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 1541年作 溪堂䜩别图 手卷拍卖价格

拍卖信息：

成交价：    登录后查看

估价： 咨询价

大数据可信度：    登录后查看

拍品信息：

拍品描述 :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
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洒笔以成酣歌 和墨以藉谈笑
——文徵明《溪堂䜩别图》浅析
溪堂䜩别
过云楼旧藏文徵明《溪堂䜩别图》卷，顾文彬撰《过云楼书画记》编入“卷八•画类四”，记为：“文衡山溪堂䜩别图卷。设色。作茆堂临水，四人席地坐。一执卷，一持杯使童斟酒，其二相对促膝。阶下二童执羽扇侍立。迤左柳阴下，停舟待发。岸上两人，若剌剌偶语然。款署‘辛丑夏，长洲文徵明制’，印用朱描，盖衡山赠别毛石屋之作，匆匆不及取钤也。以赠毛锡嘏。引首又隶“壮游”二字。时石屋以贡太学入都，文伯仁、皇甫子浚兄弟及王酉室、彭孔加等十六人皆为诗送之。衡山既为图，周公瑕复为《溪堂燕别诗序》有云：‘毛仲子石屋先生，自受经于严父中丞公，得向歆之传学，复媲德于伯兄石峰子，成玚璩之齐名’”。
此卷文徵明所作“送别图”，是为毛锡嘏于嘉靖辛丑（公元1541年）北上北京贡入太学所作。毛锡嘏是“名宦”毛珵次子，毛珵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宁王反叛进逼南京之时，毛珵提出“水陆并进，征讨叛臣”的积极建议，配合兵部尚书乔宇，与巡抚、都御史王守仁一起讨伐朱宸濠叛军，立下赫赫战功，朝廷评价其为处事“沉敏果决”从政“长于奏议”，居官“慎用刑狱”，是吴地历史上颇有政绩的好官。毛珵和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关系友善，并有诗书往来，毛珵与文徵明相交于正德七年，且毛珵长子锡朋妻子为文徵明叔父文森之女。这种关系应该是后来毛锡嘏拜师文徵明的原因之一。毛锡嘏与兄曾在天池山毛珵墓丁忧守孝，因此自称“石屋先生”，其时正值倭寇入侵，人们在苏州城郊建起敌楼五十余座，而存世的木渎敌楼，即是兄弟二人和当地民众一起捐款建造的。
毛锡嘏传世作品不多，多数见于“雅集唱和”之手卷、册页，如《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诸名家和王禄之画梅诗》，有沈大漠、彭年、毛锡嘏等题诗。毛锡嘏题为：
黯淡一枝香，晶然满林雪。素质倩谁怜，芳心还自悦。毛锡嘏。
《穰梨馆过眼录》著录《明名人为顾太夫人寿册》，是吴地名人为顾瑫祖母徐太夫人贺寿雅集册，内有文徵明、钱榖、文彭、陆师道、许初、毛锡嘏等诗画贺寿，毛锡嘏书于此册第二十二页：
大道开元寿，夫人履太康。瑶池降仙酒，华阁集祥光。桂子郄林秀，兰孙洛圃香。夏传仙籍远，春沐帝恩长。自得千年药，尝留不老方。出筵当令节，诞旦乐时长。已见传青鸟，还看沐锦章。无穷艳阳日，长照紫霞觞。长洲毛锡嘏。
《郁氏书画题跋记》记《沈启南柳汀白燕卷》沈周、文徵明、顾开、许初、王守、彭年、陆治、文嘉、毛锡嘏等题跋，毛锡嘏题诗：
海上遥思玳瑁梁，御沟东畔几回翔。瑶台乍过疑无影，珠树曾栖半带霜。风里美池飞玉舄，月中装束舞霓裳。谁云京洛淄尘化，犹是衔恩绕建章。毛锡嘏。
《平生壮观》记载仇英《松溪洗砚》有毛锡嘏题端。
王季迁旧藏《文徵明八十寿辰册》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为庆贺文徵明八十寿辰，文门弟子及吴中名贤所作的诗画册，首为彭年小楷书寿序，作画者包括谢时臣、陆治、钱毂、朱朗、陈栝，题诗者包括袁襞、袁裘、许初、皇甫冲、毛锡嘏等。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毛锡嘏诗风清新自然，简约流畅；书法端庄平正，沈雄雅丽，两者皆因瓣香文徵明而得。当然，家学原因以及拜于文徵明门下后，自身的进取，使得毛锡嘏取得的成就如周天球在本卷题跋中所言“尝夺帜于艺苑，复蹶足于康逵”。
远行的仪式
