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铜仿古「周仲驹方彝」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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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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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台湾藏家旧藏
青铜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的历史。古代“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进行祭祀、征讨等国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铜器。先秦青铜器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冶金、文字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还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青铜器中，“彝”是青铜礼器之共名，无论酒、水、食器均可称为“彝”，但铭文中并无以“彝”作为器物专名者。宋人著《博古图录》中将器腹侧面与横截面皆为长方形、四隅与腰间有扉棱、方圈足之器称为彝。后容庚认为此类方形彝无所系属，别为一类，称为方彝，学者基本上暂从此说。
本件方彝有盖，盖顶作四阿式屋顶形，盖钮亦似屋顶。通体四角有扉棱，盖及器身皆饰以饕餮纹，纹饰华美。彝内刻有铭文，共四行十八字，其为：“录旁仲驹父作仲姜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孝”，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 兽面纹方觥”所刻铭文一致。
这件方彝下还有紫檀托座，托座底部有“周仲驹壶”的题款，下有“乾隆御鉴”的钤印，最下有“乙”序。这件方彝及所附托座、木盒均保存完好，铭文与清宫的仲驹青铜系列一致，应属清宫旧藏，仲驹青铜包含鼎、彝、炉、觚等系列铜器，原系仿商代礼器制造，为清宫珍藏，清亡之后，这一系列的部分铜器流出宫外。
仿古青铜器的出现是人们出于复古宣传传统礼教之目的，或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制，以为郊庙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纂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图》，其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的精华。此书图文并茂，分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凡839件，对后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政和年间，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
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流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
作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经历了一个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于一时，人心归附才能得益于长久。以康熙帝独尊理学为标志，清廷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雍正帝为摆脱帝位合法性危机的阴影，也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库中找出“天人感应”的武器，并利用佛教、道教，力图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时期，疆域一统，海宇又安，经济发展，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为《西清古鉴》四十卷，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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