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 仿唐仕女图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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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150,000-250,000

拍卖日期：2012-10-3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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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2012秋拍
作者 : 张大千（1899-1983）
尺寸 : 41×19 cm.约0.7平尺
钤印 : 张季子、大千 刘芳女士清赏，大千张爰。
: 说明：此为张大千1943年在榆林石窟时所绘仿唐仕女像，题赠罗寄梅夫人刘先（又名刘芳）女士。精妙非常。
寄 梅
黄苗子
吾友罗寄梅，五十年代前就以新闻摄影驰誉中外，但他的志趣是在学术上做点工夫。四十年代，偕其夫人刘先长期在敦煌拍摄历代石窟壁画数千幅，为至今留存最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五十年代以前，不辞艰苦跋涉，到敦煌进行采宝而取得成就的，除张大千外，应数寄梅了。五十年代初，寄梅在台湾开了一家书店，其后赴美定居，本来计划把敦煌所摄照片整理出版，但曲高和寡，直到一九八七年寄梅以八十三岁高龄辞世时，这本巨著尚未整辑完成，继续肩负这一重担子的任务，就落在夫人刘先身上了。
寄梅是湖南长沙人，“五四”时代写过新诗，但于文学艺术方面，涉猎极广，抗日战争初期，我寄寓重庆中二路他家，晚上一杯清荼从屈原、杜甫谈到但丁、托尔斯泰，他都带着感情来欣赏这些作家。艰苦的抗战山城有此清福，至今不忘。可惜的是不到一年，敌机上一颗燃烧弹扔下来，便结束了这场好梦。
一九九一年，我到美国，专程到普林斯顿寄梅的故居去拜访刘先夫人，她还是在进行敦煌摄影集的未竟工作。她把寄梅生前从中国移来手植的数十树梅花，一片竹林，培护得很好。寄梅也长眠于梅花树下。那天飘着小雪，人在异乡，对着那暗香疏影，却仿佛在杭州孤山的林和靖墓。很羡慕寄梅有如此幽雅的归宿之地，不觉想到古人一句诗句“几生修得到梅花。”
—摘自黄苗子《世说新篇》
会心者得其意
—“忆梅庵”长物小序
拓晓堂
中国的文人，自古不是富贵的阶层，其收藏来源大多不是来自于市场交易，往往是友朋之间的互赠，或者是自己不拘一格的随手之作，即所谓文人书画，再或者是收集一些为市场轻弃的文化遗物。通过品鉴赏玩，或自成一家。呈现在这里的“忆梅庵”长物，就是这样一份已经“成器”文人的收藏。
“忆梅庵”的收藏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两位朋友的赠送，一是傅抱石，一是张大千。傅抱石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从三十年代起就交往甚密，直到八十年代，傅抱石先生夫人仍然与“忆梅庵”主人书函往来。从现存的“忆梅庵”长物中，傅抱石先生等绘的《林和靖》、傅抱石先生篆刻和微雕边款的《百花诗》印，都是1943年“忆梅庵”主人夫妇将有远赴敦煌之行，傅抱石先生为其壮行创作。傅抱石先生一生画作以千计，而存世可知的篆刻微雕治印作品不过十余方，且大都存于日本，赠送给友朋者更是前所未闻。故傅抱石先生这方微雕篆刻印鉴，足以令人感悟到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彼此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而张大千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1943年同在安西榆林窟，有一段世人鲜知的共同生活经历。大千先生率领徒弟临摹壁画，“忆梅庵”主人夫妇也从重庆来到安西榆林窟，为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壁画彩塑摄影，同时也为大千先生拍摄了一些工作和生活照片，现存文献中所见到的大千先生在安西榆林窟的照片资料（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没有照片），都是出自“忆梅庵”主人夫妇。大千先生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就是出自“忆梅庵”主人夫妇之手。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可是敦煌洞窟内的光线非常暗，那时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都没有电照明，这张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简单地依靠增加曝光时间显然不行。这就是“忆梅庵”主人夫妇利用拍摄经常使用的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工作时的照片。大千先生带弟子在洞窟内都是一手秉烛，一手临摹壁画，当看到“忆梅庵”主人夫妇的这点雕虫小技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大千先生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千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可以居”“环荜庵”，“忆梅庵”主人夫妇多次赴加州探望，为这一时期大千先生的生活留下了一批珍贵摄影照片，而大千先生不仅将一些私密的事物交予“忆梅庵”主人夫妇去办理，留下了许多往来信函,也将许多“可以居”“环荜庵”案头文玩送给“忆梅庵”主人夫妇留作纪念。这是几十年的相知相交的积累，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情谊所在。
