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唐英制洋彩洋人献宝笔筒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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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2,200,000-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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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
1.苏格兰贵族旧藏；
2.河洛山房递藏

陶烟榷水 别抒意匠
——解读清乾隆 唐英亲制洋彩西洋人献宝图诗文笔筒
（黄清华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唐英学社创办人）

唐英，是为过往三百年里中国陶瓷史影响最深远者，堪称瓷坛一段不朽之传奇，永不落幕。其一生衔命西江前后二十八载，潜心于陶，结缘至深，自称「大半世羁栖陶榷」，故精悉瓷务，别抒意匠，效古肇今，所出之器无不精绝于世，时人赞叹：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
唐英，虽是官宦之身，却不改文人之本色，故其杰出贡献之一，乃是融汇文人意趣于瓷艺之中，开创瓷坛艺术新风尚，令文人之雅臻于无穷之佳境。
唐英公余之暇，极意风雅，遂成《陶人心语》，述榷陶故事，抒陶人心声。其尤喜自制一些陶瓷文房之物，或自用，或馈赠亲友，式样清雅，文气荡漾，流传至今虽已无多，但每一件皆可折射出隽公过人的艺术造诣和清逸脱俗的审美品味。

是次拍品「清乾隆 洋彩西洋人献宝图诗文笔筒」乃唐英亲制之雅物，堪称上乘文房佳器，以其独特的装饰内容，成为唐英最重要的私物之一。其通体施白釉，清润宜人。外壁主题彩绘「进宝图」，庭院栏杆之中，石润茂林，傲然挺拔，山花绽放，掩映其中，三名外族使者持宝前进，居前绿衣者头戴蕃帽，双手捧托一枝红珊瑚树，枝干丰硕，回首对于语身后二人，蓝衣者双手举西洋钟表和欧式金属烛台，红衣者肩负象牙，彼此相顾。所绘人物红发碧眼，高鼻深目，束身着靴，俱西洋装扮，挤眉弄眼，憨态可掬。整体彩绘异常精细，山石迭嶂为乾隆早期之画风，皴法俨然，古树苍雅，诸人面貌以红彩勾勒，须眉眼珠则以墨彩点缀，清晰可辨，神态丰富。彩衣华丽，斑斓夺目，诸彩洗染深浅有度，质感如真。
画面留空处配以行书诗句「坐想高风清入骨，况吟佳句健生神。」后钤「榷陶」红章。所具诗文书法与郭葆昌先生旧藏「清乾隆 唐英亲制仿官釉诗文水盂」一致，神采奕奕，行笔遒劲洒脱。（图一、图二）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主编李文儒，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图版224，页226。二者的诗句内容皆展示出文人惬意悠闲的书斋生活，深深流露出隽公儒雅淡泊的心境。
所署「榷」「陶」二章是唐英私物之重要标志，往往与唐英名号一起配伍出现，或者单独使用。与唐英名号一起配伍出现者，说明此物属于唐公馈赠亲友之用，若单独使用，则表示此物归唐公自用，故无需署名，以「陶榷」或「榷陶」一词指代。
陶榷、榷陶，是唐英自己独有的专用名词，带有深刻的皇家背景，同一时代其他人不可能使用，绝对不同于「陶铸」「翰墨」等闲章。
陶榷二字是唐英身肩皇命的体现，二者皆服务于皇帝。
陶，承皇命而督陶。乾隆二年唐英正式出任御窑厂督陶官，在景德镇珠山为皇家烧造御用瓷器。
榷，承皇命而征税。乾隆四年，唐英奉弘历谕旨从淮安关调任至九江关监督，督陶以外的时间在九江为皇家征收过往商船的关税，因此，一陶一榷，既是唐英的工作内容，也是唐英的生活状态之反映。

其诗句常见于《陶人心语》，例如
榷使兼陶使，昌南于役频。
——深秋于役浮梁道中即事
陶山兼榷水，花甲已逢壬。
——书怀
陶烟与榷水，白发任婆娑。
——书怀
陶榷年华迟暮春，西风雅集古江湄。
——甲子重阳七言诗
榷陶衔命驻江赣，冬尽春回天地宽。
——冬夜雨窗四首之二

