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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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800,000-1,200,000

拍卖日期：2006-11-23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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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2006秋拍
形式 : 清精拓本
尺寸 : 36×25cm
: 隶书体，结体的规范赋予它严整之感，但波挑的瘦劲与夸张增添了飞动之势，已明显不同于汉隶的朴拙，显现出楷书萌生的影子。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
——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 新发现 潘祖荫藏本 最早的墨本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徐 建 新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高句丽好太王碑碑址在今吉林省集安市（清末时隶属怀仁县），碑高6.39米，由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稍加打磨而成。碑石呈方柱形，碑文四面环刻，计有1775字。碑立于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是古代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好太王（公元391～412年在位）的一生功绩而建立的。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也是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好太王碑大约发现于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有关碑石的发现和早期墨本的制作及流传过程尚有不少不明之处。此外，由于碑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被人用石灰修补填字，致使部分碑字失去原貌，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这种被修补的碑字是有人故意篡改碑文所致。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此碑的早期墨本以及有关此碑发现和流传的早期记录。
此拍品经仔细观察，笔者判定此墨本正120年前碑石发现之初制作的早期墨本之一。过去我国和东亚各国古代史学者根据清末中国金石学家的著录早知此本的存在，但无人知其下落。此墨本对今天的好太王碑讨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其现存状况和笔者的初步考察简介如下。
一、 新发现墨本的现存状况
该墨本为剪裱本，裱册高40cm，宽27.8cm，墨本托裱于开页之上，托纸颜色已古旧变黄，裱工极精。裱有碑字的开页共计134开，每半开页两行，每行3字，另有2开题跋。墨本的木质封面上有一暗红色纸书写的题签，题签文字为：“古丸都城北高句丽平安好太王碑 苏州口口装口”。墨本的纸质极薄，纸色灰白，有帘纹。
