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至16世纪 度母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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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300,000-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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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蒙古地区
铜鎏金
来源：Jules Speelman旧藏
此尊观音像面若满月，高发髻，发丝根根清晰，五官展现女性特征，眉目清秀靓丽，臂膀圆润，腰线曲折，姿态自然流畅，袈裟錾刻精美牡丹及卷云纹，以红铜为材，躯体鎏金，工艺极为精湛，为元明时期受原西夏、蒙古佛教美术风格影响之作品，极为珍罕。
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之一的彩塑水月观音菩萨像，以及现藏于敦煌博物馆之度母像均可作为此尊造像中西夏与蒙古风格之印证，敦煌博物馆之度母与此尊应为同一时期同一风格之产物，而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之水月观音则应较另外两尊时期更早，而三者都属于同一风格。历史上，从西域到蒙古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活跃的区域，征战密集，除同时期的敦煌泥塑与壁画之外，存世完好的造像遗物数量极少，所以，可资参考的资料也极少。
内蒙古出土的水月观音材质虽为泥塑，而整体面容与气质与此尊极为相似，头戴花冠，顶束高发髻，且发髻与此尊及敦煌博物馆之度母相同，应为当地少数民族的贵族发式衍生而来，与敦煌壁画及泥塑中的菩萨发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面庞上，三者均为圆脸，五官清晰细腻，眉角、鼻尖、唇线皆精细婉转，与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第265窟中菩萨像极为相似，而与藏地造像、中原风格大相径庭。如若参考同一时期辽代造像之面容，虽然面庞圆润有相似之处，但在五官的刻画上仍与此尊有较大的差距。辽代华严寺木雕菩萨像一直被认为是‘东方维纳斯’，而此区域的金铜造像中却很难见到在五官的刻画上能与木雕菩萨的美学高度相契合之作品，辽代造像更为注重整体架构，当造像的体量变小时，则常在五官的处理上倾向于简约，更为注重造像整体结构与莲座之间的仪轨与比例，风格更为粗狂。
在身姿上前文提及的三尊造像皆采自在座，在腰身与腿部的处理上注重线条的美感与婀娜的姿态，天衣褶皱自然流畅，毫无冗余之气，且清秀脱俗。此类身姿及身体比例的作品在元代较为多见，同类可参考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观音坐像，但此尊造像及敦煌博物馆所藏度母像与旧金山所藏此类观音舒坐像相比二者重要的区别在于雕塑的造型样式有所改变，此尊观音与敦煌度母皆以脊柱为中心倚坐于台基之上，身体直立，而元代常见的舒坐像虽然肩膀与腰身与此二尊相若，然舒坐时身体倾斜以突出闲适之感，呈现了更多受到藏地造像影响的样貌。此尊造像的雕塑基础仍应源自本地泥塑作品，且在披挂与衣纹上亦与元代标准样式有所不同，并非中原常见的伞状璎珞，而是与敦煌泥塑中常见的披挂式璎珞完全一致，衣裙上亦有唐代常见的纹饰，皆体现了此一地区作为中原与中亚交流的桥梁所特有的纹饰语言。
在制作工艺上，此尊造像采红铜为材，铜质极为精良，除面部外通体鎏金，发髻、发丝皆刻画的丝丝必现，工艺极为精湛。而统观西域地区及蒙古于清代以前，几乎无重要金铜造像遗存，如此工艺之作品极为罕见。因为北方空气干燥，石材亦少，常见的造像材质以泥塑、木雕为主，亦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征战频频，能够遗留下来并完好的造像作品本身就数量有限。而如果仔细思考此一地区之疆域变化，辽末，辽贵族耶律淳建立北辽，与西夏共同抗金，后被金灭。辽朝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最后东辽灭后辽，又被蒙古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1218年亦被蒙古所灭。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了小政权后西辽，依然被蒙古所灭。1227年西夏亦被蒙古所灭。13世纪初期恰好是辽与西夏深入交流的时期，二者在生产力与宗教上互相影响，此尊造像在铸造工艺上即明显的受益于辽代造像工艺，铜质与铸造方式皆一脉相承，为14-16世纪受辽地工艺影响的西域及蒙古地区在五代入元之后制作的菩萨造像。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开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东夏、金朝等国。蒙哥汗去世后，引发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促使大蒙古国分裂。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成为了被后世的我们所了解并熟悉的元朝雏形。而在蒙古曾征战过的几乎每一个北方少数民族领地上都有佛教的身影，此时的佛教恰恰成为了元朝得以统一的精神文化凝聚力。统一之后的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崇重佛教，且由于元世祖忽必烈与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二人的影响，藏传佛教成为最主要的佛教宗派，进而深远影响了后世的佛教和佛教美术在汉地的发展。由此亦可见，元代造像在中原及藏地自然呈现出极为浓重的藏传佛教色彩且带有与汉地相杂糅的特征，而由五代到明，在西域及北部地区的雕塑美术却常因为存世作品稀少而被忽略，此尊观音即为这一遗存相对稀少的时期所产生的蒙古造像精品。
与现藏于敦煌博物馆之度母相同，二者均诞生于受辽地影响铸铜工艺大为进步之后，而在造像风格上仍然延续了西域、蒙古等地对于佛教人物的塑形传统，且与同时期壁画中注重表现菩萨的女性特征亦相符合。在面容的细节、发式等皆表达精致细腻，腰部虽细却与藏地风格的宽肩细腰有着本质的区别，此二尊皆臂膀圆润，腹部微突，披挂沿胸线自然垂落于体前，通过对躯体线条的刻画展现出菩萨女性化的婀娜身姿，而如若仔细观察其上身仍保持端坐之姿，身形非常稳定。随着元代大一统的迅速实现，区域风格迅速被汉藏融合的佛教造像语言所淹没，能够有如此之工艺与美感的早期蒙古风格造像遗存，当年应为重要家族铸造，历尽数百年仍品相完好，金水灿然，容貌靓丽，实为难得一见之佳作，在中国佛教美术版图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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