众所周知的是，从晋魏至今的“雅集唱和”一直兴盛不衰，明代吴门画派比较流行的，以纪游、送别、茶事、宴饮、卜居等为目的的“雅集”活动是“是明代中期苏州画家苏州文化意识的自觉和骄傲”。在明代初期，“雅集”多以表现文人士大夫生活的如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戴进的《南屏雅集图》等。明代中叶，文人雅集越来越多，自吴门画派兴起开始，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参与到雅集活动中。
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家以其自身的地位、对生活的理解、在各类文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吴门书画家群体频繁的和较为多样的方式进行“雅集”，这是中国绘画史最充满意义的篇章，因为这种将士大夫、文人雅集带入平民的生活化的方式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生活仪式感的升华，是一种高级的自我关照。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留下了数目众多的有关“雅集图”的绘画作品，如沈周《魏园雅集图》，文徵明《兰亭修禊图》、《惠山茶会图》，唐寅的《西园雅集图》，仇英的《西园雅集图》、《十八学士图》等等。这些画作既有对现实“雅集”的生动描绘，也有所谓抚今追昔，以对前代作品的追摹和效仿来表现现实“雅集”，以寄情思。
“送别雅集”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雅集来说，是一种更具有仪式感的聚会形式。在这个活动中，聚会者往往在以“送别”为目的的仪式中显得庄重而深沉，感情浓烈而饱满，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下，再次相见又不知何时何地。加深友情，回忆过往，展望将来，在追忆中期待，在述说中颂扬，共享共同的生活经历或者经验，最后将个体的或者团体的理想投注于被送别者的远行和求索。而后归之于笔墨文章，见诸于图文，是为“送别图”。文徵明言“人苟有以自立，则一言一事皆足以名世，而所谓地与物皆将假吾而重于世也”，一方面，文徵明说明了人的言行的重要性；另外，他在此阐明了以图记事，以图言志的功能，因此，“送别图”在这个仪式感比较强的“雅集”中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凭证，是类似于典礼中的终极圣物。
相对于文徵明所作“斋号图”和以游赏、茶饮等目的的“雅集图”卷，“送别图”数量很少，而且，手卷类极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三十八岁（1507）送给北上的友人濑石的《雨余春树图轴》，虽然并未形成雅集，但仍以表现两位朋友在吴地共有的生活内容以成为他们共同的回忆，隔了数日又让文徵明补题自作诗，说明濑石很重视这件礼物。这当然是两个人交情程度的铁证，也是对文徵明绘画水平的高度认可。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文徵明40岁为朱应登由南京前往福建南平任知府《剑浦春云》卷，象征性的描绘了云山，以表达对朱应登青云直上的寄托，后跋者有吕柟、丰熙、祝允明、徐霖等等，这是在目前存世的文徵明“送别图卷”中的早期作品，题跋者很多人 应该是朱应登的朋友、同僚或者是弟子；安徽博物院藏文徵明68岁为周子吁《木泾幽居》卷是因为周子吁奉使滇南，便道回家，文徵明为其所作，是以描写江南风景的图卷，但此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应该属于“斋号图”，后跋者有文徵明、杨慎、邢侗等人。
