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南宋）·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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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50000 ~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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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次数：1次
30×59.5 cm.  约1.6平尺
纸本水墨
【释文】救朝请大夫，行尚书事。封员外郎兼□□□□，兼国史院编修，□□院□讨官方逢辰□□□□受，奉天承运，皇帝制日：先朝裒是□□□□居，既董领以重□□□书林，宜精求□□□□。逢辰种绩甚懋，植□□凡三，学以言见，谓洋洋之对。嘉猷则告居，多谔谔之风。顷即前行用计，群吏遂参联于六神。仍振窠于三长，□宜厥□式叙，尔位肄上帝群玉之府，俾贰其间庶。我宋一经之传袭，六可待□救□□□符到奉行。咸淳五年□□五日下。
翻阅史料可知，方逢辰（1221-1291），在宋元之际可谓大名鼎鼎，他曾于高中淳祜十年（1250）庚戌榜状元。初名梦魁，字君锡，又字圣锡，严州淳安（今属浙江）人。淳祜十年廷对第，理宗赐名“逢辰”。累官兵部侍郎、国史修撰，以力诋宰相郑清之、贾似道擅权，称疾归。除吏部、吏部尚书，俱不拜。宋亡，元世祖诏起之，辞不出。授徒讲学，学者称为蛟峰先生。其文集今仍存，非常巧合的是，“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完整的文字至今仍保留在文集中，题为《除秘书少监诰》，可补拍卖作品字迹湮灭难辨之缺。笔者查阅了方逢辰三种版本的文集，分别是《蛟峰集》八卷、《外集》四卷，明天顺七年方中刻、弘治十六年陈渭重修本;《方蛟峰先生文集》十卷，清顺治刻康熙重印、傅增湘校订本;以及《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三种版本均收录有《除秘书少监诰》，内容也高度一致。《蛟峰集》在明代刊本较多，溯流追源，各本多以方中所刊天顺七年刊本为祖，陈渭重修本则为天顺刊本的最早重修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因此，现据明天顺七年方中刻、弘治十六年陈渭重修本，抄录并点读如下：
救朝请大夫、行尚书司封员外郎、兼直舍人院、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方逢辰：朕祗若先朝，裒是巨典，宏开史局，既董领以重臣;分判书林，宜精求于髦隽。尔种绩甚懋，植立不凡。正学以言，见谓洋洋之对;嘉猷则告，居多谔谔之风。顷即前行，用计群吏，遂参联于六押，仍振宋于三长。甚宜厥官，式叙尔位。肆上帝群玉之府，俾贰其间;庶我宋一经之传，袭六可待。可依前朝请大夫，特授守秘书少监、兼直舍人院、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奉救如右，牒到奉行。咸淳二年六月五日。
两相比照，可以看出，这两件不同出处的诰书讲的是同一件事。诰书内容是宋度宗任命方逢辰为秘书少监，故题当以文集《除秘书少监诰》为是。拍卖公司将其命名为“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系以诰书首句命名，与內容不符，并且会让读者误以为该诰书是任命方逢辰为“朝请大夫”。此外，或因拍品有所残缺，释文存在误读、误点、误断、臆断等问题。除了上述命名和释文的问题外，诰书本身的问题更大，具体如下。
诰书年代之疑
“行尚书事”及“六神”之疑
“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开篇为“敕朝请大夫行尚书事封员外郎”，与文集“敕朝请大夫行尚书司封员外郎”有字之差。成淳元年，方逢辰获除司封郎，诰云：“可依前朝奉大夫，特授行尚书司封员外郎。”司封员外郎，全称应为尚书省司封司员外郎，北宋前期为阶官名，元丰改制后为职事官，为司封司副贰之职。司封司为尚书省吏部七司之一 ，宋前期为空架子，元丰改制后职事振举，掌官员封爵、赠官、奏荫、封号等事。按元丰官制，寄禄官官阶高出职事官一品以上，职事官带“行”字;寄禄官官阶低于职事官一品者，职事官带“守”字。方逢辰寄禄官为朝请大夫，为文臣寄禄官三十阶之第十七阶，从六品，司封员外郎元丰新制后为正七品，故带“行”字。秘书少监元丰新制后为从五品，方氏除秘书少监时，寄禄官依旧为朝请大夫，故需加“守”字，诰书中亦明言“特授守秘书少监”。拍卖作品“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误“司”为“事”，此为二误。
另“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中一处“遂参联于六神，仍振案于三长”，与文集相校，“遂参联于六押，仍振寀于三长”也有一字之异。“六押”，即中书舍人的别称。唐制，中书舍人置员六人，分押尚书六曹，故别称“六押”。这两句连起来是肯定方逢辰此前工作。因方氏兼直舍人院，故谓其“参联于六押”;又因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故称其“振案于三长”，“三长”，即史学三长才、学、识。“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将其释读为“六神”，此为三误。
“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在短短不到200字的诰书里，就出现了两处“硬伤”，体现了仿造者对宋代职官制度缺乏认知。若这封诰书确为真迹的话，负责起草诰书的人恐怕早已被宋朝皇帝赐死不知多少回了。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始于明代
值得提的是，“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中还出现了“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的字样，而文集则仅系以“朕祗若先朝”。
有关“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或者“奉天承运皇帝诏日”的桥段，我们通过影视作品已经非常熟悉，几乎成为宣读圣旨的一个“标配”。但要引起警惕的是，将这八个字连在一起，作为诏书的开篇语，最早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明人余继登曾言：“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6。”明人沈德符则对此事之来龙去脉描述得更为详细：“太祖初定大朝会正殿日奉天殿，门名亦如之……按太祖‘奉天二字，实千古独见，万世不可易。以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退亲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
至于宋代诏令，抬头多有“门下”之称，盖因中书省所拟诏令，需送门下省审核通过。而在诏令开篇皇帝的谦辞，则林林总总有很多种，诸如“朕仰承嘉运”“朕统承圣绪”“朕祗奉丕圖”“朕绍膺骏命”“我国家受天景福”“我国家受命开基”等等，不一而足。翻遍《宋大诏令集》，无一篇诏令是以“奉天承运皇帝，诏（制）曰”为抬头的，就连这八个字连在一起的字样也绝无可见。因此，这封所谓的“敕朝请大夫方逢辰诰”年代最早不会超过明代。
据称：“这件诰书夹在方氏族谱秘藏多年，才得以保存至今。今人得见，真可谓历史的珍贵馈赠。”到底是“历史的珍贵馈赠”，还是“历史的莫大玩笑”，且拭目以待。而这件作品也再次提醒我们，在书法作品拍卖、收藏领域， 一定要加强古代职官制度的学养，从而不断提高鉴赏水平，避免“走眼”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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