该墨本的面貌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好太王碑碑文为阴刻，若是拓本，纸面经捶拓会凹进字口，留下痕迹。但此本多数纸面平展，并无明显的字口痕迹。由此可知，该墨本是用墨钩方法摹拓出来的。其二是此墨本上碑字的两侧可发现一些用朱笔写的数字记号。这些记号有些在装裱时已被裁剪，仅留下部分残画，有些则保存完整。例如，笔者在其中一页的碑字旁就发现有朱笔写的“西二八”三字。这种现象表明，此墨本初是摹拓在许多小张纸上的，制作者为避免排序混乱，就在纸上作了编号。所谓“西二八”也许是碑文西面第二行第八纸之意。这种在小张纸上标记编号的做法与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酒 景信本的制作方法十分相似。其三是该墨本文字的排序存在错简现象，有些碑字由于装裱时裱错了位置，无法读通。该墨本还附有四份题跋，其中记录了有关早期墨本制作和流传的重要信息。现按墨本上原有的排列顺序将这些题跋抄录如下。
题跋之一：
“高句丽碑匂潘司寇加跋送来，即以尘览。装者为道前街宝墨斋顾翁，吴门第一手也。子璈贤阮足下蘓邻顿首”
题跋之二：
“高句丽王墓碑 共四笧 元（此行下方有一朱印，印文为“惕夫”）
此碑余得自辽左，癸未携之来吴。以一帙转赠中江眉生丈鸿裔，极蒙赏爱。时吴潘文勤公奉讳在籍，见之亦甄异焉。因复来索，既应之矣。故此帙后文勤跋数百言，甲午乃为人窃割以去，异矣。”（文末有阳文、阴文朱印各一方，阳文为一“臣”字，阴文文字待考。）
题跋之三：
“高句丽王墓碑跋（此行下有阳文、阴文朱印各一，阳文为“石船”，阴文有7字，印文待考。）
高句丽王墓碑在奉天怀仁县东三百九十里通沟口。其文四面刻，从东面起，次南、次西、次北。东面剥蚀，南面十行，西十三行，北九行，行皆四十一字，高三丈余。碑为广开土境好太王立，考东鉴提纲，广开土王立于晋太元十八年癸巳，其六年为戊戌，七年为己亥。今碑云八年戊戌、九年己亥则差二年。前有西川王，晋泰始七年立，八年为戊戌，与碑文合。此石当是西川王纪功之碑。广开土境，臣子尊称之词，非其号也。
戊戌以前皆纪破百残事，百残即百济，曰残，恶之之词。十年庚子破倭，则为晋太康元年也。廿年上二字已泐，当为庚戌，晋之永熙元年。其年讨东艾余，即疑扶之俗字，即扶余也。汉元帝时，扶余王解夫娄得小儿，曰金蛙，立为太子，迁于东海之滨，国号东扶余。高句丽始祖朱蒙即自东扶余出奔沸流水上立国。百济又出自高句丽。然则东夷诸国多本扶余，其后同类吞噬，几于无岁不战，即如碑云。十四年倭侵带方，又云倭寇甲辰溃败，自是倭入带方而高丽救之。然考西川王十六年伐带方相去仅二年耳，何以旋救之？而旋伐之则当时之蜗争蛮触亦可见矣。带方，汉乐浪郡地，见汉书地理志。其自立为国亦不知在何时。破百残后又云因便抄得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人。考南齐书加罗国，三韩种也。朝鲜人柳得恭怀古诗引三国史记注云，加罗亦作伽倻或云驾洛。东鉴多载三国与驾洛交兵事，则加太罗谷疑即驾洛，急呼之则为二字，缓呼之则为四字耳。
后列新旧国烟三十，看烟三百。看烟，守墓之户，国烟，其长也。其民皆取之各城，如汉徙民实改邑之例。户有新旧，旧者属民，新则战胜略定各城也。百济之城凡五十八，多不可考。惟弥邹见朝鲜史略云，百济始祖温祚与兄沸流南行，沸流居弥邹忽，温祚都尉礼城，弥邹当即沸流旧地，省忽字耳。又北史百济传有古沙城，此碑沙城上脱一字，或即古字。穰城上一字亦泐。考东鉴，百济自慰礼城迁都，北至浿沙，南极走壤。又有雉穰城，屡见东鉴。穰上非走字即雉字。壤，此碑皆作穰，观平穰可知也。东鉴又云，燕光始六年慕容廆袭高句丽，攻木底城不克而旋。此碑有木底韩，当即其城。谓之韩者，指其人民。东国皆古三韩濊貊之地，故其民通曰韩，亦曰濊。碑所列有鸭岑韩、客贤韩、巴奴城韩，而总冠之曰新来韩濊。盖以是尔新来各城中有牟娄。按，汉志无虑属辽东郡，牟娄疑无虑之转音，师古注谓即医无闾。按，周礼职方氏幽州其镇曰医无闾，郑注在辽东，以地证之亦合。又有若模虑城，晋书东夷传稗离诸部有模虑国，北史勿吉旁有大模虑国，或即其地而高丽并之。牟娄、若模虑外又有古牟娄城、若模虑城。若或古字之误，其城既迁，因于旧城加古字以别之。其余旧属各城，惟南苏新城屡见于史。东鉴晋元康六年，慕容廆侵高句丽，王以北部大兄高努子为新城太守，努子有威声，廆不敢犯。又隆安四年，燕王盛以高句丽礼慢，自将拔南苏新城。朝鲜史略唐贞观二十一年伐高句丽，攻南苏拔之。此必在高丽西境与燕接壤，故屡受兵欤。他如卖句余即为句茶，史略太武神王赞云，扶余奔窜而自避，句茶畏威而来降。太武为东蒙之孙在东汉初，则其地之入高丽久矣。