《剑浦春云》是否为“雅集”之后成图不知，《木泾幽居》应该是文徵明兴至之作。本作文徵明72岁所作《溪堂䜩集图》卷，是以其最为擅长的细谨手法，对现实“溪堂”宴（䜩）会、赋诗、送别的描绘，当然以图中所绘陈设可知，煮茗、闻香、读书、鉴画、博古等等一些仪式亦在流程之内。此卷用笔沉稳工致，设色典雅妍丽，且人物众多，这应该是文徵明除《兰亭修稧图》、《仿赵伯骕后赤壁图》等卷以外，绘制人物数量较多的一卷。相似的描绘手法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一川图》卷、《古树茅堂》页，上海博物馆所藏文徵明同一年所绘《句曲山房》卷等等。臆测推断，持卷而读者应为文徵明，衣黄受教者为毛锡嘏，举杯邀茶者、文徵明左手衣赭者二人或为陆粲、皇甫兄弟一人，余者不能妄自揣测。“溪堂”做为一个理想的送别地点，既能雅会䜩集，又临水作“兰舟催发”状，浪漫而写实，做到了情景交融。是卷是对送别毛锡嘏“送别雅集”真实情况的理想描写，而非常难得的是，作为被送别者的毛锡嘏非常珍视卷画作，当来年第二次北上京师之时，又请文嘉、陆师道等人补题，周天球再题。从而，以文徵明为盟主的吴门画派16人在送别其弟子毛锡嘏的画卷中完成了一次诗书画高水准的集体展示，成就蔚然大观。
吴门的盛宴
据统计，在《文徵明年谱》中，受文徵明直接影响的文氏后裔中的能书善画者，多达40人。其中文彭、文嘉、文伯仁、文仲义、文元善、文震孟等卓然成家；而文徵明交游的人士加上受他影响的晚生后辈多达二百来人，其中的周天球、陆师道、彭年、王榖祥、沈大漠、钱谷等均成就斐然。这些吴门中人在江南经常雅集唱和，如上文有毛锡嘏参与的唱和雅集作品便有数件，吴门影响之盛，可见一斑。
本卷首跋者为周天球，据《文徵明年谱》所记，嘉靖八年己丑（1529），文徵明六十岁，周天球从徵明游。周天球是文徵明最为认可的书法传人，其书似乃师结构谨严，无懈怠之笔。周天球长文记述《溪堂䜩别图》始终，其中，宴饮细节有“毛子（毛锡嘏）起而觞客曰：某也不龙盘以俟，奋顾蠖伸以求前，谢我良朋，远去上国，诸君何以教我，庶几获免于愆耶。客遂反觞，酢毛子曰：君子必策名以振世，智士不背时而灭勋。今天子进各异，方举无留良，子非沉沦之夫，夙膺台辅之望。兹行也，观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东观，睹神渊之游龙，聆阿阁之鸣凤，必有采厥英于众芳，扷其尤于群彦者与子遇矣”。既表现了毛锡嘏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决心，也寄托了亲朋好友对毛锡嘏的期望。
第二段诗跋为皇甫冲所题。皇甫冲以诗文名世。字子浚。长洲人。嘉靖七年（1528）举人。善骑射，好谈兵，精音乐、弈棋。皇甫冲曾撰写《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本书，共几十万字。而其诗风格朴素，与弟皇甫津、皇甫汸、皇甫濂并称“皇甫四杰”。《明史•文徵明传》：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皇甫冲兄弟稍后出。以此来说，皇甫冲属吴门，应与文徵明同为吴宽、王鏊弟子。皇甫冲所作此七言诗不仅托寄希望，还透露了毛锡嘏“白面清袍”的书生之相。
第三段陆粲所跋五言诗点名送别时间、诉说友情，余韵悠长。陆粲字子余，长洲人。亦为文徵明同门，陆粲少谒同里王鏊，鏊异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七试皆第一。授工科给事中，后任永新知县。劲挺敢言，至廷杖、下狱不改慷慨之气。陆粲首先是以经、史、训诂为长，其次是诗文、再次是小说。以本作中其跋可知，陆粲古风见长，风格沉郁雄健。
第四段七言诗为王榖祥跋。文徵明大部分的门徒或弟子都以善绘而闻名，是组成“吴派”的画家成员。王榖祥被视为传承文派画风的重要传人，不仅如此，王榖祥的侄子还和文家人结亲，其本身还是嘉靖八年进士，但并未开启辉煌灿烂的前程。王榖祥行文中有“会见天风起鹏运，扶摇九万孰能攀”，可见厚望。
文伯仁为文徵明之侄。文伯仁，字德承，号五峰，又号葆生、摄山老农，工山水，宗王蒙，兼学“三赵”，岩峦郁密，布景奇兀，然构图时有塞实之感。兼善人物。亦能诗。
皇甫濂为皇甫冲弟，亦应出于吴门。所作“吴之水二章”，表达了对即将远去的毛锡嘏的思念之情。
