级制式，四周浅刻填金道光御制《慎德堂记》，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可知此玺制作正为慎德堂建成是年。钤“道”“光”连珠印，此道光连珠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为印证。印文为阳文玉箸篆“慎德堂宝”四字。因宝玺印用新疆和阗玉，其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雕琢，因而采用乾隆时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文字，一步一个脚印，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钮系黄色丝绶，绶穗头部的纹饰及固定打结的方法也与清代大型皇帝宝玺的做法一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乐图》和《喜溢秋庭图》，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微澜不惊的闲逸生活场景，均钤此“慎德堂宝”印，由此更可见此宝玺与道光皇帝之息息相关和地位之重要。
慎德堂记
崇俭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当然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士大夫犹患其位不期骄而骄、禄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绍大统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懔夫皇天无亲，惟无是辅，念夫祖功宗德创垂不易，后世子孙坐享承平之福，纵不尚奢华、无所加增，自问已觉不安矣！若败度败礼，视富贵为己所应有，是直不可与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况我大清龙兴东土，首重朴实，列圣丕承，凡心法治法，无非以勤俭训后，诚以世变风移，敝化放心。有不期然而然之势，苟非操之固。审之精朴素自甘，慎终如始难与言俭也。至于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此犹俭德之小者。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所谓无为而治，俾天下阴受其福而民不知者，是也。然行俭责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从悭悋也，若救饥拯溺、去暴安良，国用之常经、民生之休戚，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于其辨也！是以修身务存俭约之心，以期永久图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记之乎？
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
慎乃俭德，惟怀永固
-解读道光御制“慎德堂宝”白玉交龙乌宝玺
晚清皇家园林府邸之中，显赫一时者不乏其例，当中尤以清宣宗道光帝之慎德堂为最，其独尊于世近二十载，几乎一切政令皆出于此，对晚清政治之影响至为深远，甚至宣宗钦定奕詝（咸丰皇帝）继位之大统问题亦决定于此，可谓当时政治之中枢。
作为慎德堂如此重要的宫殿，按照清宫规制，必定制作一玉玺，曰“慎德堂宝”，然后存放在该处。经庚申之变大量流散之后编修的《道光宝薮》当中虽不见著录，但是清宫旧藏《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画轴上方皆钤“慎德堂宝”印一枚，可与此印相互比对，尺寸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完全相合。
是次拍卖的御制“慎德堂宝”白玉交龙纽宝玺正是当年慎德堂之御制信物，其印纽圆雕双龙，一龙身雕两龙首，两首向背而吼状，龙须上卷，四龙角向后呈相连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硕遒健，紧抓印台顶面，雕工精细，立体感强。印文为阳文玉箸篆“慎德堂宝”四字。因宝玺印用新疆和阗玉，其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雕琢，因而采用乾隆时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文字，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印台采用加诗文的高级制式，四周浅刻楷书填金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篇，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后钤“道”“光”连珠印，此道光连珠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为印证。纽系黄色丝绶，绶穗头部的纹饰及固定打结的方法也与清代大型皇帝宝玺的做法一致，可知其为清宫原有之装饰，殊为可贵。