因此，「榷」、「陶」二章是唐英除了蜗寄、隽公、古柏堂以外最重要的自身指代，特别是在乾隆朝督陶期间，见此二章，即是等同见唐英本身，故研讨唐窑历史诸事，不可忽略此处之意义。而「陶榷」或「榷陶」印章的使用，应该是乾隆四年以后，唐英奉旨「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才具备榷的职责，所以，使用上限不早于乾隆四年，本品当之无愧属于典型的唐英私物，烧制于乾隆四年之后，而且更是隽公自制自用之物，意义非凡。
唐英才华横溢，除了设计与创作瓷器以外，对诗词、戏剧、书画均有造诣，只是为榷陶盛名所掩，不为人知。与唐英一样出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说道：「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故此，唐英在自己私物的创制中融汇入浓厚的文人情怀，开启文人瓷艺的新境界。

与唐英其他私物相比较，本品拥有它们不常有的特点，就是特殊的装饰主题。唐英私物装饰内容丰富多彩，皆以书法、印章、山水、花鸟、仿生釉彩为主，例如本品所用人物题材，则极为罕见，同类仅知一例，为上海博物馆藏「唐英亲制洋彩米芾赐砚图诗文笔筒」，主题纹样是米芾、苏东坡磨墨试砚的典故，空白处题写行书《东坡诗话》诗文「玉砚莹然出尚方，九重亲赐米元章。不因啖吐珠玑力，安得瑶池到玉堂。」后署「沈阳唐英」四字与「翰墨」红章，底书矾红彩「乾隆年制」四字款（图三、图四、图五），载于《中国陶瓷全集》，卷15，上海，2000年，图版22，亦见于《文物》，1989年，卷7，页83-84。
二者山石、古树所绘颜料一致，胎釉特征也相同，特别上海博物馆所藏笔筒的矾红底款「乾隆年制」端庄规整，与清宫档案明确记载为乾隆七、八年所烧造的洋彩器皿的写款，皆出自同一人之手。故此，可以确证本品烧造于乾隆四年以后的数年里。
本品所装饰的西洋人献宝图，与传统常见的八蛮进宝图一致，所描绘的正是万国来朝的盛况。万国来朝，是国富民强，太平盛世的吉兆。我国历代王朝在国力鼎盛之时，前来朝拜的外夷藩邦之国络绎不绝。如《隋书˙音乐志》所载：「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
根据儒家文化的圣人理论和儒家文化中的绝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万国来朝是四夷宾服的象征，是衡量圣明之君的标准，因为只有王朝政清人和，德披四方，国力强大，才会出现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繁荣景象。

此式进宝图在瓷器装饰的出现始于明代万历时期，万历五彩瓷器绘有八蛮献宝图案，实物见于香港佳士得1990年10月8日拍卖，拍品306号，Jarras收藏专场2。后至乾隆朝大盛，乾隆皇帝特命宫廷画家创作了多幅反映周边藩属国及西方诸国使臣在中国举国欢庆的新春佳节或万寿节之际，前来向清王朝朝贺的绘画，例如清乾隆宫廷画家《万国来朝图轴》，记录在太和殿外各国使臣携带贺礼前来恭贺新春的热闹非凡的情景，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宫廷绘画》，页240、图64。与此同时，景德镇御窑厂也通过陶瓷装饰艺术来再现当时「万国来朝」的盛况，例如清宫旧藏「乾隆 斗彩描金进宝图双螭龙耳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乾隆 斗彩进宝图壮罐」，分别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页274、图251；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67，图110。
与上述《万国来朝图》所表现的人物主题如出一辙，本品通过对当时西方诸国使臣前来朝贡盛况的描绘，来表达满清帝国「天朝」自居的政治思想 ，寓大清国繁荣昌盛、一统天下之意。
乾隆一朝同样的笔筒器型，尚见私人收藏一例，绘画西洋仕女出行题材，见于香港苏富比2007年10月7日《玲珑绮秀私人收藏清代御制瓷器工艺珍品》专场，第1213 号拍品「清乾隆 珐琅彩「西洋仕女出游」图笔筒」，为香江张宗宪先生旧藏。此笔筒彩料妍美，画笔瑰丽，更因独特的西洋人物主题，成为乾隆一朝最尊贵的御制彩瓷之一。（图六、图七、图八），参照其蓝料「大清乾隆年制」之篆书写款，当属乾隆初年之物，细细比较二者的颜料与画法，特别山石、树枝的皴点和西洋人物的光影效果，彼此极为相近。因此，本品的彩绘颜料颇为独特，视觉效果上明显与常见的乾隆御窑彩瓷存在不同。