又考百残之役，王渡阿被水迫其国城，百济国都北至浿沙。而水经注云，余访藩使者，高句丽城在浿水之阳，意阿被水，即浿水。国语不同耳。二国以此水为界，高丽在此北，欲伐百济必渡水击之也。碑以住为往，■为开，■为还，板为叛，羸为嬴，皆与六书不同。南面荡刾上西岁二字，疑是围截。铠钾上烟稚二字，疑是收获，未可臆定。其余不可辨者约十余字。
东国石刻平百济碑在唐初，此碑更前数百年，从来未著录。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之，岂非显晦有其时邪。东鉴西川王薨后四年，慕容廆来侵，至故国原，见王冢发之，役者暴死，闻圹内有乐声，乃引退。此墓素着灵异，千秋片石巍然无恙有以也。
夫时甲申仲秋，郑盦尊丈出以见示，谨据所见诠次如左。长洲叶昌炽菊裳”
（署名上盖有叶氏的生年章，印文为“丙午生”）。
书于叶氏跋文之后的是第四份题跋。
题跋之四：
“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碑在怀仁县之通沟口，今有分防巡检驻焉。东濒鸭渌江，西则佟佳水，经通化，东南流，历怀仁之黑熊沟，至是与鸭绿合，水势迅急，古所谓沸流水者也。墓之南有废城遗址，周十数里，土人以高丽城呼之，当即魏土（志）所谓丸都者。其西南诸山，非悬车束马未易攀陟，毌邱俭之东铭不耐乃其遗墟。同治以前为咸厂边门外封禁之地。光绪建元后，乃驰禁开垦为怀仁县境。设官剏治，皆陈海珊观察本植之功，余佐幕其吾邑间。友人祥苻章幼樵樾首任县事，既得此碑摹搨见贻，故携之吴中，装池为帙也。”（文末有阴文、阳文朱印各一，上方阴刻印文为“超口”，下方阳刻文字为“子翱”。）
需要指出的是，题跋一提到“潘司寇加跋送来”，题跋二也称“此帙后文勤跋数百言”。潘司寇和文勤均是指曾任清光绪朝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据此可以断定，此墨本后面最初曾附有潘祖荫的跋文。但笔者在观察中并未发现潘氏的题跋。从题跋二的“甲午乃为人窃割以去”一句来看，潘氏跋文在此本流传过程中被人从墨本中取出。潘氏跋文自然含有对好太王碑文的考证，但其内容今已无从得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题跋的作者和撰写年代
要探讨此墨本的史料价值，首先要明确此墨本的制作年代，而要判断该墨本的年代，就必须先搞清楚上述四种题跋的作者是何人，题跋写于什么时间。
题跋一是写给一位字子璈的人，子璈下方的“贤阮”两字是“贤侄”之意。由此可知，题跋者与这位字子璈人是以叔侄相称的朋友。题跋的落款为“苏邻”。考苏邻是清同光年间的江南文人李鸿裔的别号。据《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记载：李鸿裔，清四川中江人，字眉生，别号香岩，道光十一年（1831）生，光绪十一年（1885）卒，咸丰举人，官至江苏按察使。罢官后，家苏州，以居近苏子美沧浪亭，又号苏邻。有《苏邻诗集》。为了检验笔迹，笔者还将题跋一的文字与李鸿裔的其它手迹作了比对，结果表明，题跋一的文字为李鸿裔的亲笔无疑。因此，题跋一即可称作“李鸿裔题跋”。根据李鸿裔的经历和题跋中提到的此墨本的装裱人是吴门（古代对苏州的别称）宝墨斋顾氏，可知此墨本最初的装裱地点和此题跋的书写地点都应在苏州。李鸿裔于1885年去世，因此他为该墨本作跋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个时间。
题跋中提到的潘司寇即指清光绪朝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潘祖荫。据《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记载：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勤。善收藏，储金石甚富。着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潘祖荫在京为官期间曾返回吴县（清苏州府辖县之一）老家为其亡父丁忧，其时间在1883年4月至1885年5月间。关于此事的记载见于《潘祖荫年谱》、《潘祖荫墓志铭》、《叶昌炽墓志铭》等史料。而题跋二中的“时吴潘文勤公奉讳在籍”一句也为此事提供了新证。潘祖荫奉讳在籍期间与家居苏州的文人李鸿裔交往甚密。据潘祖年撰《潘祖荫年谱》记载：