交龙纽是清代所特有，专供皇帝印章上使用，而且是等级最高的一种帝王印纽形式，严禁王公贵族以及民间仿制，观此宝玺，可知其形制之高，品格之尊贵。另外，选材之精，益见宣宗皇帝对此宝玺之器重，其玉质与乾隆时期白玉玉玺的料质极为相类，应采用乾隆朝储备的和阗玉料制成。然其体量超过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玺闲章，其材质之雄美，折射出无比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
此宝玺印文所言之慎德堂者，具体是为圆明园九州岛岛清晏内的一组建筑。道光十年（1830年），宣宗皇帝择九洲清晏西部之清晖阁旁边原鱼池之地添建了五间三卷大寝宫，曰：慎德堂，次年三月落成，共报销白银二十五万二千余两。其殿分为前层、中层和后层，当年之盛况，我们可由清宫旧藏慎德堂烫样得以感受。慎德堂初成，宣宗皇帝亲自为慎德堂御书匾额，据造办处档案记载，“慎德堂”为粉油板蓝字匾，底做金花冰梅地，高二尺四寸，宽七尺二寸。
对于慎德堂当年室内的状况，今日已无法一一还原，但是通过检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我们可知宣宗皇帝曾传旨用大量金银珠宝进行殿内装修，在其槅扇门、窗户及床罩处均张贴装饰宣宗皇帝御笔的大小福字和臣工们恭绘的画条、画披。大殿明间设有宝座，宝座上的诗匾下挂饰宣宗皇帝御书的“福”字做成的玉璧子。原先安挂在奉三无私殿的宣宗皇帝御容画轴和宣宗皇帝颇为钟情的两块“公正平和”、“安详澹静”匾额被移挂于堂内。当年嘉庆皇帝御书赐给宣宗皇帝的“养正书屋”匾额亦被移入殿内，“养正书屋”是为宣宗皇帝读书、习字之所，其外间东窗户和南边玻璃上同样挂饰着宣宗皇帝御书的“福”、“喜”字。堂前院内安设白色太湖石和九口木质鱼缸，栽植着牡丹、芍药、苹果树等花木。（《清宫内务府活计档•道光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2975、2976、3014、3016）至于慎德堂内的具体情景可由前述《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二画得以反映，另外一幅《情殷鉴古图》描绘宣宗皇帝静坐于洞石之上，手执史书，目视前方，若有所思，背后翠竹掩映，意境幽静恬淡，此场景正是慎德堂内庭院之一隅，充分说明慎德堂给宣宗皇帝营造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悠闲惬意生活。
慎德堂建成之后，宣宗道光皇帝经常居住于此，渐渐成为其主要生活场所，当时一切政令均出自此处，其与紫禁城大内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二、十一日，“帝奉皇太后幸慎德堂进膳”，其时距慎德堂落成不久，向以孝道著称的宣宗皇帝便邀请其母后参观、进膳，共享天伦。此后，《清宣宗实录》里关于“上奉皇太后幸慎德堂，进膳”的记载反复出现，直至皇太后去世，前后多达28次。同时，宣宗皇帝对家庭的感受、对子女的感情皆深厚于满清此前的皇帝，在慎德堂留影的《喜溢秋庭图》与《道光帝行乐图》皆渲染出其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气氛，画中只绘家庭成员，没有外人，画中透出的气息没有君臣父子之等级，只有犹如平常人家朴实而珍贵的亲情，如此做法是为清帝之中唯一的一位，难能可贵。由此可见慎德堂是宣宗皇帝维系亲情，力行孝道之地。因此，慎德堂在宣宗皇帝的心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道光三十年（1850年），宣宗皇帝驾崩于慎德堂内，慎德堂失去其往时的主人，日渐萧寂，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二十三日遭受庚申之变，毁于大火。显赫一时的慎德堂遂成清宫昔日之追忆，今天我们只能从前人留下的图画、烫样中，观其建筑览其壮美。
