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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
宣德六年(1432)年作
121cm*39cm
款识:宣德六年御笔赐太监莫庆。钤印:广运之宝(朱文)鉴藏印:神品(朱文)、子京(朱文)、天籁阁(朱文)、子京所藏(白文)、项元汴秘笈印(朱文)题签:明宣德皇帝御笔牧牛图真迹。丙申春雨,重装于京故宫裱舍。作者简介: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和诚孝昭皇后张氏的长子,年号宣德,自号长春真人。藏家简介:项墨林(1525-1590),原名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庵主人、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嫩叟、鸳鸯湖长、漆园傲吏等,浙江嘉兴人。明国子生,为项忠后裔,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明宣宗《春溪牧牛图》浅析 作为明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朱瞻基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帝王,在他与父亲仁宗执政期间,不仅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事业,而且革除了洪、永时遗留下的弊政。在发展社会经济、轻刑罚、薄赋税、用人、纳谏方面都有建树,开创了一个气象宏大的时代——“仁宣之治”。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认为“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在繁忙的政务之暇,明宣宗喜欢以绘画自娱。《无声诗史》称:“帝(宣宗)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石渠宝笈》里也说宣宗的花鸟画是“得徐黄之精髓,而自开生面者”——承继了五代花鸟画大师徐熙、黄筌的技法,且有自己的独创性。人们还常把他和另一位文艺男皇帝——宋徽宗赵佶相提并论,说宣宗“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公允地说,明宣宗绘画的艺术水准跟宋徽宗相比颇有差距,不过在皇帝画家排行榜中坐个第二把交椅应该没有问题。在明代的十六位皇帝中,明宣宗是画名最为显著、流传作品最多的一个。据《无声诗史》记载,他的画作“上书年月及赐臣姓名,用‘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图印”。胡敏在《西清札记》中也说:“赐臣工御画流传后世未有若宣德之多者。”这些记载提醒我们明宣宗的画作大多是给臣属的赏赐之物。 此幅《春溪牧牛图》也不例外,是宣宗在宣德六年赏赐给莫庆的御笔。图绘童子二人在溪水中与牛嬉戏的情景。其中一童子背对画面,仿佛要使尽全身的力气把牛牵上岸,而牛看起来不为所动,报以一脸憨态可掬的表情,煞是可爱;另一童子收拢手中的绳索,攀援在牛的背上,并以手轻抚牛背光滑的皮毛,或在用溪水为它洗澡。身旁的柳树随风飘摇,观者仿佛也能感受到一丝丝春风拂面的快意。此幅用笔功力深湛,晕染清雅,牧童和牛的神态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此幅上钤有宣德皇帝的御玺“广运之宝”,与玺谱比对后相符,是为明室旧物的重要依据。然而落款上“赐太监莫庆”五字,似乎更能引起观者的好奇。 原来,明宣宗经常将自己的绘画赏赐给身边太监,如赏给莫庆的《嘉禾图》,给金瑛的《御笔花卉卷》、《秋猎图》、《白鹰图》,给王瑾的《马图》、《哺雏图》,给刘俊的《草虫图》,给袁琦的《五花马图》、《白燕图》,以及给林景芳的《烟波捕鱼图》,等等。赏赐御笔书画中大臣,是帝王惯用的笼络手段。可如此频繁地将书画赏赐给太监,恐怕没有哪个皇帝能与明宣宗相比,由此可见他与宦官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对宦官控制很严,在宫中立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明令禁止宦官干政。而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却对祖训置若罔闻。他积极扶持宦官势力,设立内书堂,“使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这显然违背了太祖“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禁令。内书堂培养了一批知识型宦官,为了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负担,明宣宗授权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以代表皇帝行使“批红”的权力:“每日奏御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除了代行“批红权”之外,宦官还可以作为镇守中官参与地方军政,甚至代表君主出使外国,势力很大。明宣宗与父亲仁宗共同开创了一个气象宏大的时代——“仁宣之治”。然而,他扶持宦官势力,无意中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孟森由此慨叹:“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査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宣宗:“有睿才,书艺风雅,光大恺恻,允哉太平天子之言。旨兴豪举,虽内侍小臣,不嫌唱和。”宣宗赐给吴诚等太监的大量画作,恰恰印证了査继佐的评价。 综上所述,宣宗赐予臣下以及太监的御笔,背后有着丰富的政治因素的解读,创作者(帝王)并不光为怡情悦性,观看者(臣子)也不仅为着崇尚风雅。皇帝通过“赐画”作为媒介笼络人心,暗示认同感与期待,臣下亦通过“赐画”累积权力感的输出,日益拉近与中心话语的暧昧距离。观宣宗的赏赐御笔,抛开艺术价值,其中政治语境也是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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