“兄（指潘祖荫）奉讳在里，杜门不出，惟与李香岩廉访鸿裔以学问相切，劘书简来无虚日。”
李鸿裔题跋中“潘司寇加跋送来，即以尘览”一句表明此跋写于潘祖荫为父丁忧期间，即1883年4月至1885年5月之间。同时，这一年次也是判断此墨本年代的一项指标。
题跋二和题跋四内容互为补充，且书体笔法完全相同，可以断定这两份题跋为同一人所作。根据题跋一中提到的“子璈”、题跋二的“惕夫”印章、题跋四的“子翱”印章和题跋三的“石船”印章，笔者判断题跋二和题跋四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李超琼的人。据《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记载：
“李超琼，清四川合江人，字紫璈。同治十二年举人，历官阳湖、江阴。光绪三十三年任上海知县，有循声。公余喜赋诗，书法纵横洒落，别有意趣。有《石船居诗集》。”
又据清《吴县志》卷六十四“名宦”三记载：
“李超琼，字紫璈，又字惕夫，合江人，光绪己卯顺天举人。初以优贡出佐戎幕，保知县，分发江苏历任各县，两膺大计卓异，四奉朝命嘉奖。”
根据上述史料可知，“紫璈”、“子璈”、“子翱”为同音异字，均是李超琼的字，他的另一个字是“惕夫”。他还有“石船居”的别号，这与题跋三的“石船”印章是相符的。另外，李超琼的出身地也暗示了他与李鸿裔的关系。李鸿裔是四川中江县人，李超琼是四川合江县人，中江县（在今四川省内江市西部）和合江县（即今四川省合江县）两地相距颇近。李鸿裔与李超琼的父辈很可能是朋友关系，正因为如此，李鸿裔题跋中才会出现“贤阮”（贤侄）这样的亲密称谓。从以上考证可知，题跋二和题跋三的作者以及李鸿裔题跋中提到的那位字子璈的人即是李超琼。
从题跋二和题跋四的内容来看，李超琼对好太王碑所在地怀仁县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曾作为东北地方官吏陈本植（字海珊）的幕客直接参与过设置怀仁县的工作。题跋四中称“碑在怀仁县之通沟口，今有分防巡检驻焉”，过去曾有学者考证清末通沟地区设巡检之职是在光绪四年（1878年），题跋的记述与学者的考证可以相互印证，同时还证明了题跋内容的真实性。从题跋四中的“吾邑陈海珊观察本植”一句来看，李超琼和陈本植应是同乡。跋文中提到的“友人祥苻章幼樵樾”是指怀仁县的首任县令章樾，据《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等文献记载，其在任时期为1877年至1882年。好太王碑正是在章樾任职期间由其下属的文职幕僚关月山发现的。据题跋四称，1881年（光绪辛巳）章樾把至少两部墨本赠给了客居辽西凤凰城的李超琼，这一年次记录进一步把该墨本的制作年代确定在1881年以前。
李超琼在题跋中还记述了他把两部墨本赠给李鸿裔和潘祖荫（潘祖荫所得本为李鸿裔转赠）的经过。在潘祖荫回乡丁忧期间，叶昌炽也随同前往。因此，关于李鸿裔和潘祖荫在光绪年间最先得到好太王碑墨本之事，还见于叶昌炽的著录。据叶氏《语石》记载：
“高句丽好太王碑，在奉天怀仁县东三百九十里通沟口子，高三丈余。其碑文四面环刻，略如平百济碑。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烟拓之。苔藓封蚀，其坳垤之处，拓者又以意描画，往往失真。乙酉年（光绪十一，1885年），中江李眉生丈得两本，以其一赠潘文勤师。共三四十纸，属余为排比考释，竭旬日之力，未能连缀。”
与叶氏的记述相比，李超琼的题跋对早期墨本流传的记述更为具体。过去，研究者根据叶昌炽《语石》的记述，只知李鸿裔（眉生）在1884年最早获得两个好太王碑本子，但不知他是从何处获得。此次新发现的墨本则填补了这个事实空白。