此御制“慎德堂宝”白玉交龙纽玺当为慎德堂所专用，却不在清宫旧藏《道光宝薮》著录之中，但是其原因是可以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释。依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宝薮的编纂制作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当时制成的宝薮虽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却命工匠制作了多个空宝薮册，以备后继者使用。嘉庆以后诸帝都沿袭这一成例，每当新帝即位，都要将大行皇帝的御用玺印收集在一起，统一保存，并制作《宝薮》留存。依此规定，咸丰皇帝登基后，应该将宣宗皇帝所用诸宝制作《道光宝薮》，当中必然包括“慎德堂宝”在内，但是咸丰皇帝是否严格执行乾隆朝的规定就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不见实物存世可以左证。故宫博物院现存清代皇帝《宝薮》皆是清代同治光绪时期钤印的，是在庚申之变以后才开始制作的。因为《宝薮》仅存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慈禧六位帝后，同治皇帝以后三位皇帝均未钤谱。此六位帝后《宝薮》装帧一致，风格绝非十八世纪旧物，宝玺印文释读的书法皆出自同一人之手，故其制作年代应该是同一时期，即是同治朝之后。
清宫日常使用的玉玺主要分为三大类：年号玺、宫殿玺、闲章，新帝即位，其中大行皇帝的宫殿玺不随其它宝玺收归集中保存，依然存放其原先的宫殿之内。依此规定，咸丰登基后，“慎德堂宝”依然被存放在慎德堂内，但遭庚申之变故而散失于外，同光时期重新制作《道光宝薮》，宫中无此宝玺就自然无法钤印入册。因此，现存《道光宝薮》不可作为否定此宝玺之依据，唯一可资印证的历史实物就只有前述《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二画上钤印“慎德堂宝”拓文。
观此“慎德堂宝”现拓文本，无论风格和细节皆与画中“慎德堂宝”印文一致，综合审视其玉质、雕工皆符合清宫规制，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此玺即是当年之原物无疑。
“慎德堂宝”为慎德堂所专用，依据清宫惯例在慎德堂落成前后皆可制作，但因该宝玺四侧铭刻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文，却为我们了解其具体制作时间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慎德堂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份落成，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文随之而成，故玉玺四侧铭刻诗文的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季春月，通常所指农暦三月。但是宣宗皇帝正式对外公布该文却在同年五月中旬，详见于《清宣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九的记载，时间是“道光十一年五月己卯”，由此可推算“慎德堂宝”的铭刻制作不会早于道光十一年五月，依据篆刻工序和制作周期，应该是在道光十一年的下半年之内篆刻完成。
与慎德堂相关的玉玺不独“慎德堂宝”一方，前述提及清宫旧藏《情殷鉴古图》的右上方引首章即是“慎德堂御书宝”六字方玺。另见，道光十五年冬宣宗皇帝御书赐给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印心石屋”横披，正中有“道光之宝”御印一颗，前书“道光乙未腊日”六字，引首“清虚静泰”四字长玺，后书“御笔”二字，并钤六字方玺“慎德堂御书宝”，陶氏得之后摹刻于湖南浮邱寺，至今仍存，可惜宝玺本身今已佚。
作为慎德堂之御制信物，此宝玺不但材质精美，形制尊贵，更为重要的一点正是其四侧铭刻御制《慎德堂记》一文。该御制文是为慎德堂的灵魂，是宣宗皇帝的执政宣言，更是宣宗皇帝的一生之中永远闪耀的思想光芒。全文简洁而气势磅礴，将节俭、修身、图治联系起来，“崇俭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当然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士大夫犹患其位不期骄而骄，禄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绍大统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懔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念夫祖功宗德创垂不易，后世子孙坐享承平之福，纵不尚奢华、无所加增，自问己觉不安矣！若败度败礼，视富贵为己所应有，是直不可与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阐述了节俭、修身、图治的关系，表达了他的治政方针，强调了其修建慎德堂的目的，将“然行俭责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从悭悋也，若救饥拯溺、去暴安良，国用之常，经民生之休戚，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于其间也！是以修身务存俭约之心，以期永久图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记之乎。”的政治主张融入“慎德”二字之中。