我们综合考察康雍干三朝御窑彩瓷的发展脉络，就会清楚发现雍正一朝，在中国彩绘瓷器的历史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中洋彩瓷器的成熟与流行，使得西洋技法与西洋题材在清宫瓷器上得到完美结合，品格不凡，铸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洋溢西洋气息的绮丽篇章。

洋彩正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干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该碑据实记载，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八年奉谕编撰完成的《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采』中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搨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图九）

那么，雍正一朝洋彩得以发明与推广的技术支持的原因又是什么？唐英在洋彩的研发过程当中充当着什么角色？前述唐英在《陶冶图编次》当中强调指出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均使用相同的颜料，洋彩最主要的技术是颜料的供应。康熙晚期，珐琅彩技术传入宫廷，颜料全部依靠外国供应，量少而格外珍贵，珐琅彩器皿仅限于宫内小件器皿，数量非常有限，此状况持续至雍正早期。

雍正时期，胤禛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胤禛最信赖的怡亲王（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胤禛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雍正六年以后，在胤禛的直接干预下，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

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

所以，雍正六年八月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以前，唐英一直管理珐琅作的具体事务，无论是对工匠要求还是技术问题，相信都非常熟悉。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无论是匡复历代名窑釉色，还是创新彩瓷品类皆深获雍正皇帝喜欢。
正因为唐英有过此段督办冶炼国产颜料的特殊经历，所以等国产颜料稳定后批量生产，那么洋彩瓷器的制作就不存在原料制约问题，剩下的就是让珠山御窑的画师熟悉颜料物理料性即可得心应手地绘画。所以，洋彩瓷器的出现与唐英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国产彩料的研制成功是洋彩大规模流行的前提和保障。
洋彩颜料国产化之后，唐英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将之与景德镇传统制瓷技术的融合。景德镇御窑厂对洋彩颜料的应用和调试，必定参考和融汇了景德镇瓷器传统五彩制作工艺，特别在雍正后期至乾隆初年的至少十年里，景德镇彩绘瓷器的颜料和色谱，皆处于调试校验的阶段，前后剧变激烈，正因为如此，这一特殊的阶段烧制出来的产品，颜料的色谱均有别于从前和往后。
本品正是此时彩绘颜料变革带来的结果，故而见证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其西洋人的衣服，标准地使用西洋画法，光影效果突出，山石和古树枝干的皴点之色，西洋人贡使身边的树叶，所施彩料呈现的色谱，皆不同于乾隆朝成熟的洋彩御瓷。因此，必须了解唐英在这一个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历史转变当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理解本品彩绘特点蕴涵的重要意义。
正是为了映衬最佳的彩绘效果，本品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唐英笔筒皆使用上乘的胎釉，釉色莹白细嫩，坯胎旋修精致，口沿中间内凹，圈足硬朗工整，处处一丝不苟，胎骨之色犹若浆胎，故釉面散见透明纹片，隐于彩料之下。本品历经人间沧桑三百年，幸存至今，犹是可贵，虽有旧伤，不掩其美。如此唐英私物，最能体现隽公文人品性与审美志趣，是当今唯一流通的绘制人物题材的唐英自用文房妙品，其融汇文人意趣于瓷艺之中，品之如沐春风。如此肇兴瓷业者，珠山昌水之间，三百年来独此一人也！

参阅：
1.《中国陶瓷全集》，卷15，上海，2000年，图版22
2.香港苏富比，2007年10月7日《玲珑绮秀私人收藏清代御制瓷器工艺珍品》第1213 号拍品「清乾隆 珐琅彩“西洋仕女出游”图笔筒」，成交价为HKD 23，8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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