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至12世纪 托宝钵释迦牟尼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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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2,000,000-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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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大理国
铜鎏金
来源：1. 1959年以前购于柏林
2.德国私人收藏逾五十年
3.德国纳高 2010年11月5日 Lot 1052
此尊佛立像，铸造精美，体量震撼，面相柔和静穆，手捧盛满佛教七宝之宝钵，此形制及其所承载的宗教含义极为特殊，或为某一特定宗教仪式专门施造，为大理国“滇密”宗教文化的杰出代表。此尊佛陀造像面部为典型的大理风格，脸型长圆，杏眼横长，双目平视，鼻梁挺拔，鼻翼宽阔，面露静谧的微笑，袒右肩着僧袛之，下身着百褶式僧裙，外围袈裟，衣纹流畅，右臂中部带臂钏，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托宝钵，内铸佛教七宝，应为黄金、白银、琉璃、珊瑚、砗磲、真珠、贝币等，佛像分足而立，身躯肌体饱满，比例完美。
整尊风格应为大理国早期
从整体的雕塑形态来看，造像腹部微突，身躯略微后仰，在大理的造像风格流变中应仍属于偏早期的作品。面部为典型的大理造像的开脸，杏眼刻画清晰准确，细节铸造精良，双目神态柔和沉静，整体气质恬静典雅。发髻正前方镶嵌精美料器髻珠，搭配半圆型日光纹，象征着本尊所具有的光明而深刻的力量与知识。躯体饱满，肩颈、腰腹等处理圆润，右手带花鬘形臂钏，在整个汉传佛教雕塑艺术版图中，为大理国造像风格所独有，表面上是释迦造像的女性化特征，实际应为受南亚佛像美学所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装饰纹样，也表现了大理所特有的滇密佛教融百家之精华的特征，也是这一造像风格一直在国际艺术品市场备受瞩目的原因。同类风格可参考上海博物馆藏大日遍照鎏金铜像，此二者无论开脸、肉髻、臂钏、身形等均极为神似，且上博铜像带梵汉合体的大理国盛明二年造像题记铭文，亦将此尊造像的时期定位于偏早期。
手托宝钵为授予佛法之象征
与众多大理造像不同的应为此尊造像左手所托之宝钵。佛教义理中“宝”即佛法，以释迦之形象托宝钵即为将佛法传授予众生之意。此处的“七宝”在不同的经文中均有不同的释义，然其所代表的法理本质则是统一的，即以人间最珍贵的宝物象征佛法之奥义，而“七”则为一个概述，代表着无穷无尽。云南千寻塔中亦出土了各种念珠千粒以上，质地囊括水晶、玛瑙、珍珠、琥珀、石绿、琉璃、玉石等多种，可见这些珍宝当为滇缅一带宗教仪式中常用之宝石。
佛教的显密两宗之中，密宗是大乘佛教后期融合了婆罗门教、瑜伽理义的一个带有修行方法、仪轨、理义、咒术的佛教宗派，重修持与观想，所以对于特定的宗教仪轨有着非常严格的修习程序，如此也导致与显宗造像中较为常规的手印与姿态相比，密宗造像则更为重视表达本尊的个人特征与特定的宗教仪轨。由于位于“蜀身毒道”与“茶马古道”的东头，滇缅地区长久以来就一直受到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并不断与本土的巫教、白蛮大族所引入的中原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阿叱力教。其风格的成因杂糅，然修行方式仍很大程度上沿袭自古印度佛教，须拜师灌顶，注重仪轨，提倡修身。
灌顶为古代印度帝王即位的一种形式，佛教传入大理后，阿叱力僧仿效运用，由大德于曼陀罗前向受灌者头上播洒圣水，受灌者向佛宝发誓，并选择一尊本尊观想，在前辈高僧的管理下，开始修炼法术，学习密咒。修炼一段时间后修持人会在神气和德行上得到提高，方能使用仪轨解决现世难题。而在南诏中期之后，此地区又受到吐蕃密宗的影响，南诏王阁罗凤与吐蕃王赤松德赞联手大败唐军，取得了天宝战争（754）的胜利，南诏于此之后公开臣服吐蕃四十余年，在此期间，许多早期藏传密宗的仪轨与铸像也传到洱海地区，并融入其本地的阿叱力佛教中，但并没有保留藏密的性力崇拜等内容，而是有所选择的补充并完善了本地密宗，某种程度上也使得藏密“前弘期”的仪轨与风格在滇缅一带得以留存。