“忆梅庵”收藏的另一来源，是工作闲暇之余的爱好收集。“忆梅庵”主人系出贵池刘氏，祖上晚清显贵，位居封疆大吏。祖父辈承祖荫，亦官亦商，富贵一时，雅好收藏，家有“玉海堂”藏书刻书，声名在外。母系世出嘉兴沈氏，为沈增植弟增樾之女，沈氏海日楼，此亦清末民初大藏书家者也。故“忆梅庵”主人承家风，素有收藏熏染，且保留着一些沈氏遗墨。家传之外，在敦煌的漫漫沙海中，历史沧桑变化留下了许多零碎的遗物，收集这些遗物，或是只言片纸，或是残渣碎木，都成了“忆梅庵”主人夫妇在大漠中工作之余的生活情调和乐趣。这里可以看到的敦煌残经碎片，部分是“忆梅庵”主人夫妇在沙土里检出来的，部分是大千先生在敦煌沙堆里拣出来的，后来大千先生将自己捡的这些佛经残片，也都全部转赠给了“忆梅庵”主人夫妇。现在大千先生赠送的和“忆梅庵”主人夫妇的敦煌残经碎片，已经完全混在了一起不能再区分开来了。从这里世人也许可以知道，为何大千先生在敦煌工作如此长的时间，而手中竟没有敦煌残经的原因。这些残经碎片，虽非整卷，然而其重要性在于直出大漠，而非敦煌编号17号的藏经洞。它证实了在藏经洞之外的其他洞窟里，也有供养的经卷，故敦煌写经，并非藏经洞独有。只是由于没有封闭，而大漠风沙已经将这些经卷化作了这些碎片，可这些碎片上的历史信息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这些残经，2004年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陈怀宇先生整理，发表在敦煌学会编辑出版的《敦煌学》第二十五集。
“忆梅庵”长物中，还有一些是敦煌壁画的摹本。“忆梅庵”主人夫妇从敦煌返回之后，可以说就此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开设了敦煌书店，整理数千张敦煌照片，成为“忆梅庵”主人夫妇日常的工作。之外，自娱仿真临摹敦煌壁画，一时成为绝技。临摹敦煌壁画，与大千先生方法不同，“忆梅庵”主人夫妇完全是历史性的、还原性的临摹。这种临摹也得到了文化界的认同。 “忆梅庵”主人夫妇的八十余幅敦煌壁画，遴选成为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台湾政府代表的中国馆的展品，这里展示的临摹敦煌壁画，就是当年世博会的部分展品。
嗟乎，世之收藏，求大求价，轻意轻情，观之有如读沈复《浮生六记》中的“市井之菊屏”，又犯俗所谓“锦灰堆”之感。物不在大，而在于有意；品不在价，而在于有趣。今观“忆梅庵”长物，大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以及有趣故事，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全在会心者，乃可得其意也。
“菩萨心肠英雄岁月 神仙眷属名士文章”
——忆梅庵往事
宋皓
敦煌——位于我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莫高窟是敦煌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一座横亘两公里的佛教功德场。自二十世纪初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洞窟内保存的历时近千年的文书、资料、壁画、文物震惊了世界。发现之初的1907年至1925年间，来自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探险家和考察队先后多次到敦煌探险考察，在掠夺瓜分藏经洞内的古写本、刻本的同时，也以近代的科学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测绘、编号、拍摄和记录，这些资料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敦煌石窟的主要依据。
国人对莫高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的40年代。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到敦煌临摹壁画，对莫高窟和榆林石窟进行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
1943年4月，本文的主人公，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先生偕夫人刘先也追随大千的脚步来到敦煌。罗寄梅是大千先生的好友，我们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敦煌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1902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罗寄梅于文学艺术方面涉猎极广，为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1929年北伐结束后，罗寄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中国文艺社经常举行专题演讲，文艺讨论，招待交际、外出旅行和话剧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另出版有《文艺月刊》和《文艺周刊》两个刊物。在文学艺术圈内罗寄梅交友众多，和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蒋碧微、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风、常任侠、缪崇群、方令孺、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和很多人几十年之后依然书信往来不断。
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轰动日本艺术界。9月，经徐悲鸿先生的邀请推荐，傅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兼艺术科讲师。在南京其间，罗寄梅和傅抱石互为仰慕，多有往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各学校及文化机构开始撤离疏散至宣城和屯溪等地。8月15日中央大学内迁，教职员工疏散，傅抱石奉命移居安徽宣城，遇到了此时同在宣城的罗寄梅，于是二人相偕考察石涛遗迹，徒步探访双塔、敬亭、虹桥诸迹。为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一书收集“自然实相”资料。10月下旬罗寄梅离开宣城，11月下旬傅抱石也离开宣城赴南昌。《石涛上人年谱》一书完成于1941年5月，1948年于上海出版，战火中的合作使两人结为至交。
1938年5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在武汉成立，应社长萧同兹先生的邀请，罗寄梅任摄影部主任。
