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唐英制粉彩题诗四季花鸟四条屏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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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8,000,00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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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海藏家旧藏

乾隆早期各类艺术空前繁荣，所制瓷器承袭雍正朝典雅之趣，并逐渐转向繁缛风尚，华丽程度可谓登峰造极，有清一代皆无出其右者。《饮流斋说瓷》所言：“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此时人们注重居室装潢，大量瓷板被用作插屏、挂屏、家具镶嵌，粉彩、青花应有尽有，雕刻、拱花也各尽能势。但由于工艺难度大，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故大尺寸的瓷板传世罕见。
此四条屏构图复杂，远近高下意趣横生，所绘花卉、翎毛均细致入微，皴擦点染无半点偷手。牡丹锦鸡，富贵天下；鹭鸶荷花，高洁清丽；鹌鹑菊花，乐业安居；木槿黄雀；山家野趣。用彩丰富且过渡柔和，设色艳丽却决非艳俗，一派宫廷审美与文人书画的完美结合。四条屏上所有书法，皆与乾隆初年督陶官唐英字体吻合，钤印“陶”、“珍”二章亦属俊公所有，并极少以此种组合出现，更可辅证此套挂屏为供御之作；故不落私人名号。再三审视胎釉、彩料，大抵出品于乾隆初年无疑。唐窑之物可分三类：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另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以表虔诚之心。再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印章入饰，署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隽公”、“蜗寄居士”、“古柏堂”等，本品落款为钤印“陶”、“珍”二章，且粉彩粉饰、布景构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馆藏之乾隆官款器物如出一辙，应为上述所析之供御之物。四屏保存状态极佳，光彩靓丽，且诗书画印堪称文雅，当视其为唐窑时期挂屏类器物中翘楚。

唐英督陶历程

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颁布了一条圣旨：“唐英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当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唐英，奉旨赴景德镇御厂佐理陶务。这是唐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对于他本人而言，或许思绪更加复杂。这从唐英写于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的诗作中可见一斑：“炎凉经两度，远客意悠悠。暑减连朝雨，风来一线秋。旅思常作病，良药不医愁。北雁生堪憎，乡书隔岁投。”一个北方大汉，或许并不适应南国潮湿清冷的秋天，回想北国秋日风和日丽，皇城金碧辉煌，待到开春大雁尚能南飞，而自己的留守却遥遥无期。
督陶的成就也和唐英的个人素养相关。他将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在陶瓷品类的创新上，后来成书的《景德镇陶录》、《古铜瓷器考》等著作中，都大为赞叹：“厂窑至此，集大成矣”，称自唐英督陶创“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的盛况。到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每年所花得烧造瓷器的费用达到数万银，制作的瓷器不下三、四十万件，数量巨大。为了迎合乾隆对新奇瓷器的喜好，唐英创烧出不少新奇的品种，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也广受称道，他的陶瓷书法行云流水。而督陶官亲自画瓷器，这在陶瓷史上也绝无仅有。
唐英在雍正、乾隆两朝是精美工艺的总导演，而对他个人而言，二十八年辞别家人、远离皇城故土，甚至再也没回过沈阳老家。他以“陶人”自居，这个名称或许是他的唯一寄托。短暂离开一年半，重返故地履职之时，景德镇人夹道欢迎，唐英感泣万分，赋诗说：“青丝染霜回故地，何劳镇民夹道迎，衰翁有负众家恩，关外孑身吾陶人。”