慎德堂，取名之缘由虽未见宣宗皇帝交代，但其在道光十五年孟春三月所作的一首诗文注释提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朕之素志也”，据此可断“慎德”二字当是意出“慎乃俭德，惟怀永固”无疑，此二句出自《商书•太甲》，其义告诫世人唯有奉行节俭的美德，基业才能够永远长存。
宣宗皇帝一生以俭德著称，力戒奢华之色，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地坚持，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不仅把节俭看成是自己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他在登基之初即严申禁令，不得习尚浮华，对前朝奢华之风颇为反感，曾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以示黜华崇实之心。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宣宗皇帝于道光元年御书“恭俭惟德”横披正是其崇尚俭朴的信念见证。《清宣宗实录》撰修者于文末总结评曰：“（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嗣服伊始。首颁《声色货利谕》，宣示群下，垂训方来。一切娱耳悦目之事，屏绝不行。即任土作贡，具有成规，亦复减汰过半。营建吉地，规制简约，示不欲以天下奉一人。宫庭游憩不急之工，废不修，阙不补，间有兴作，大率去雕镂，斥文饰，惟朴素浑雅是尚，振式浮靡之旨，见诸《慎德堂记》、《重修圆明园三殿记》者。”慎德堂的修建确实践行宣宗皇帝崇尚俭朴力戒奢华的理念，从前述《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二画当中可观慎德堂内建筑素雅简约，无雕梁画栋之奢华，一如《清宣宗实录》所言之“去雕镂，斥文饰，惟朴素浑雅是尚”。
但是宣宗皇帝崇尚俭朴力戒奢华的理念并没有与高质量的器用标准相对立，反而是他一向重视和追求器用的高质量。作为慎德堂的御制信物，“慎德堂宝”玉玺材质之精美、规格之尊贵依然是雍干二朝的质量延续，这绝对是宣宗皇帝亲身钦选的结果。因此，这就涉及到宣宗皇帝自身的审美性格取向和艺术修养问题。同样，慎德堂内器用与装饰绝非草草而为之，一器一物皆彰显宣宗皇帝的艺术品味，当中最显著和最直观的事例莫过于“慎德堂制”款瓷器之出现，从而构成慎德堂装饰最为出众之处。
慎德堂作为皇帝在圆明园行宫中的主要生活场所，必定需要大量陈设和日常用具。道光十二年始，宣宗皇帝对慎德堂内部陈设的营建更是不遗余力，就瓷器一项而言，每年三度贡瓷当中就有二次被送往慎德堂安放使用，可见宣宗皇帝对此之重视，最终直接导致“慎德堂制”款御瓷的出现。因此，每每论及慎德堂，不得不提及“慎德堂制”款瓷器。“慎德堂制”款瓷器为瓷史之名品，品质佳良，式样妙美，皆在道光年号款瓷器之上，向为藏家所重，一如陈浏《陶雅》称道：“慎德堂为道光窑中无上上品，足以媲美雍正。质地之白，彩画之精正在伯仲间”。检阅道光一朝造办处档案证实，“慎德堂制”款瓷器始烧于道光十三年下半年。
“（道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主事那隆阿太监张得兴来说，太监沈魁交金鱼杂草瓷渣斗样一件、外黄里白暗龙黄瓷盅样一件、青花白地瓷碗样一件
传旨：
瓷渣斗一件，着照此样，要黄瓷白里烧造六十件，内慎德堂制款三十件、湛静斋制款三十件，俱要楷书字。
暗龙黄瓷盅一件，着照此样，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
青花白地瓷碗一件，着照此样，要里外俱黄色，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系楷书字。钦此。”
档文所载道光皇帝于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要求烧造黄釉渣斗三十件，署款为慎德堂制，款字俱为楷书。实物可见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存“慎德堂红款黄瓷白里渣斗”，共存37件，皆为内府所遗，这是为慎德堂订造的第一批瓷器，约于道光十三年年底烧成呈进慎德堂内使用，如今尚存，弥足珍贵。