上述两份题跋恐怕不是同一时期撰写的，题跋四的年代较早，题跋二在其后。从外观上看，题跋四书于题跋三的叶昌炽跋文后的余白之处，这表明其书写时间当在叶昌炽作跋之后。叶昌炽跋文为“甲申（1884年）仲秋”所作，题跋四的书写年代不会早于这一时间。题跋四大约是在叶昌炽作跋后不久书写的。题跋二在提到潘祖荫时使用了潘祖荫去世后的谥文勤，这说明题跋的年代不早于潘氏去世的1890年10月。接着题跋中又提到甲午年（1894年）潘祖荫的题跋失踪之事，这进一步表明题跋二的书写时间当在1894年之后。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即题跋二的标题下标有“共四册”和“元”的记录，这表明此墨本最初共裱为四册。“元”表示序号，是第一之意，即指四册中的第一册。以上状况说明，题跋二最初是贴于第一册上的题签，后来分为四册的墨本又被合订为一册，其时间当在甲午（1894年）以后。另外，现存裱册封面的题签笔迹（“古丸都城北高句丽平安好太王碑”）与题跋二和题跋四的笔迹相同，说明新发现墨本的裱册题签也是李超琼书写的。以上题跋和题签的种种迹象表明，该墨本在赠给潘祖荫之后，最终又回到了李超琼手中。
题跋三的署名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在这份为好太王碑而作的千余字的长跋中对碑文的内容做了大量的考证。他将此碑考证为高句丽西川王的纪功碑，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跋文末尾的“甲申（1884年）仲秋，郑盦尊丈出以见示，谨据所见诠次如左”一句，表明此题跋书于1884年农历八月以后不久。关于潘祖荫让叶昌炽考证好太王碑文之事，还见于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据叶氏日记的记载：
“（甲申年，清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廿二日，郑盦丈出示高句丽王碑。其碑在奉天怀仁县，高三丈许，四面刻字，前人无著录者。此本逐段逐字拓之，必须联缀成文方可读也。”
“（同年七月）廿五日，阅朝鲜史略及东国通鉴，高句丽碑，以文中八年戊戌、九年己亥考之，乃是西川王纪功碑也。”
“（同年八月）初一日，连日录高句丽碑全文，至是方卒业。约一千数百字，有十余字不可联属，别纸录之。”
“（同年八月）初二日，作高句丽碑跋一首。”
“（同年八月）初五日，李香岩丈介居停，以急就拓本见赠，索观高丽碑跋。”
由这些记载进一步证明，潘祖荫出示墨本让叶昌炽考释的具体时间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廿二日，叶昌炽为好太王碑文撰写跋文的时间是同年八月二日。
根据上述对四份题跋内容的考证并结合叶昌炽《语石》、《缘督庐日记》等金石文献的记载，试将新发现墨本的年代和早期流传过程做如下复原：1881年，一位名叫李超琼的东北地方官吏在辽西凤凰城得到友人怀仁县令章樾赠送的好太王碑墨本（其数量至少有两部）。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李超琼将墨本带到苏州并在当地将每部墨本分别装裱成四册。1883年至1884年，他将所获墨本的其中一部送给了苏州的文人李鸿裔，后又通过李鸿裔将另一部送给了丁忧在籍的潘祖荫，其时间应在1884年的8月以前。本文中介绍的新发现墨本就是此本。潘祖荫研读墨本后写了数百字的跋文，并将跋文和墨本送给李鸿裔过目。1884年7、8月间，潘祖荫将墨本交给叶昌炽考证。因墨本上的错简之处较多，叶昌炽竭旬日之力，未能将碑文连缀。尽管如此，叶昌炽还是写下了录文和1300余字的长跋，记述了他考证此碑的心得。在叶昌炽题跋文字的后面，李超琼也附上一跋，其中说明了此墨本的由来（题跋之四）。1885年潘祖荫携墨本返回北京。1886年以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北京曾见过这个墨本。他称这个本子为“墨水廓填之本”。1889年潘祖荫将此墨本送给了京城的文人黄再同（字国瑾，贵州贵筑人，1849年生，1891年卒，光绪丙子翰林。）叶昌炽在其日记中就此事记载说：
“郑盦丈以好太王碑赠再同，而余所作跋文一首及释文，仍欲索归，因与本甫（黄本甫，再同之子）分录之，黄昏始毕。”
叶氏日记中所说的“余所作跋文”当是指此次发现的叶昌炽跋文。1894年以后，李超琼再次作跋，记录了该墨本流传的经纬（题跋之二）。同时他还将原来裱为四册的墨本合订为一册。至于此墨本是如何从黄再同之手又回到南方，再次成为李超琼的收藏，其中的流传过程目前尚不清楚。
三、 新发现墨本的学术研究价值