由此可见，此尊造像在仪轨上可能表现了阿叱力教中的某一灌顶仪式，释迦手托宝钵象征着传递佛法之景象。南诏进入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的铸像仍较为单一，仅见佛陀和柳枝观音。而从现存的佛部造像遗存来看，以此尊为代表的大理国早期造像为这一区域佛教雕塑艺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不仅在工艺上更加精湛，艺术语言上亦更加完整而成熟。在已知的大理国佛陀基本全为坐像，只有阿嵯耶观音，柳枝观音常以立像示人，此尊造像为目前所见以释迦形态出现且立姿之唯一，且对于宝钵内佛教宝物所描绘之精准清晰，可见，应为特定仪式所专门铸造，宗教含义深邃。
大理国造像源流
民国十四年3月15日大理县地震，大理崇圣寺三塔塔顶震落。铜佛像数躯随塔顶而落，其中精致者大多流散国外。1978年，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刚刚创刊三年的杂志中发表了《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一文，首次于国内学术界详尽提及了民国十四年震落之文物的流转情况。文中除关于崇圣寺塔考据外，提及两位西方人，一位是基督教传教士德国妇人鲍格兰（Madame Beauclair），曾于1942年间居大理 时教唆冒险之人攀塔而上盗取佛像二尊，后因1949年贵阳解放被驱逐时缴获，后归云南省博物馆藏，其中一尊即为著名的“杨氏铭文铜像”，现藏于大理州博物馆；另一位是美国艺术史学者海伦•查平（Helen B. Chapin），其撰写的《云南的观音像》一文首次在西方学术界发表《南诏图传》的全部黑白照片并罗列了崇圣寺塔内遗失后流入美国的六尊故物，其中最重要的一尊为现藏于圣地亚哥美术馆的“段氏铭文铜像”。（图1）
正是这两尊带铭文大理国造像成为了近代中西方学界判断大理国阿嵯耶观音造像的“标准器”，而直到1998年孔祥勉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带大理国盛明二年造像题记大日遍照如来像”的出现，学界才终于获得了带铭文大理国佛陀造像的标准器。而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我们还错过了多少尘封的研究成果、多少意气风发的研究人员、多少妙香佛国的丽影呢？（图2）
阿嵯耶观音标准器的判定
1941年可以作为西方学界对阿嵯耶观音判定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段氏铭文铜像”在加州各大博物馆巡回演出数次之后正式入藏圣地亚哥美术馆（Fine Arts Gallery， San Diego），至此，美国著名的六尊观音像年代皆更正为云南大理国。在那之前，西方重要的佛教美术学者都曾对阿嵯耶观音这种极富个体风格的造像语言进行过类型学研究。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阿嵯耶观音像曾在1924年被印度艺术史在西方的开拓者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 Ananda K. Coomaraswamy）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第一任馆长洛奇博士（Dr. John E. Lodge）认为或为暹罗或为老挝。（图3）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阿嵯耶观音像，左臂断，曾在1925年被萨尔莫尼博士认为是西藏，年代定为14至16世纪，并于1927年被著名的印度史学者甘戈里博士（Dr. Ordhendra C. Gangoly）认为或为9世纪中国，但区域不明，且与尼泊尔风格近似。（图4）
但是于此同时，与此有关的研究资料也在不断的出现。1931年至1932年间，才刚满三十五岁的美国年轻学者海伦•查平（Helen B. Chapin）在北京故宫举办的一次书画鉴赏会上首次见到了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当时还藏于北京故宫的《张胜温画卷》，现场除了众多中国书画鉴赏家之外还有另一位外国人，即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名西方委员、武康路原名“福开森路”的原型、金陵大学的创办人——福开森博士（Dr. John C. Ferguson）。（图5）