自道光十三年下半年起，每一任九江关监督除了完成“大运”瓷器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慎德堂制”款瓷器，它属于御贡瓷器当中的核心工程，皆为道光每年御瓷当中的最精美者，因此，道光一朝最精美的瓷器大部分皆陈设于慎德堂，而不在紫禁城宫内。“慎德堂制”款瓷器主要出自每年三次的贡瓷之中，故此每年三次贡瓷名单之中对“慎德堂制”款瓷器的名称皆予以记录，目前传世所见的绝大部分慎德堂款瓷器皆可与档案记载对应起来，其中“慎德堂制”款之琢器前后生产不足四百件，极为珍罕。
“慎德堂制”款瓷器另一独特之处即是写款精美，风格清雅，得书法之逸趣，为有清一代御瓷写款之佼佼者。此过人之处当然要归功于宣宗皇帝，因为“慎德堂制”四字写款之祖本正是出自其之御书，并悉心指导御窑厂写款一事：
“（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主事那隆阿首领武进忠太监沈魁传旨：十四年年贡起九江呈进瓷器款‘慎德堂制’要红字。钦此。”
以上两则档案表明宣宗皇帝对“慎德堂制”款瓷器的写款尤为重视，从书体到颜料的选取皆一一亲身钦点落实，其专注程度不亚于雍干二帝，足见宣宗皇帝对慎德堂器用之重视。
宣宗皇帝于瓷艺装饰方面更是追慕雍正御瓷之清雅，悉心摹仿，并得其神髓。这一特点在“慎德堂制”款瓷器体现尤为显著。不少“慎德堂制”款瓷器隽巧别致，绘事极精，无论是彩料和布局皆摹仿雍正御瓷之风格，是为乾嘉二朝所不能及，可鉴道光皇帝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与文化底藴。例如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道光慎德堂制款粉彩岁寒三友盘，采取最具雍正彩瓷特色的过枝手法表达岁寒三友图，使得这一高贵的装饰技法沈寂数十年之后再度出现，绽放出迷人的耀眼光芒。其设色妍美脱俗，极见清雅之佳境，犹如和风拂面，醉人心扉，直追雍正御物之风韵。
因而“慎德堂制”款瓷器的出现一反乾嘉以来崇尚繁奢俗艳之流俗，凝聚了宣宗皇帝在瓷艺审美当中所追求清逸简约之理念，铺陈出钦慕雍正瓷艺的新姿彩，从而构成婉约朴素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清新绚丽的一页。故而，“慎德堂制”款瓷器成为慎德堂文化当中最为瞩目的卓越代表。
作为慎德堂之御制信物，此玉玺与“慎德堂制”款瓷器一样，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学的不凡品格，在隐佚了一百五十年之后，今日重现，为世人展示出宣宗皇帝高雅脱俗的艺术审美品位，见证了宣宗皇帝为政的种种得失，默默诉说着昔日慎德堂内曾有过的段段温情和悠闲惬意的书斋生活。此玉玺之出现更深具学术意义，对于完善慎德堂之历史而言，犹若点睛之笔，使得道光一朝宫廷艺术史之研究归于完整，成为维系世人对慎德堂认识之精神纽带。
（黄清华 撰）
观此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玉质与乾隆时期白玉玉玺的料质极为相类，应采用乾隆朝储备的和阗玉料制成。然其体量超过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玺闲章体积，折射出无比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但是在道光帝“崇俭去奢”的施政治家思想下，为何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为此一玺？除了慎德堂在道光帝心目中地位重要之外，通过此玺，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理解道光皇帝的内心世界。道光美学最受人称道之处，即是一反前朝追求艳丽之风尚，以力戒奢华开拓出雍正以后少见的幽静恬淡美学新境界。如道光皇帝的陵寝慕陵，虽其亲自对此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程作了具体的规划，下谕旨缩减建制，然而整个陵寝工程完工后，共耗白银二百四十多万两，比乾隆皇帝裕陵还多花了三十七万两，比之后的慈禧太后东陵，亦多花了十三万两。考究可知，慕陵隆恩殿和东西配殿的木架构件均为名贵的金丝楠木，且殿内天花板全由楠木采取高浮雕与透雕雕刻成龙戏珠纹，以雕刻每条龙需上等精巧刻工雕半月来算，约需三万多个雕刻工时，耗白银三万两左右。这令人惊异的讲究与精致，淡雅的色调，清新的铺陈，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学的不凡品格——复杂的制作工艺绝对经得起推敲，材质必定稀有考究——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正是东方皇室贵族御用品的精髓所在：品质大于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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