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推举蔡元培、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田汉、陈树人、何香凝、叶恭绰、高剑父、滕固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徐悲鸿、罗寄梅、吴作人、叶浅予、力群等四十三人被选为理事，成立期间，举行了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敌美术展览会。1938年底，罗寄梅随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搬迁至重庆。是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自是鼎力相助，广为宣传。也是在这个时候，张大千已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地吸引了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1940年底，黄苗子从香港来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初到重庆的第一年，黄苗子一直借住在重庆中二路罗寄梅的家里。在黄苗子的自传中，重庆借宿罗宅的一年是可堪回味的美好时光，艰苦的抗战山城得遇知音令两人都终身难忘。可惜敌机上扔下的一颗燃烧弹结束了这场好梦。和房屋一起葬身火海的，还有著名画家赵望云从璧山县运来寄放在罗寄梅房间里，准备隔天送到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展览的１００幅画作。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黄苗子的缘故，罗寄梅得以认识了日后的罗夫人，风姿绰约的刘先女士。罗夫人刘先，名门闺秀，为安徽贵池刘氏后人。其先祖刘瑞芬追随李鸿章，总理淮军的水陆军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累官至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过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员。刘氏一族雄于资财，庋藏甚富，刘瑞芬的五子，罗夫人刘先女士的五叔祖刘世珩，是清末民国著名的文学家、大收藏家，因收藏两部宋刊《玉海》和南唐乐器大、小忽雷而被时人称颂为“前后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罗夫人母系为嘉兴沈氏，其母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沈曾植先生为清末大儒，学究天人，通儒学，工书法，专治辽金元三史，且精音韵、刑律、佛学、地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
深受良好家庭氛围的熏染，罗夫人刘先女士崇慕艺术，雅好收藏，和儒雅的罗先生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在罗寄梅筹划准备西行的过程中，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
一九四三年初，罗寄梅夫妇计划的西行日期日益临近。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自是可想而知，一班好友如傅抱石、徐悲鸿、关良等纷纷提笔创作，向罗寄梅夫妇这堪称宏伟的艺术之行致敬。傅抱石专为此题写对联：“唯三四月肆宴重庆，将一两年稽古敦煌”。
1943年的4月2日，也是罗寄梅夫妇即将西行的前夕，他们和好友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羽轩”，在座的除了罗寄梅夫妇外，还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以及司徒乔和他的妻子冯伊梅。为送别寄梅夫妇即将远行，在座的艺术家们专门合作了一幅爱梅如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于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并由傅抱石书写题记。
在众多壮行送别的作品中，有一方微雕印章是傅抱石先生专门为罗夫人刘先女士（又名刘芳）刻制的。此方长4厘米，边长仅为7毫米的“罗夫人将伴西行，抱石赠别之作”上，傅抱石用神鬼之笔刊刻了一首二百多字的“百花诗”。据罗夫人回忆，傅抱石先生说自己刻这方印章时是不用肉眼看的，完全凭感觉一气呵成。傅抱石先生细字长跋的篆刻作品极受学界赞誉，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用肉眼刊刻。1935年他在日本举办书画篆刻作品展时，被日本学术界称作“精神雕刻”。横山大观就赞誉他“中国的雕刻大师压倒了日本的‘粒米能手’”。根据有关的记载与资料，在傅抱石的篆刻生涯中，微刻边款的印章一共有九件。其中八件早已散失，不知下落，仅一方印面为“不求闻达”，微刻边款为《前出师表》全文的寿山石印章，由熊式辉把它留在了江西，目前收藏在江西省博物馆，为馆藏一级文物。
在罗寄梅筹划西行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便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这位爱才惜才的萧三爷极为赏识自己的这位湖南同乡，他慷慨的给了罗寄梅两年的假期，并同意罗寄梅带领中央通讯社摄影部的记者顾廷鹏一起到敦煌拍摄、考察。
带着众多好友的送别和祝福，1943年的4月，罗寄梅夫妇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从此开始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
从重庆飞抵兰州后，罗寄梅一行长途跋涉到达敦煌县城。在得知张大千先生刚离开敦煌千佛洞去了榆林石窟后，他们又车马未停地赶往榆林石窟。敦煌县长专门派遣了两名士兵随行，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会和，此时的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氏夫妇一行便在榆林石窟开始了拍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张大千在敦煌时期的照片，全是罗寄梅先生拍摄的大千先生在榆林石窟的工作生活照。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
