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天青釉洗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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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次数：31次
明
D:11.8cm
说 明：明人重汝，称汝瓷底部支钉痕为「芝麻粒」，首见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高濂《遵生八笺》初刊。惜真品难得一见，乏汝瓷范本可依，尽管景德镇窑拟烧各朝佳品，未见仿汝。唯一例外者为一件蓝釉水仙盆，书宣德年款，乃景德镇御窑依照画中汝瓷而作（《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8年，图版36）。及至清雍正始仿汝瓷，世宗曾敕将各式汝器南送御窑，以便仿制烧造。雍正十年（1732年），御旨烧造瓷品清单，记「铜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盘人面洗色泽」以及「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Stephen W. Bushell，《Oriental Ceramic Art: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W.T. Walters》，纽约，1986年；重刊版，伦敦，1981年，页194f）。雍正七年（1729年），内务府活计清档列各式汝窑笔洗三十一件，或有铭文，珍存于可能来自日本之洋漆箱中（台北，2006年，页25），记载为镌有刻文者，皆与现存台北藏品吻合。雍正六年至七年间（1728-29年）绘制〈古玩图〉二卷，其中描绘数件御藏汝瓷，如一件金属扣口水仙盆（下列编号7，并见康蕊君，〈Art in the Yongzheng Period: Legacy of an Eccentric Art Lover〉，《Orientations》，2005年11/12月号，页65右上），及大维德基金会藏一汝瓷盌（编号17，见《盛世华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伦敦，编号168左下）。
来 源：日本重要藏家旧藏
北宋晚期御瓷汝官窑，造于河南汝州，今宝丰县，近千年来地位至高，实为神品，乃中国历史之珍，显中国哲学之华，集中国美学之粹。汝瓷小巧朴雅，温婉隽永，不仅代表中国陶瓷艺术之真髓，历史意义更是深远，古今名藏均以其为首，然珍稀无比，一器难求。
此件汝窑笔洗，釉如凝脂，天青犹翠，冰裂莹澈，器形巧致雅绝，底见三芝麻花细小支钉。
与南宋杭州官窑瓷相异，汝瓷特征极为明确，然釉色仍有多样变化，可见淡蓝乳青无纹者，一如香港苏富比2012年售出之葵花式洗，亦有莹亮晶透，青翠泛蓝，细披冰裂开片纹者，即如本品。早明曹昭《格古要论》尚前者无纹，南宋杭州官窑则似以后者为典范，二者均极为珍罕，两造之间更见各式釉色变化，色有淡灰者、开片遍布，或片纹染深，但釉面乳浊不透者。
异于南方龙泉地区可长达百米之龙窑，汝窑烧造于仅止两米长之馒头窑，不同于定瓷类节省空间之覆烧方法，汝瓷采立烧，且各器制于独立匣钵中，更使空间局促。窑匠小心翼翼于窑具上平衡泥坯，以三或五颗细小支钉支撑全器，困难重重，烧造成功者遂少。汝瓷多需二次入窑，先素烧，复釉烧。釉面开片纹乃出窑冷却时，釉与胎身之收缩速度不同所致，起因偶然，却成汝瓷特色。烧成如同天然宝石结晶般闪烁迷人之冰裂釉色，却仍需天时地利，非人为可控制。
汝瓷引古思、忆史训，辉映北宋徽宗一朝（1101-1125年在位）汴京之盛，艺诣文风至高；又让人痛念南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迁都临安，外患交迫，仍试图于杭州再造大宋荣光。
学者相信官汝窑之烧造时间极短，普遍认为或只廿载，约于北宋哲宗（1086-1100年在位）至徽宗二朝之间。陈万里专文（陈万里，1951年）述应为1086年至1106年一说，广得认同，但仍有少数学者持他论。虽无记载帝王直接命烧汝官瓷，史料有录朝廷嫌河北定瓷口沿有芒，敕另设官局烧青瓷，窑建河南汝州，或开御瓷订烧先例，弃前从各处贡瓷中择佳之法。
汝瓷素雅不艳，含蓄实华，呼应宋人尚真、顺应万物之世界观。如此品味为北宋思想家王安石（1021-1086年）所尚，布衣粗食，朴简归真，深切影响当时文人画家，不同于画院派华丽构图与繁复技法，他们笔下线条简约，描写自然乡野，朴拙而意趣横生。一如宋时画家绘山水重云氤之美，瓷匠亦追求烧出「雨过天青色」，而唐代所尚如玉之浓翠绿。瓷虽非宝石黄金之贵，经过高温窑烧而得的柔美釉色，偶然自来之晶亮冰裂，一切顺应自然，朴实而绮丽，深深应合中国文人之德。宋人赏瓷，评其器形、釉料、色泽、触感，彷佛早已预言简约主义的到临，不论是风格或技术，至今仍是艺人工匠们的灵感泉源。对雅瓷的追求，始于宋时文人墨客，未几传至内府，渐同此好。
女真南侵中原，北宋衰亡，汴京失守，迁都杭州临安，汝窑定窑同告陷没，内廷欠乏佳瓷，高宗遂于杭州新设官窑，依样照造仿故汝。此件汝官窑笔洗之天青釉色及冰裂纹，即得南宋官窑致力摹效（可比较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台北，2016年，图版II-2、II-7、II-11及12、II-42及43）。
绍兴二十一年（1511年），宋高宗得重臣张俊奉进汝瓷十六件，如此重礼可知张氏权重显赫，且忠心不二，得后人记载（《武林旧事》，通书记杭州旧事，周密着，1232-1308年）。北宋汝瓷只供御廷，仅有拣退之品出售，殊不可得，张氏何以能得十数汝瓷，且为可供御之质，仍未得解。
乾隆帝对汝瓷赋诗咏叹，且命宫中匠人镌文于器，致使汝瓷名气更胜从前。传世汝瓷八十七件中，二十二件刻有其御题诗。高宗略欠明辨汝瓷之识，时有错认，更曾误将先父在位时仿汝器以为宋时真品，镌诗咏赞（前述出处，编号197）。
1923年，满清帝制（1644-1911年）已亡，紫禁城将开放为公众博物馆之前，用以典藏古物之建福宫发生大火，据传为宫中太监为掩饰监守自盗之行而为，余烬中仅存少数的汝瓷及明成化鬪彩虽遭祝融波及，仍未全毁，传世八十七件汝瓷中，即有十五件曾为火损。在西方，直至1935-1936年，假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行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示由中国政府借出汝瓷十件，才确知神秘佳器之貌，然少数汝瓷已在此之前纳入西方典藏，其中大维德爵士与 George Eumorfopoulos 珍藏汝器均共列此展。大维德爵士因策展而能近距离赏鉴汝瓷，深入研究其历史背景，展览结束后更于《东方陶瓷学会汇刊》撰文〈Commentary on Ju Ware〉（大维德，1936-1937年）。
多年来，人们屡寻汝窑遗址不果，直到1986年，才发现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并出土大量汝官窑器残片。据出土瓷片，宝丰窑也有烧制民用瓷器。传世汝窑器一般小巧淡素，但考古发掘显示，汝窑艺匠敢于创新，挑战复杂立体形状、镂空、划花等设计，惜似乎未有标新创异之全器流传窑外。近年发现多个窑址，虽有说或为北宋官窑，尤河南汝州清凉寺附近之张公巷（北京，2009年），其出土瓷片却与传世汝器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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