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青花八吉祥缠枝莲纹烛台 （一对）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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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500,000-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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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Woolley & Wallis，2013.11.13，Lot169
本品乾隆御制对烛台，造型巨硕稳重，青花满绘，由上至下绘就二十余层纹饰，妆点极尽繁丽奢华，章显无上皇权，并于纹样之中富有西洋巴洛克艺术风格，为十分罕见之对。这类别的祭器陈设多是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和庙宇而订制、或作呈献予皇帝的贡口。其体量硕大，青花绘制精美，难得之品，未曾见过体量如此庞大之供器，为清宫廷内放置在重要宗教场所，或专为重要法事活动所特制。本品烛台，体态修长，中段呈鼓起的球状，多层装饰，其样式与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loria and Albert Museum）近似，而后者在底部开光写有铭文，但本品因供宫廷所制，未能书写铭文。
景德镇督陶官唐英（1682-1756），巧思创新，冠绝同侪。传世有数件制于乾隆五（1740）或六年（1741）之供器，举世着称，上书铭文，指乃唐英敬造，与此对烛台当属近例。乾隆帝热衷艺文，尝命唐英率造办处制作烛台，谕令指示形饰明细，成品可与本对烛台对比。本品尺寸硕大，珍罕难得，细赏之下，更可感悟此门宫廷工艺之妙。本品分段烧成，组合成器，如此器形硕品，烧制甚艰，过程中容易变形，合成工序极其巧究，更显艺匠臻绝之技。乾隆五及六年，唐英为京城邻近庙宇特制大型青花带款五供，每组包括一香炉，以及花觚、烛台各一对，现存例作并无成组带款五供，仅有花觚、烛台数件，与本品相近，可作对比。
据传世器上青花铭文，乾隆五年，唐英为京城东直门外数庙宇，制供器最少三组。一套为天仙圣母殿而制，其中花觚成对，现存上海博物馆，录于《青花釉里红》，汪庆正，1987年，图版124。另一套为供奉地藏王菩萨殿而造，有一花觚存世，乃英国铁路基金会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1989年5月16日，编号39。另有一套供器，为供奉观音而造，传世成对烛台，现藏德国希德斯海姆Roemer Museum，图见 Ulrich Wiesner，《Chinesisches Porzellan. Die Ohlmer’sche Sammlung im Roemer-Museum， Hildesheim》，美茵茨，1981年，页44 及108。
据铭，唐英于乾隆六年另督制两组供器，奉于东坝天仙圣母供坛。观现存供器，两组落款相同，包括一对烛台，伦敦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图见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伦敦，1986年，页69，图版45。另一对花觚，传十九世纪末前成对收藏，后分开二地。其一图见《徐氏艺术馆．陶瓷篇IV．清代》，卷4：清代，香港，1995年，图版73，同录于《清瓷萃珍：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5年，编号75。其二自十九世纪始由一法国医生家族收藏，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07年4月8日，编号508。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一瓶例，落款相同，纹饰稍异，见《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陶瓷卷》，香港，1993年，编号913。无论形饰大小，本品均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及 Roemer Museum 收藏烛台相近，或同为唐英督导下制于1740年代初期。

另可参考一例，较本品略矮，为乾隆御令唐英烧制作书灯用。根据宫廷档案，乾隆九年（1744）二月，高宗命两太监交「青花白地书灯一件、御笔诗一首」予唐英，命他「照此书灯款式，并蜡盘里上的字样，先烧造书灯几件送来，其字并图书，俱按青花白地一色烧造，再照此样书灯，烧造洋花书灯几件，陆续送来，此书灯放大些、收小些的，各烧造几件送来，其现烧造之五供上的蜡阡上，不必将此诗烧上」，详见张发颖编，《唐英督陶文档》 ，北京，2012年，页162。
此外尚可参考两烛台例，乾隆九年（1744）命制，一为青花，一为粉彩，形饰相近，唯远较本品为矮，器形简约，书御制诗，见《清康雍干名瓷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编号141。且参考一乾隆带款青花烛台例，先后属叶义医生及 Goldschmidt 雅蓄，无铭，两度现身香港苏富比拍卖会，先后为1984年11月19日编号202、及1990年11月13日，编号8，载于《中国青花瓷器展览及同类型的釉里红》，东方陶瓷学会，香港，1975年，编号110。再比较一对灯台，饰样与本品类，然尺寸较小，售于香港苏富比1997年11月5日，编号1455。
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作品外，其余作品按照供奉时间和地点不同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四道街东口天仙圣母殿，见有花觚一对传世；
第二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西口地藏王菩萨殿，见有花觚一件传世；
第三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东口观音大士殿，见有花觚和烛台各一对传世；
第五组乾隆六年（1741年）五月端月午节供奉于京都朝阳门外东岳大帝案前，见有花觚一件传世；
第四组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这一组唐窑供器烧造数量最多，情况也最为复杂，有明确题识的即见有炉一件、花觚三件、烛台一对传世。经对比可发现三件花觚的纹饰都有不多但明显的不同，说明此组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的供器在当时烧造了至少三套。而炉和烛台一对则分别从属于三套之中。仅对比目前公布资料可知，这种同一时间为同一庙宇烧造多套供器的现象仅在本组中出现。
由此可知，流传至今的唐英自制烛台共有两对，分别为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东口观音大士殿（德国希德斯海姆博物馆Roemer Museum藏品）；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两对烛台在纹饰选择上有很大不同，显然为不同批次的作品。再与本品进行对比可发现，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藏品与本件作品在蜡盘口沿外侧纹饰、口沿内侧的如意云头纹和圆柱上方的蕉叶纹等处略有差异。根据另外同类风格有铭文的烛台，可推测本拍品的大致制作情况，英国的存品铭文为：“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上海博物馆藏例、与1986年香港苏富比所拍卖例之器身铭文皆可说明，此类器物制作于乾隆五年，而从中可知，其创烧时间在乾隆五年、六年。

lot：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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