御窑传统与乾隆帝的创新
——乾隆御旨烧造秋花挂屏一事始末分析

清人文献《历代画史汇传》记载：“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书，诗有清思，榷两淮、九江，珠山昌水见之笔墨者为多。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此句中最后一句“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便是专门提及唐英做过挂屏与对联之类，对联是书法，挂屏包括书法与绘画类。
本套粉彩花鸟四条屏即为唐英遵照乾隆帝谕旨烧造，应为圆明园勤政亲贤殿侧之生秋亭所特制。
《乾隆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文件》记载：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士杰传旨：着照菱荷香现有挂瓶，画秋花挂屏样呈览。准时，交唐英烧造挂屏三对，在生秋亭建柱上挂二对，柱子上挂一对。钦此。」「于六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秋花瓶样大小二张持进，交太监胡士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交懋勤殿写诗。得时，交唐英按大样烧造一对，照小样烧造二对。钦此。」芰荷香：宫廷造办处在圆明园的两个分支机构之一。帝王赏荷游玩场所。
生秋亭（庭）：据《穿戴录》记载，乾隆帝在圆明园期间，立春、立秋两个节日在生秋亭焚香祭拜。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于下旨烧制挂在圆明园生秋亭建柱上的挂屏；六月初二日，芰荷香业已将画稿呈览。交懋勤殿配诗，得时，交唐英制作。
乾隆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北京收到江西送到的秋花挂屏三对，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圣旨从北京到达景德镇需要多久？烧制时间多久？又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到北京？以《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二，第195页）记载的烧造御题诗轿瓶一事为例：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圣旨要求唐英烧造御题诗轿瓶。随后记载：“于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四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御制诗轿瓶十二件持进太监高玉呈进，讫”。
唐英在此批轿瓶送京时随附的奏折中说：十月初一，御厂循例停工。十月二十七日，行至波阳遇家人，捧御制诗一首，“……奴才跪接谕旨，于二十九日即复回到窑厂时，各作匠人留得一二十名在厂收拾未完之坯胎，重复传唤众多好手，奴才率领催总老格敬谨监看。仰赖洪福，天气情暖，人情踊跃，坯胎、窑火、设色，书画种种顺遂，轿瓶之样不一。奴才遵将……藻敬安瓶上。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谨先成六对进呈。……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奴才于来年春到厂开工时，另酌变款式再制轿瓶几件”。写此奏折所署时间是：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北京。
乾隆帝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由此可知，此次圣旨到达景德镇时间为1个月零6天。接到圣旨到烧造，尽管十月初一已经停工，仍召集窑工，复窑，在二十天内完成烧造，呈送京城。
从景德镇到北京，运输仅花费1个月时间。
依照六月初二即下圣旨，懋勤殿配诗，依据以往圣旨从北京那个到达景德镇的时间，八月前后，必到达景德镇。此时御窑厂并未停工，洽逢烧造创作高峰时期，皇帝单独谕旨必定全力以赴加以烧制，十二月前后也定到京城。为何需要到次年八月才送到？在此之后下达的两道圣旨：配盖，均于同年十二月送达北京。三对挂屏为何需要到次年八月才送到？从乾隆四年《唐英奏折七号》可知，景德镇烧制瓷器最佳时间正是八至九月。
“窑厂诸务奴才（唐英）承办有年，久所熟悉。其最关紧要之时在春则于二三两月；秋则于八九等月。盖二三月间当开工之始，所有器皿各样俱须定准，至调停釉水、搭配颜料，皆于此时料理；其八九月之侯风日高燥，于坯胎、火候均为合宜。正当陶成各器之时。拣选讲究尤在熟谙之人亲身经理，今奴才管理九江关务，原为就近窑厂可以及时照看，除今岁三月间奴才在厂亲自办理外，拟于八月内届窑工正盛之时，在关务日有标单、收兑、放关诸事，势必需员经管方免疏虞。奴才伏念关署紧傍城府，若奴才赴厂之日得委九江府知府就近暂为照管，彼此俱无费事而于厂务、关务亦均有裨益。奴才为公事起见，于筹及此，可否仰邀圣恩俯准，……”朱批：“告之岳睿，照汝所请行”。
并且知悉，平时唐英虽然兼管窑务，主业仍是关使。这样的情况，自干隆二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四年，平常在景德镇每年只有半个月时间。自干隆四年春开始，时间稍长，但平常仍是遥领，平常事务均以助手为主，乾隆四年至乾隆六年的协造员是默尔森，因其有病在身，未能尽守职责，所选瓷器甚是粗糙，还有残破，遭到皇帝本人亲自申斥，传旨海望，着瓷器处不必烧造。
十二月，调催总老格赴景德镇协助唐英管理厂务，厂内一切烧造事，协造员负监造之责。老格初到厂时，未谙烧造。唐英每次赴厂，多与他细加研究，老格也多留心学习，颇能聆会，是唐英的得力助手。为此，按例老格三年任期届满之时，乾隆十年二月，唐英专门奏请留任御厂协造老格说道，“今老格已满三年，若引从前笔帖式三年更换之例再换新手，则火候物性工作细事茫然无知，又须从头学习，于瓷务难免贻误。奴才伏念瓷器上供御用，理宜敬甚办理。老格在厂三年，为人安静，办事谨饬，不但烧造钱粮经手无误，而于造作事亦渐致娴熟，在窑厂实有裨益。……可否免其更调，仍留窑厂协造，容奴才再为逐一指点，则于现在之瓷器不致以生手贻误，而于日后之造作，亦可得一熟谙之员矣。……”朱批：“老格着再留三年，该衙门知道”。
乾隆十三年，催总老格又届满三年，唐英再次奏请留任。三年又三年，想必耽误了老格的仕途晋升，老格不再如以前那么用心了？乾隆十三年曾多次遭到乾隆帝质问，为何观音烧造不成，“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诚烧造”。“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依赔补。”暂不猜疑因为助手不用心之事，历史真相更有可能是：瓷板实在太难烧。
从明代开始既有瓷板制作，康熙时期也有出现，为何说难烧。此前的瓷板制造均为小尺寸，用于镶嵌桌椅、围栏、砚屏，大尺寸用于挂在柱子上的挂屏尚未出现，如今公私收藏也未见大量大尺寸乾隆时期的瓷板即是此道理。
亭柱上的对联、挂屏尺寸均在80cm之上，作为瓷器，由泥料塑形，尺寸大，入窑易变形，制造难度极大，虽然瓷板不属于创新品种，但大尺寸的瓷板绝对属于高科技产品。对泥料瓷质烧造工艺要求高。
检视唐英履历年表，八、九月正在窑厂督陶，接到谕旨想必躬亲劳作，怎奈难度太大，没有做成，遂未在十二月大运送至北京。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又接到圣旨奉命移粤海关，至四月初四日，始从江西南安府出发。
乾隆十五年，惠色接任九江关务、督陶事宜，三月九日到任。唐英一方面要与惠色对税务、陶务均要交接；另一方面，迟迟未出发，主要还是由于皇帝的谕旨：烧造挂屏未完成。先让其子寅保以庶常衔，先往粤海关。（《陶人心语》卷后）一番辛苦之后，终于烧造成功，唐英遂于四月初四日，出发粤海关。三对挂屏，随大运八月送至京城，呈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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