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耕织图诗墨 （一套四十八锭）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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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2,600,000-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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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
1.英国藏家旧藏；
2.附民国陶湘本《墨薮》一套

三百年前宫廷艺术中西合璧展现康乾之盛世景象
纵观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书画的价格一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交额最大的板块。这无疑得益于民众对我国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断提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参与到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学习中，这也让文房类藏品在市场上受到持续的追捧。
在文房四宝中，「墨」占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墨主要是用不完全燃烧的方法，从松枝或油脂中提取烟尘，再与动物蛋白构成的「胶」配合，辅以十几种配料制作而成的。一位书画家想要精确地用毛笔表现内心感受，达到心手相应的境界，就要使用原料配比讲究、制作工艺到位的所谓「名工十万杵」的佳墨。非今时新制之墨能及也。古今书画大家，如元代的赵孟俯，明代的董其昌，近代的黄宾虹、李可染，都是深谙此道的高手。
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发展到明清时，墨的制作工艺已经极尽精巧，诗书画印的万般微妙得以在此方寸之间淋漓展现。渐渐，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消耗品，而是文人用来抒怀、珍藏甚至传家的宝物。奈何，墨对保存环境的要求较为苛刻，历经几百年的沧桑或裂或碎，又有许多宝墨已经化为艺术家的书画作品，所以流传下来古墨极为稀少，如今市面上偶有失群的古墨出现，品相状态参差不齐，且真伪难辨。本次拍卖，我们有幸征集到一套乾隆御制耕织图诗墨，来源可靠，品相完好，出身高贵，乃御用文房中极为难得的珍品。
此套墨上下两匣，分耕和织两部分，每匣二十四锭，第一匣第一锭题《御制耕织图序》，款为「康熙三十五年春二月社日题并书」；第二匣第一锭题《耕图目录》和《织图目录》，其余每一锭正面模刻耕织图，背模刻御诗七言绝句，诗文皆填金。第一匣第一锭侧署名「御书处教习造墨监生臣汪惟高镌。」配黄锦彩绘五爪云龙纹漆盒。
《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这是中国古代很美丽的小农经济图景。清朝皇帝素来仰慕中原文化，康熙皇帝南巡过程中见到耕织图，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绘基础上，重新绘制，并每幅制诗一章。焦秉贞为山东济宁人，著名画家，师从郎世宁，工西洋画法，官至钦天监五官正。清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贞奉旨以西洋画中的焦点透视法绘制了《耕织图》46幅。第一至23幅为耕图，第24至46幅为织图。
此套御制耕织图墨，正是乾隆年间，以康熙版御制耕织图为蓝本，用中国传统制墨工艺制作出的一套中西结合风格的御用文房用品。此套墨制作工艺极为精湛，其中一面模印精细，人物景观栩栩如生，字口清晰圆润，表面隐隐泛出紫光，另一面御诗填金规整，金色凝重。四十八锭灿灿生辉的古墨，雍容华贵文雅细腻兼而有之，俨然展现出一派男耕女织的泱泱大国盛世景象。
我们知道，墨的制作工艺中，木质的模板是有使用寿命的，多次使用后，有一定粘性的墨块会使模板变形损坏，我们称之为「扯版」，这本是时常出现的现象，所以相应地，越是精细、无瑕疵的墨制品，越能反应出它的制作工艺和成本。
这位汪惟高，其父汪近圣，乃是活跃于清中期的制墨名家。此人原是清早期制墨名家曹素功家的配料工，制墨技法精湛，是以自立门户「鉴古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鉴古斋之名已享誉华夏，俨然成为业内翘楚。
乾隆皇帝素喜舞文弄墨，平常又爱好书画古董，常以当时文坛领袖自诩。或许是出于对清宫造办处所制御墨不满意的缘故，据《歙县志》记载，乾隆六年（辛酉），清廷向徽州征求制墨教习，歙县县令赵本即推举汪惟高赴京制墨十出，于乾隆七年壬戌「进呈御览，俱皆称旨」。
本场拍卖，这套「乾隆御制耕织图诗墨」究竟是不是史料中所记载的，乾隆早期奉旨进京制作出的那十套御墨中的一套，似已无从考证。我们可知的是，类似的作品曾有半套出现在数年前的国内拍场上（图一）。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边款书法的结构，字口的圆润程度，以及边框处理的规整程度，装帧的华美程度，都以此次我们征集的本套作品为佳。
另外，原北洋政府文物保管所所长周肇祥先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曾过眼奇珍异宝古董珍玩无数，却唯独喜爱蓄墨，在他的著作《琉璃厂杂记》曾记载「汪近圣鉴古斋乾隆御制耕织图诗墨……余曾见一种，云龙漆匣，文锦挖嵌，疑出内府。」（图二）其中描述，正好与我们此次征集到的这套乾隆御制耕织图诗墨完全吻合。因此，此套御墨究竟是汪惟高于乾隆六年进京所制，还是「俱皆称旨」之后重新制作，再为清宫所珍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据藏家介绍，此套墨出自英国小拍，在此之前一直由英国藏家收藏。根据以往的经验，英法等国拍场上偶有出现零星中国古墨，品级往往都很高。作为欧美藏家，大都不懂得中国的书法，更难说懂得中国的墨文化，所以有人猜测，这些中国古墨，或为战争掠夺，或为清末由清宫散出，辗转流失海外。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进贡的「贡墨」与御书处所制「御墨」有品级上的区别。通常「贡墨」的侧款都会写：「某地织造奴才或臣某某进」，而此套墨上则明确地写出了制作墨的地点「御书处」以及制作人的官职「造墨监生」。当然，无论是贡墨还是御墨，在拍卖市场上，有清一代，都以本套48锭的数量，稳居拍卖套墨锭数之最。放眼清代制墨史，成套墨制品数量多的当属清末胡开文御园图集锦墨六十四锭，但品级和年代就远不及御墨了。
因此，这套乾隆御制耕织图诗墨，可称是墨史上首次出现的如此规格的御墨，且有如此明确的制作时间、款识和海外经历，以及历史名人的背书，绝非一般清宫制品可比。
可以想象，乾隆七年之后出现的那些样式精巧、异彩纷呈的御墨，大都出自一个在乾隆六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紫禁城的绩溪制墨匠人之手。而这套墨就是他极尽所能，制作出来歌颂乾隆盛世的开山之作。通常这种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可堪称为经典。
我们不妨横向对比一下，在陶瓷领域，明清两代可称之为经典的御用瓷器有永乐压手杯，成化斗彩鸡缸杯，雍正乾隆御用珐琅彩瓷器等，其在拍场上的成交价格通常是以千万或亿元计算的，而我们此次征集到的这两函乾隆御墨，起拍价格仅仅是一对乾隆赏瓶的价格，可谓诚意满满。
另外，制墨家汪近圣，其墨肆堂号为鉴古斋，清中期曾出版鉴古斋墨谱名为《墨薮》，御制耕织图诗墨亦被载入其中。藏家收藏了民国陶湘本《墨薮》一套，随此件拍品一同送拍，以襄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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