《过云楼书画记》载汤士伟：“汤称眷末，据《毛公行状》：有孙五人女次适汤鼎。云云，伟或鼎之族欤”。
文彭为文徵明之子，其家学渊源深厚无疑，文彭不仅于诗文书画继承家学，其更大的突破在于在篆刻史上，文彭属于开山鼻祖，声名赫赫。文彭五言诗先言离别之惆怅，回忆曾经送别毛锡嘏只是“徘徊立路岐”，今日相送“满泛白玉卮”，酒已满，杯莫停。当然，期望在于“我有季子耻，君当买圣期。良玉已藏璞，岂无一人知”，“努力事明主，斯言良不欺”。
沈大漠，按《过云楼书画记》记为：长洲人，以荫为国子生。沈大漠无言赠别，陈述简洁，平实典雅，“南风帆欲驶，明月酒如川。拂袖辞招隐，思君桂树前”句极佳。
彭年年少时就拜于文徵明门下，后将一女嫁与文徵明之孙文騑。除了许多写赠或提及彭年的诗作外，现存还有14封信札，这些短笺多以随意的笔调写成，不若写与长辈或高位者的谨敬，可窥见文徵明彭年间的亲厚关系。彭年号龙池山樵，此五言诗楷书，取法欧阳询。遒劲严整，法度精工，为其难得佳品。
“癸卯二月重送石屋兄北上。三年两度别，又赋送君诗”，文嘉此题可知，毛锡嘏于嘉靖癸卯（1543）再次北上北京，其中原因未可知，但文嘉补题诗中有“一杯须尽醉，千里正相思。上苑敷丛桂，还期早折枝”可知，毛锡嘏并不是仕途受挫折回再次北顾，作为文徵明的次子补题于此，也足可见其对毛锡嘏的深情厚谊。
顾云龙为文徵明弟子，苏州“多木园”曾为其旧居。顾云龙作五言送别，有句“愧我何为赠，跂君得意归。牵裳一杯尽，悲思正无涯”，于感伤中送别，在送别中期待。
陆师道工诗书画，从文徵明游，尽得其法。文徵明自谓“少游学官”时与其父陆 廷玉相交，事可见文徵明为陆廷玉妻子，即陆师道之母大寿所作之《贤母颂》，故在陆师道少年时便已识之。《无声诗史》言陆师道“山水淡远类倪瓒，精丽者不减赵吴兴”，陆师道为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尚书少卿。
周天球再题，有抚今追昔之感。“荏苒三年两送君，风尘歧路思氤氲”点出前因，而后又写期盼“佩钩重拂龙盘靶，别赋还题鹗荐文”，“多才沈幻同游好，莫听骊驹惜袂分”。
文仲义为文徵明之侄。字道承，能书善画，书学文徵明。朵云轩旧藏文徵明《玉兰图》轴有文仲义题跋。
陈汭应为文徵明弟子。本卷所作五言长诗叙事、抒情、议论皆有，“盛世衣冠会，千年礼乐场”极具概括性。其书学文徵明且饶有古意，不可多得。
钱榖游文徵明门下，学诗文书画，山水爽朗可爱，兰竹兼妙，善书，世罕知者。此作小楷法虞世南、欧阳询，高妙绝伦。
过云楼长物
此卷《溪堂䜩别图》先后为明代朱之赤，清代查莹，顾文彬、顾麟士祖孙先后递藏。“朱之赤鉴赏、卧庵所藏、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为晚明清初大收藏家朱之赤的收藏印鉴，可知此卷《溪堂䜩集图》是他心爱之物。朱之赤，号卧庵，约泰昌元年至天启二年（1620-1622）间生，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1681-1683）卒。安徽休宁人，侨居长洲，故其所蓄书画以苏州、歙州一带为多，朱之赤所蓄宋元名家甚多，明代吴门四家精作尤㚌。此卷经其鉴藏，毫无疑问应视为文徵明画作之佳构。
“查映山氏收藏图书、映山珍藏”为查莹藏印。查莹，字韫辉，号映山，别号竹南逸史，祖籍山东海丰，入籍浙江海宁。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官，乾隆五十一年升为山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查莹祖父为查升，查莹继承祖父书画和藏书的收藏传统，并精于鉴藏书画，性聚书，与翰林院检讨李铎经常游弋于书肆，收藏图书颇富，并有题跋以记。