几乎同一时期，1933年山中商会（Yamanaka and Co.）将一幅佛教绘画手卷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the Yurinkan Museum），也就是现藏于有邻馆的《南诏图传》，查平亦有幸得到图片。（图6）同年，查平回到美国之后，在纽约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年会上首次发表了关于《张胜温画卷》的报告，西方学者首次得知这一文化区域的图像面貌，首次了解到中国南部南诏到大理国在唐宋之间的“法源”，现场掌声雷动，最为推崇的莫过于同在现场的美国汉学界翘楚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博士（Dr. Berthold Laufer）。之后的数年中，查平不断的完善了各方面的资料，随着1941年圣地亚哥美术馆“段氏铭文铜像”的正式入藏，终于1944年完成了其里程碑性的学术文章‘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季刊》第八卷第二号，而这篇文章亦成为了至此之后研究中国云南地区佛教美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库马拉斯瓦米博士在1942年10月7日给查平的回信中写到“我想，你已经解决了这类观音风格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宋，来自云南。”谢尔曼•李（Sherman E. Lee）亦在其1942年于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佛教美术”展览图录中将美国的六尊观音像中唯一的一尊坐像定为云南，宋。而在之后数十年间，亦有数件大理国造像入藏美国重要艺术机构，几乎均通过重要古董商之手、为著名藏家购藏后捐赠于博物馆。（图7）
而在《张胜温画卷》、《南诏图传》尚未为西方学界所认知的二十余年中，也恰好是西方对于东亚考古及美术探索最高潮的时期。斯坦因爵士（Sir Marc Aurel Stein）于1900年至1931年间完成其四次里程碑性的中亚考察，成为了敦煌学在西方研究的奠基人，为区域文化的专项研究设立了极为优良的学术标准与传统。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en）曾于1920、1921、1930、1934、1935和1954、1956年先后五次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并于1925年出版中国雕塑美术里程碑式的著作《五到十四纪的中国雕塑》，书中采用了大量刻具题记的作品，按照省份编年排列，整理出各个时期风格的特征，并将中国雕塑分为古典时期、过渡时期、成熟时期和衰微复兴四个时期，奠定了中国雕塑在世界艺术语言中殿堂级的艺术地位，亦成为西方重量级收藏家在此门类收藏的敲门砖。
1925年苏黎世雷特博格博物馆发行双月刊《亚洲艺术》，与1912年开始发行的《东方杂志》为德语世界最为重要的两种亚洲研究学术期刊；1936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开始发行《亚洲研究期刊》，上文提及的所有学者都曾为这几本期刊撰文。这就是东方文化在西方学界的“黄金时代”，而1925年亦发生了民国十四年那场地震，开始了近代大理地区文物新一波的外流。而此时的查平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担任秘书，业余时间学习中文，此时她还不知道几年后她将会成为第一个见到《张胜温画卷》并意识到其重要意义的西方学者，缘起。
1979年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修缮与1998年孔祥勉捐赠大日遍照如来带铭文造像
回到东方的世界，***结束之后，1977年大理三塔修缮工程开始筹备，1978年5月开工，陆续出土各种文物六百六十余件，是迄今发现南诏、大理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其中大理国时期阿閦佛金坐像、宋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现已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图8、图9）同年，方国瑜先生发表前文提及的文章，一时间，中西学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遥远的南诏、大理国。此时的东方学界在完全隔绝的政治环境中已经迎来了许多全新的资料，1956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大理国写经《通用启请仪轨》、《大黑天神道场仪》、《广施无遮道场仪》等；1959年至1961年《密教修行图》由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叔武先生在白族调查组时期发现。这些重要的图像资料均成为日后研究大理国密教持诵、观想等修行法的基石，亦是研究中国佛教早期科仪的第一手信息。