在世间辗转收藏了120余年的李鸿裔赠潘祖荫本终于现身于世。该墨本的出现不仅印证了清末金石学家的著述，还向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研究信息。通过对新发现墨本和题跋的初步考察，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直到不久前，学术界所知好太王碑最早的墨本是日本的酒匂景信本（1883年在怀仁当地获得）。新发现墨本的年次记录早于酒匂景信本，因此是现存好太王碑墨本中最早的墨本。该墨本的发现将开始制作好太王碑墨本的年代上溯到1881年以前。另外，好太王碑发现后，当地人为除去碑面覆盖的苔藓而焚烧过碑石，新发现墨本反映出的是焚碑之后的面貌，因此，焚碑的时间也应在此之前。过去有学者认为好太王碑发现后的焚碑和开始制作墨本是发生在怀仁县第二任县令陈士芸上任的1882年以后，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必要修正。根据前述题跋的内容来看，焚碑和开始制作墨本都应在1881年以前。
第二，新发现墨本为判断好太王碑的发现时间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过去的研究中有关碑石发现时间有“同治末年说”、“光绪初年说”、“光绪二年说”、“光绪三年说”、“光绪六年说”、“光绪八年说”等不同说法。笔者赞同叶昌炽的光绪六年（1880）发现说。前述题跋二和题跋四的作者李超琼是怀仁县首任县令章樾的友人，他在得到墨本时肯定也从章樾那里听到过碑石发现的经过。并且，当他把墨本送给李鸿裔和潘祖荫时肯定会把有关的信息传达给李潘二人。此时在潘文勤身旁侍坐的叶昌炽理所当然地也会知道这些信息。叶昌炽跋文中对好太王碑的方位、朝向、行数及各行字数描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就是证明。这样看来，叶昌炽在其跋文中所说的“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之”并不是他的凭空想象，他所依据的正是源自章樾的证言。总之，此次新发现的墨本可以说间接地支持了叶昌炽主张的碑石光绪六年发现说。
第三、新发现墨本开始流传的1881年正是怀仁县令章樾任职期间。因此可以推测，章樾、关月山和怀仁县的下级官吏们应当是这种墨本（包括日本的酒匂景信本）的制作者。
第四，此次新发现墨本上附有中国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的千字长跋。叶氏是清末中国最早考证好太王碑文的学者之一。过去，由于其考证成果未见于其它着录，所以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此次叶昌炽跋文的发现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学者早期研究的了解。
第五、新发现墨本为检验学术界围绕日本酒匂景信本（以下简称酒匂本）的讨论提供了实物证据。好太王碑早期捶拓史的研究今天已细致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一直在关注着与碑文捶拓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场争论，即好太王碑文是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故意篡改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初，活跃于日本史学界的旅日朝鲜学者李进熙先生通过对大量的拓本、碑石照片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即好太王碑文在碑石发现后不久曾三度在日本参谋本部的策划下被篡改，目的是为使碑文的内容有利于日本。其篡改的具体经过是，1883年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酒匂景信炮兵中尉潜入怀仁篡改了碑文，然后制作了一部墨本带回日本，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研究。后来，参谋本部为了使碑石上的原碑文与酒匂带回的墨本相一致，又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两度派人潜入怀仁对碑石上的原碑文进行了篡改。[x1]学术界将李氏的这一观点称作“篡改说”。