最为重要的是，此卷经苏州过云楼顾氏鉴藏，并录入其《过云楼书画记》。“顾子山秘箧印”为顾文彬藏印，“顾麟士、鹤逸”为顾文彬之孙顾麟士藏印。自古道“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过云楼的收藏门槛之高，鉴赏之精，几乎就是按照皇室收藏的标准来的。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在《过云楼书画记•续记》有言曰：“馀家祖孙父子秉性好古，断简残片中往往遇精妙之品，必抉而出之以为快。其不精者，虽真不取。”其中深意，可说尽过云楼收藏品格之高，鉴别之精，集之不易，又合顾文彬始藏之宗旨：“必要至精之品，一无毛病，爱不忍释者，方可收得，其余一概不收”。祖孙之言，恳恳切切，足证藏品之难得。收藏目标是唐、宋、元的高古剧迹，然后就是明清两代的名家精品。此作为苏州“过云楼”旧藏之物，必然为顾氏钟爱之作。

文徵明《溪堂䜩别图》的两种读法
邵 彦/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开篇：作品概况
明文徵明《溪堂䜩别图》卷描绘了一个雅集兼送别的场景。开卷部分是几间瓦房，朝向观众的一间高大轩敞，但家具仅有一件朱漆桌案，上陈书册、卷轴、铜器；大部分空间只见四名士人席地而坐，旁立一僮，执壶斟酒；阶下此侧二僮侍立，彼侧二士人方至，将登阶，相顾而语；稍远又有二士人沿岸步行将至，亦相顾而语。屋后岸边柳树高耸，柳下泊二舟，河水汤汤流向卷尾，对岸坡石树木意犹未尽，此岸则以一株伸入水中的古柳作结，卷尾贴边（水面空白处）书款：“嘉靖辛丑夏，长洲文徵明制。”款书为小楷，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下“徽”“明”白文连珠印是用朱描，勾画精细，乍看与钤印无异。全图共绘士人八名，僮子三名，计十一人；屋宇三，舟二。屋宇内外人物表现雅集，舟船暗示送别主题。画面使用上等白麻纸，线条柔韧，设色淡雅，传达出一种宁静的秩序感。嘉靖辛丑为二十年（1541），文徵明七十二岁。
画前另纸引首，文徵明粗笔隶书“壮游”二大字，署款“徵明”，盖二印“徵明”“悟言室印”。这是文徵明隶书中难得一见的极精而富有个性之作，毫健力壮：运笔较快，笔痕内外满布飞白；因纸质为致密的麻质印经纸，吸水率极低，笔毫牵墨、笔触离纸时的驻墨，宛然分明，几可视作书家的“动作解析图”。引首二印为真实钤盖，可知与图画本幅并非作于同时。
拖尾另纸甚长，全部以淡墨绘乌丝栏，共计十六家、十七题（周天球二题），依次分别为：
1、周天球《溪堂䜩别诗序》，半散半骈文，小楷；
2、皇甫冲，七律，草书；
3、陆粲，五古，小楷（个别字为行书或草书）；
4、王谷祥，七律，行书；
5、文伯仁，七律，草书；
6、皇甫濂，诗经体，草书；
7、汤士伟，五律，小楷；
8、文彭，五古，草书；
9、沈大谟，五律，小楷；
10、彭年，五律，小楷（未钤印）；
11、文嘉，五律，小楷；
12、顾云龙，排律，小楷；
13、陆师道，五律，行书；
14、周天球，七律，行书；
15、文仲义，五律，小楷；
16、陈汭，排律，小楷（未钤印）；
17、钱谷，五律，小楷。
周天球“诗序”为这一场文学活动的起首和总纲，记述了毛仲子石屋先生（毛锡嘏）将入京为太学生，吴中诸友好为之聚宴送别的事情经过。其后十六题皆为诗歌，围绕两个主题——毛锡嘏的大好前程和亲友离别不舍之意，反复铺陈，吟咏再三。周天球“诗序”明言“岁维辛丑，时属盛夏，……应六月之天飞”，第2-10题也有不少关于夏天的信息[皇甫冲：欲近秋；陆粲：六月……骄阳……赭汗滋；王谷祥：炎暑行消；汤士伟：冰盌（碗）躯（驱）烦暑；彭年：常时避怆暑]。
但是第11题文嘉明确记载时间是“癸卯二月”，之后诸题中的一些意象，虽然可以视为离别的比喻（如柳）、发达的象征（如花，甚至桂），但多为关于春季的物候信息[文嘉：春风花较迟；顾云龙：柳愁千缕结，花语一枝窥；陆师道：客舟三月暮；周天球：烟条河上柳，晴絮岭头云；文仲义：得意伫花天；钱谷：阳春辉北陆]。
据此可以看出，毛锡嘏在嘉靖二十年六月进京入太学，两年后的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二月再度入京。这两个时间点，既非会试时间，亦非乡试时间（而且毛赴北京，非赴南京应乡试），可知时隔一年半，毛锡嘏在学业上并无进益，这与嘉靖二十年高调进京、大摆筵宴、众人不吝溢美之词极力夸赞的情景，形成了略含讽剌的对比，因而最后七题的语气变得比较平缓、舒徐，以鼓励坚持为主旨。