1973年《中国古代人物画：弗利尔美术馆藏成立五十周年展览》图录出版，时任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的罗覃（Thomas Lawton）撰文介绍人物画《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并未考察出其来源。（图10）直到2001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中发表《‘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一文，在大陆学界首次将此卷定为大理国晚期，亦通过与世界各地藏的敦煌文献之对比，将云南地方佛教在唐宋时期与敦煌、中原之联系详尽铺陈，从一个全新的层面表明云南阿叱力教的宗教历史地位毫不逊色于唐之敦煌。有趣的是，弗利尔美术馆1926年即通过山中商会购得此卷，却并未得到全面的认知，而到了1946年才入藏另一尊阿叱力观音，两件应同为民国时流出中国。又是二十余载的光景，此卷1973年首次出版，又是二十余载，2001年终被定为大理。而打开这个秘密的线索又恰恰是卷首画上的题签“陈观音庆、妇人文殊连”此种在名字中夹佛号与南诏大理国时期流行的“冠姓双名”相类。
从1982年10月起到1986年，先后以大理州文化局的名义，内部印行了明代《嘉靖大理府志》、《万历赵州志》、《重修邓川州志》；清代康熙《蒙化府志》、《鹤庆府志》、《定边县志》、《剑川州志》；1987年又由周祜校点清雍正本《云龙州志》。这套书成为史志专业人员的参考书，一直沿用至今。时光荏苒，80时代之后，有关于南诏、大理国的资料在大陆被系统的整理，台湾、大陆及西方学者亦多次着墨，将西方文章悉数翻译。
转眼到了1998年10月，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孔祥勉先生出资从一位法国古董商那里购到一尊鎏金铜佛像，并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像内体中空，内腔中内除铸有梵汉合体的咒语外，还有大理国盛明二年造像题记，成为中西学界首件带铭文大理国佛陀像，终于，大理的佛陀面容终有实物可以参照，我们再一次迎来“标准器”。
而此时，查平博士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了。西方对于南诏及大理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随着她的离去在1950年后陷入停滞状态。所幸，查平的老友索博博士（Dr. Alexander C. Soper）1970年于《亚洲艺术》再次刊载了查平1938年的文章，并于前言中详细记录了其个人历程，学者间对于研究成果的珍视与钦佩跃然字里行间，也才有了前文言及的种种缘起。而索博博士在1969年的《亚洲艺术》上刊登的文章《艾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的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国铜像》中亦提及了其中了三尊大理国造像，其中两件阿嵯耶观音在判定上固然准确无误，一件为10世纪至11世纪大理国、另一件则为云南地区在元时代之后阿嵯耶观音之形象的延续，然而，对于第三件佛坐像的判断则仍然模糊，晚唐、辽与宋早期？并称其袈裟之样式极为特别，在《张胜温画卷》中曾见过此类图像语言。而在上博带铭文大日遍照如来像作为标准器的确立之后，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这件原为艾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的佛坐像亦在年代判定上更正为大理国宋代。（图11、图12、图13）
在没有铭文的世界里
在孔祥勉捐赠上博带铭文大日遍照如来像的同年，1998年4月26日于香港佳士得一尊阿嵯耶观音以5，520，000港币的天价成交，揭开了大理国造像引领东方佛教美术拍卖市场的新时代。（图14）而同年的香港佳士得，另一尊大理国大日如来造像仍为误认为辽代的阿弥陀佛，但仍因其柔和饱满的艺术美感以1，010，000港币高价成交。（图15）如果上博的带题记佛陀像可以为当时的人们所知，或许市场的反馈又会是另一种面貌。通观这之后十余年的艺术品市场，大理国的佛陀造像常出现名称及断代的错误，但是几乎工艺精美、艺术性强的造像均取得了极好的市场反响。2011年3月24日纽约佳士得一尊出自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专拍的阿嵯耶观音再次破纪录，以4，002，500美元的天价成交，亦成为当年中国佛教雕塑十大排行榜之首，且为迄今为止大理国艺术品的最高价成交纪录保持者。（图16）