自1972年“篡改说”发表后，在东亚各国古代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我国文物部门曾在1973年派遣北京的碑帖专家张明善到碑前对石灰涂改现象进行了调查。对于李进熙的“篡改说”，学术界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篡改说”与“否定篡改说”的对立一直持续到今天。李先生研究好太王碑的出发点和思想动机是要对战后日本史学界残存的皇国史观、侵略史观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彻底的清算。他指出，根据被篡改的原碑拓制的拓本，以及根据这些拓本所作的释文是不能作为古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的。仅就李先生的这一出发点而言，应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笔者同时也认为，酒匂本的制作者是何人，该本是否被篡改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应当通过学术的方法进行检验。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同一时期的同种类的墨本进行比对。此次新发现的墨本为检验酒匂本上的碑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酒匂本和新发现的墨本都是19世纪80年代初期制作的墨本，制作年代十分接近，而且两者都是用颇为复杂的摹拓方法制作的墨本。在此之前，笔者曾两度观察过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酒匂本，此次观察新发现墨本时也参考了酒匂本的复印件。通过比较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两墨本的墨色不同。这表明酒匂本在日本装裱时经过了至少一次的填墨。因此碑字周围的墨色较黑，而新发现墨本上虽有少量的填墨痕迹，但基本上保持了此类墨本的原初形态。通过新发现墨本可以推测出酒匂本的本来面貌。（2）由于两墨本不是直接采拓于原碑，而是用摹拓的方法制作的，因此即便是笔画相同的碑字在细微之处也不尽相同。（3）笔者对一些有争议的碑字和笔画特别的碑字作了比较。例如，Ⅰ?2?2幸字，新发现本和酒匂本都误作半个车字（数字编号分别表示碑文第1面第2行第2字，下同）。Ⅰ?3?5然字、Ⅰ?3?10沸字、Ⅰ?6?13～17九月廿九日5字、Ⅰ?9?6～14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9字，两墨本笔画基本相同。Ⅰ?5?19振字，两墨本均误作古体的柳字。Ⅰ?7?39牛字，两墨本均误作用字。Ⅰ?7?41群字，两墨本均误作兼字。Ⅱ?3?7卢字，两墨本均误作罗字。Ⅱ?3?26百字，两墨本均误作交字的草体。 Ⅱ?4?7而字，两墨本均误作百字。Ⅱ?9?36～39倭寇 大溃，两墨本均误作倭满倭溃。（4）在比较中发现有些碑字的笔画，两墨本不尽相同。例如，Ⅰ?3?27天字，酒匂本作因字，新发现本的字形更接近天字。Ⅰ?9?12渡字、Ⅱ?6?39与字、Ⅳ?8?25尽字、Ⅳ?9?25擅字，两墨本的笔画有细微的不同。
经过对两墨本的初步对比，笔者发现两墨本的绝大多数碑字的笔画是相同的，甚至有不少因原碑字泐损而导致误描的碑字笔画也是相同的。两墨本上只有少数碑字的笔画不尽相同。这种不同恐怕与墨本制作者在摹拓过程中产生的对碑字笔画的理解不同有关。根据上述两墨本的碑字面貌，笔者认为有关酒匂本的篡改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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