不过，前后两批题写中都有关于宴饮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件书画合璧作品视为毛锡嘏两次北上的临别活动产物，第一次宴集，文徵明和彭年都未携带印章，文徵明即席作画，以朱画印，彭年则未钤印；第二次宴集，陈汭未携带印章；文徵明书写引首并钤印，可能是在第二次宴集当中，也可能是毛锡嘏专程登门向文徵明辞行时发生的。
此卷系苏州过云楼旧藏，晚清顾文彬撰《过云楼书画记》编入“卷八•画类四”，对照实物看，这段著录包含了基本信息，描述传神，但仍嫌简略：
文衡山溪堂䜩别图卷。设色。作茆堂临水，四人席地坐。一执卷，一持杯使童斟酒，其二相对促膝。阶下二童执羽扇侍立。迤左柳阴下，停舟待发。岸上两人，若剌剌偶语然。款署‘辛丑夏，长洲文徵明制’，印用朱描，盖衡山赠别毛石屋之作，匆匆不及取钤也。以赠毛锡嘏。引首又隶“壮游”二字。时石屋以贡太学入都，文伯仁、皇甫子浚兄弟及王酉室、彭孔加等十六人皆为诗送之。衡山既为图，周公瑕复为《溪堂燕别诗序》有云：“毛仲子石屋先生，……自受经于严父中丞公，得向歆之传学，复媲德于伯兄石峰子，成玚璩之齐名。”
本文将尝试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卷书画合璧作品蕴含的丰富信息。
第一个角度：诗画关系与文人画的地位
群体性创作的送别图，是吴门画派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以往研究者梳理送别图时，多溯源至送别诗，其早者可追至唐代[如王维《渭城曲》（即《送元二使安西》）、高适《别董大》等]。相对于源远流长的送别诗，送图别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如何与送别诗结合起来，或者说画与诗的关系如何，可以说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而又语焉不详的问题。
《溪堂䜩别图》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供我们分析。从这个卷子上看，画与诗其实可以分开，诗歌营造出的意象要比画面宏大和丰富得多。画中表现雅集（宴饮）和送别的手法都是概念化的：雅集众人坐于地上，甚至没有坐席；宴饮的符号化表现，就是坐地一人使童斟酒；送别通过水岸一角露出一半的两条船只表示。这可能与文徵明酒席宴前、饮至微醺的状态有关，但是放在之前、之后的送别图传统中，决不能算过于草率，相反，这是一种颇为典型的表现手法，甚至已经比很多同类作品，甚至名作，要精细许多。《溪堂䜩别图》应该是文徵明除《兰亭修禊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等少数作品外，绘制人物数量较多的一件。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坐地居中、持卷而读者，应为文徵明（或其形象映射），对面黄衣受教者为毛锡嘏。但我们又决不能说这些人物画得像肖像（或者行乐图），因为他们都是符号化的，脸部几乎没有区别性特征，可供欣赏的就是衣纹飘逸的线条。
这是一种什么创作手法呢？这种创作手法其实特别像诗歌，画中描绘的一系列意象，正如诗歌的用典。实际上，画中意象的选择还暗合或者说叠加了诗歌中的典故，比如两条船上方的柳树，就是赠别的象征。坐地居中者手中的横卷，也未必不是象征着《溪堂䜩别图》这个卷子本身。可以说，这里的画，体现出一种对诗歌积极模仿的姿态。而诗歌却可以天马行空，在时空处理和意象堆积上，自由得多。
但是反过来，画又在这次送别活动中充当了灵魂与核心，一方面，文徵明亲自作画，使得后面的“诗序”和题诗都成了他的门墙桃李的集体亮相，如果作画者不是文徵明，而是陆治、钱谷之流，这次送别活动也会呈现出“同学会”的色彩，但是强度要逊于文徵明亲自担纲；另一方面，又是因为由画起兴，诗画交融的模式，使这次送别活动区别于多如牛毛的诗文雅集，呈现出多元文人艺术的复合色彩，并且这个书画卷将成为远行中的随身长物，将寂寞的旅途变成充满意趣的“书画船”，或者说，赠别之情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使吴门书画赠别与唐代以来的诗文赠别，有了从媒介到接受方式的巨大区别。文徵明的崇高地位，和画（并且带领着书法）所起到的新颖效果，也宣告了一个漫长征途的终结：文人画使得画家终于彻底摆脱工匠色彩，得以和诗人平起平坐，甚至隐隐然越席而前，成为诗人的引领者。