有趣的是，2011年成交的这一尊阿嵯耶观音的木质底座上带有端方‘陶斋珍藏’印，记载为山西汾县大佛寺所得。端方，著名的金石学家，曾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宣统三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亦是见惯了世事变迁之才俊，虽然无缘得见《张胜温画传》，巧合的是在《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中却有端方的题跋，且从金石学角度对卷中题跋进行过考证。当时的端方正缠身于清末洋务外扰内患之时，却亦因如此美丽的佛会场面而倾心，忽略了文字本身保函的信息，很难说是不是苍山洱海的清净面貌太过迷人了呢？而与其一直相交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与敦煌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此时，正在翻译著《南诏野史》，几乎同一时期还有两位法国学者也在各自独立的翻译着这部野史，分别是时任清法国驻蒙自县领事宋嘉铭（Camille Sainson）、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他们是比查平等人又早了一代的西方学者，早已在做着最基础的资料翻译工作。
至此，关于大理国的近代百年历程几乎全部浅尝辄止。历代学者们都曾经被这些明媚而美好的佛教法会场面所吸引，只是因缘际会间似乎总是一走近就错过了，而一回首已然百年。或许，当年曾经亲赴大理考察的西方学者们、以及代代在云南生活的中国学者们都在这里见到了亦如千年之前的场面“其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不禅房，水遁堂厨，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而如若回到南诏到大理国存世的五百年间，恰又是唐宋之交东亚风云变幻的时期，佛教是唯一打破了民族语言的屏障从印度、西藏、新疆、中原、东南亚各地进入滇地，并成功与当地本土文化融合，如此才有了这里无论密宗胎藏部、华严宗与禅宗皆相互渗透杂糅和平的宗教面貌。由此，历代学者曾经种种美好的类型学比较皆是因其造像艺术本身丰富而多彩的宗教与历史文化内涵。只是，当我们被现代类型学方法规范之后，在没有铭文的世界中虽然少了些遐想，却也多了些亦步亦趋的熟稔。
2014年3月20日纽约佳士得一尊大理国宋代佛陀像以1，565，000美元成交，全球艺术品市场对于大理国文化的认知终于打破了对于阿嵯耶观音这一单一门类，进入系统性研究的时代，而对于天龙八部中的其他种种未知呢？八十年代在崇圣寺三塔的修缮过程中发现的六百余尊造像应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批南诏与大理国实物标本，出现众多佛陀造像，两件金造像，众多孤品。而在这些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造像之间，恰是那柔和而甜美的面容连接了彼此，一如上博大日遍照如来的面容，一如此尊托宝钵立佛孤品，“面型方中带圆，鼻梁略高，与双眉联成一体，杏仁形眼，眼仁为一横条形。唇厚，笑容朴实纯真。”在没有铭文的世界里，苍山之麓、洱海之滨还有许多的法会，焚香祝寿，云烟静境，一如往昔。
大理国鎏金托宝钵铜佛立像浅议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张永康
近日来京公干之余，保利公司约我看了一尊硕大的托钵鎏金佛立像。骤观其精气神，顿感眼熟，再细看质地、造型、金水和老化痕迹等，确认为来自苍洱胜境，妙香佛国的大理佛无疑，不胜欣喜之至。
大理国的金铜佛陀造像，多为十公分以内的小型像，二十公分以上的少见。1999年，上海博物馆从海外征集得一尊四十八公分高的大日如来铜漆金坐像，可谓为大理国佛陀铜像中体型最大的一尊。而大理国佛陀造像多为坐像，立像目前仅见两尊，一为左手托钵，右手执锡杖的药师佛；一为双手持法轮的释迦佛立像，均在十公分左右（现藏于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图1）保利公司此尊立佛，从头顶至脚底高36.5公分，加上底座，通高43公分，应为现存大理国铜立佛中体形最大者。加之其作工精美，实为大理国金铜造像中之上品。
此尊铜立佛像，其金水较厚，色调偏暖，黄中闪红，与大理国其他鎏金铜造像相同。透过局部因年久自然剥落的金水下面，现出黑灰色铜本质。此为铜锡合金中锡的氧化层，与大理国时期普遍应用青铜铸造佛像的常规相符。佛陀头饰螺发，以青金着色。肉髻平缓，肉髻与底发之间饰有一联珠圆形环，环中嵌蓝色琉璃珠，是为髻珠。
面型方中带圆。鼻梁略高，与双眉联成一体，双眉间饰以白毫。长条形双耳，几欲及肩，耳垂中饰以穿孔。杏仁形眼，眼仁为一横条形。唇厚，吻部三角区略凹。整个面相呈现一种恬静感，其笑容朴实纯真，这是大理国佛陀面相之典型特征。