罗氏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3年的10月1日，罗寄梅夫妇在莫高窟接待了一位贵客——来自英国的现代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同来的还有他们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李约瑟是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于1942年秋来到中国，援助战时的科学与教育机构，他于1943年2月到达重庆，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8月从重庆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目的地就是敦煌。陪同李约瑟的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黄兴宗, 在甘肃山丹县创办培黎技术学校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在嘉峪关他们遇到了吴作人，于是结伴同行来到敦煌。途中吴作人意外的跌伤了腿。因为汽车故障，李约瑟和他的同伴在莫高窟停留了一个月。期间正逢双十国庆日，罗寄梅特地邀请李约瑟一行参加他们举办的庆祝茶会。10月29日李约瑟一行离开莫高窟返回重庆。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1949年罗寄梅夫妇离开南京，移居台湾。
1952年，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开办了一家外文书店，主要由罗夫人打理，经营原版的艺术、文史类英文图书。因为敦煌那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他们将书店取名为“敦煌书店”，并以英文Caves为名。1953年罗寄梅离开中央通讯社，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所讲述的依然是敦煌壁画。在文化大学期间，罗寄梅夫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开始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
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从理解走向和平”。这一年，罗氏夫妇应教育部邀请，代表台湾参加纽约国际博览会，展出由他们主持临摹的八十余幅敦煌壁画摹本。这一批作品风格上自北魏，下至元代，包括了经变、佛故事传、佛画背景山水人物、飞天、伎乐、供养人像以及天王像等多种绘画题材。敦煌壁画原有的尺幅都非常巨大，而忆梅庵的作品，多是聚焦于壁画的局部将之特写出来，遂成为最精彩的篇章。最难得的是每一张作品都能保留着原画的风化痕迹，这一点看起来不难，做起来要比自己的创作还要难上几倍。
参加纽约世博会之后，罗寄梅夫妇便移居美国。从重庆，辗转到南京，然后又到台北，最后到美国。期间不断地搬家，家中的收藏和物品大都已失去，而唯独两大包敦煌底片却始终伴随着他们不忍舍弃，甚至在台北家中失火时，罗夫人第一念头抢救出来的依然是敦煌底片。罗寄梅夫妇曾经想出版这批照片，但曲高和寡，不论是台湾还是美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到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引荐，又得到罗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夫妇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但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普林斯顿大学还聘请罗夫人刘先女士主持学校的研究资料中心的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得到敦煌石窟照片的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相关人员的注意。日本学者秋山光和曾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考察。197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从罗氏夫妇处购得敦煌照片近2600幅，这批照片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在美国，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是较早认识到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学术价值的学者。方闻先生提出中国艺术史上“汉唐奇迹”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敦煌艺术的考察。他在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罗寄梅夫妇拍摄的敦煌图片。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秋山光和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秋山光和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不仅对敦煌石窟拍摄得较全面，而且对窟内壁画的细部也进行了细致的拍摄，特别是对伯希和照片有很大的补充，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有用。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年代，这批照片起过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敦煌石窟研究，除了伯希和的图录外，罗氏照片就是最丰富的资料了。
将敦煌照片结集成册的愿望，在罗寄梅先生生前未能达成。近年，普林斯顿大学计划将这批照片正式出版，担任校订工作的是年逾90的罗夫人。在她的距离敦煌千山万水之外的普林斯顿的家中，满满当当地摆放着敦煌照片、敦煌壁画和有关敦煌的各种书籍，还有满屋的菩萨拈花微笑。在她和罗寄梅先生走入敦煌的69年之后，罗夫人在遥远的美国又建造了一个功德场。尽管罗氏夫妇始终未曾是释迦弟子，但他们如护法般护持这批敦煌旧影近70年，他们与敦煌莫高窟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殊胜缘分，让人慨叹不息。
拍卖场次 : 忆梅庵长物——罗寄梅夫妇七十年珍藏（lot 5501-lot 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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