画家的骄傲似乎延续不了多久，卷后多达十六家、十七段，总数多达一千八百多字的题跋，洋洋洒洒，又非常直接地把“读画”的过程转变成“阅读”的过程。意象化的画面所不能交代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靠文字补足。但是这种“阅读”和读书还不完全一样，首先必须是书法的认读。题写者们炫耀诗才的同时，也在卖弄他们的书法才能和风格。至于阅读者是否能读懂，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设想的读者都接受过认读草书和行书的训练。
这又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画面本幅的特征：它的意象化手法与似实而虚的“写实”，除了诗歌手法的渗入，还包含着书法特征的渗入——在历时性的“观看”中一一映证观者所熟悉的符号，这可以说是诗歌与书法共同的特征，所差别者，在于诗歌的符号更为虚灵抽象，更依赖于想象，而书法的符号则是一种实物性的视觉对象，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画面不是供“观看”——一种瞬时性的视觉“抓取”而是供“阅读”的。文人画地位的抬升，不是因为赵孟俯、文徵明、董其昌这一系列闪光名字所指向的个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接力性地将绘画与诗歌、书法在这一层面衔接起来，共同成为“阅读”的对象，而且也必须通过“阅读”才能被理解。
第二个角度：送别、应酬与身分
送别图迷惑人的症结在于题诗往往深情款款，甚至极尽夸张，而画面却难以呼应这种感情烈度。也许真情流露发而为诗（赠别诗）还是比较自然而直接的管道，但是再真挚激越的情感，经过绘画这种方式，也被过滤得相当理性。
如果说送别图里有多少真情成分很难辨别清楚，那么无可置疑的一点是，送别图必然是一种高级社交工具，并且从大量实例来看，它所存在的社会空间，既非顶层（帝王将相级别的人君和显贵），也非下层，而是社会中层。
回溯送别图的历史，据传是最早的两件实例，都是宋画——一件是北宋末年宫廷画师胡舜臣所画的《送郝玄明使秦图》（大坂市立美术馆藏）【图一】，卷后有蔡京跋，此件经笔者寓目；另一件是南宋无名画师所画的《送海东上人归国图》（常盘山文库藏），只能看到不够清晰的图片。但是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前者的作者和主题、后者的年代，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尚不能将它们作为可靠的早期送别图来接受。
只有到了元代后期，才有可靠的送别图出现。存在于文献中的朱德润《游虎丘山图》系饯别高级官员贡师泰；而有实物存世的当推李升《淀山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纸本水墨，纵23横68.4厘米，至正丙戌1346年作）【图二】，李升本人是淀山湖隐居者，画上隶书自题“高士蔡霞外，主席冲真，既同诸公为诗以送之，得作是图以志岁月云”，则受画人为蔡霞外。近年又经上博研究馆员凌利中考证出传世释祖铭《行书赠蔡霞外》系从上博藏李升《淀山送别图》中割出，则《淀山送别图》虽然是先作诗后作画，但前画后诗、诗画相配的格局，已经与《溪堂䜩别图》这样的吴门送别图卷一致。受画者蔡霞外，看似方外高士，但“主席冲真”，即远行出任冲真观主持，在元代体制下，实为道官，即道士而兼有官员身分者。所以，我们说元代朱德润、李升这两件送别图，都是送给官员的，当不失合理。元代另一件可靠的送别图是赵原《晴川送客图》轴【图三】，细致地画出了岸边送别的友人和即将离去的一家人，但仅画家自题“为退轩刘广文和画晴川送客图”，无同时代人题诗，所以刘广文身分、生平不详，但从画上缺乏题诗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位交游不广的布衣。