佛陀身着袒右肩式大衣，衣纹以减地法饰出曲线，流畅自然。大衣内着腰裙，裙裾饰直线条纹。大衣和腰裙紧贴身体，衣摆不明显，这也是大理国佛陀造像的风格之一（包括阿嵯耶观音造像之裙裾亦如此）。佛陀右手自然垂立于右腿之旁，手臂戴莲形臂钏（除印度造像外，在我国其他地区的金铜佛陀造像中殊见）；
左手托一十分显眼的佛钵（按《法苑珠林》卷三十之说，应为石钵），钵中置一山丘状物（意为宝山或须弥山），丘中盛放宝物十二件（能识别形状者有砗磲、银锭、珊瑚等）。佛陀跣足，双脚并立，足底各有一长条形榫头，插入底座的榫槽中（目前存世的二十余尊阿嵯耶观音立像，双足底均有此种榫头）。底座为一鼓形，腰部有几何形仰、覆莲瓣装饰，虽为旧物，但与大理国佛造像之莲座形制相距甚远，应为清代人后配。大理国佛陀造像带铜质莲座的极少，应多为木座，年久则腐朽，不易保存，故此尊立佛双足底的榫头，疑为插入原木座之用。佛陀造像背后有一方形补丁，此非后期修补所致，亦非封藏用途，乃当时铸造时所留之孔，便于掏膛（掏去内中泥模）之用，而后将补丁焊接封严，这是大理国金铜佛造像铸造工艺流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大理习俗崇尚火葬，在近年的众多考古挖掘中几乎没有发现以佛像作为陪葬器之情况，所以，我们现存可见的大部分大理国造像皆为传世或佛塔塔顶出土，种类繁多而数量却极为有限，且多为民间造像，铜质与工艺大多粗糙，如此尊的体量与工艺应为大理王室铸造，亦是由王室到民间统一的时代与地域风貌的呈现，由此亦可推想施造此像的场合之恢弘庄重。
此尊佛陀立像，因无纪年铭文，其铸造年代不可考。通过与另一尊大体型的上海博物馆藏大日如来坐像比较，两尊的面相、螺发和衣纹极其相似。坐像上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纪年，即公元1163年（南宋隆兴元年），故立像的铸造年代，当在坐像铸年前后，不致有误。（图2）托宝钵的大理国立佛造像，迄今为止仅此一尊现世。
佛经所言佛家珍宝，各时代说法不一。按宋版《无量寿经》说佛家有七宝：金、银、琉璃、颇梨（琉璃或水玉）、砗磲、珍珠、琥珀；唐代版本为金、银、琉璃、颇梨、美玉、赤珠、琥珀；唐以前又另载有水晶、紫晶、玛瑙等；藏传佛教中的七宝为红玉髓、蜜蜡、砗磲、珍珠、珊瑚、金、银。这就说明，“佛教七宝”实则不仅限于七种，而是泛指一切珍贵宝物。佛家长期以来有“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而民安”之说，既要国泰，又要民安，加起来就有十宝。因之，佛教珍宝并非装饰意义上的作用，它是代表一种佛法，给人以光明和智慧，功德和圆满。故而，此尊大理国铜佛立像之宝钵，是蕴育着佛教佛法中深刻内涵的。
大理国是继南诏之后在云南大理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于公元937年立国，至1253年忽必烈攻陷大理而亡，历时316年。大理国以佛教为国教，为弘扬佛法，大理国王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大理国的二十二代帝王中就有九位禅位为僧。大理国境内子民“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元•郭松年《大理行记》）。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加之明清以来统治者对大理密教——阿叱力教的不断打击，当时的万尊铸佛已所剩无几。目前除云南省几家国有博物馆所藏100余尊铜铸佛像及国外少数博物馆有几尊藏品外，散落民间的确实不多，偶有发现，遂成公、私博物馆和佛像爱好者之追逐对象，弥足珍贵。
此次保利推出的这尊托钵释迦佛鎏金铜立像，一是时代准确；二是作工精美且体量硕大；三是所见大理佛中托宝钵的造型独此一尊；四是鎏金保存完整，包浆清晰，光焰夺目。凡此种种，此立像当为大理国皇家礼佛仪轨中之重器，是研究大理国佛教文化内涵的重要实物史料。
2016年10月23日 于昆明
张永康，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上世纪70年代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曾多次参加云南省内石器和铜器时代大型遗址墓葬发掘与整理项目。80年代后先后供职于云南省文物总店，云南省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出境鉴定站从事文物征集和鉴定工作，过目文物10余万件。擅长铜器丶杂项类文物的鉴定与研究，有《大理佛》、《佛国遗珍》、《艺苑流光》等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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