不过，入明以后送别图日渐增多，我们看到的是受画人官员身分格外凸显。从王绂画给御医赵友同的《凤城饯咏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四】、戴进为内阁翰林卫靖所画《金台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图五】、沈周为文徵明岳父吴愈所画《京江送别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为吴宽所画《京口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乃至文徵明早期作品、四十岁时为朱应登赴任福建南平知府所作的《剑浦春云图》卷（天津博物馆藏），受画者不是在任官员，就是即将赴任远行者。可以说“送别”与“宦游”之间有着深切的关系。这些例子虽然不能涵盖送别图的全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唐寅《垂虹别意图》就是为门人戴昭返回故乡休宁而画的），但是却在一次次提醒我们，对送别图的考虑，官场文化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坐标系。
实际上，戴进为退休的兵部员外郎兼翰林侍书端木智所画《归田祝寿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图六】，也保留了丰富的文字，刘素所书“诗序”（“寿奉训大夫兵部员外郎端木孝思先生诗叙”），被置于画前，画后有曾棨等八名官员所题祝寿诗。这件名作的主题虽然不是送别，但是它的画面格局与《溪堂䜩别图》惊人相似，文字配置方式也高度雷同，这已经难以用巧合来形容，应该说是文徵明和吴门文人群体对明初以来在官场上已经颇为成熟和流行的一种诗书画社交工具的娴熟运用。
年轻的诸生毛锡嘏当然不能与人生赢家端木智相提并论，但是他离开苏州赴京要入太学这个事实，却具有深意。明朝、清朝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太学生是指在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但是这种资格却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即所谓“纳赀（资）入监”，是乡试屡踣的生员的一条终南捷径。笔者研究的晚明画家陈洪绶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居京数年、并入宫临画、被崇祯帝召见的。太学生有更大机会得中举人，甚至被举荐入仕。这对于举人录取比例特别低的江浙诸生，无异于一线曙光。因此毛锡嘏行前，题诗诸人对他致以真诚的祝贺和热忱的期望，一年多后他应该是铩羽而归，再鼓勇气北上，题诗者仍然勉励他坚韧前行。
事实上，这些诗已经不能说是全然出于应酬的套话，因为在科举问题上，苏州士子几乎个个有一腔委曲。在苏州科第盛况的背后，是大量沉没的“分母”。甚至文徵明自己，就是一名久困场屋的老秀才，乡试七次皆北，直到五十四岁才能贡生身份入京，任翰林院待诏。七十二岁的文徵明为毛锡嘏作画，似乎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送别之情夹杂着人生感慨；而题诗诸人，既有举人皇甫冲，也有与文徵明、毛锡嘏一样做到国子监生的沈大谟（实际上，沈大谟自己在大约嘉靖二十二年初夏，即毛锡嘏第二次进京不久，也北上入国子监，被荐出仕，出任广西浔州知州，卒于任上。曾见《吴中诸名家沈禹文送别册》，即吴中文人群体为沈氏北上所作送别图册），还有进士及第后仕途并不理想的陆粲、王谷祥，唯一得中进士后仕途较为顺利的是陆师道；更多的则是止步于诸生的普通文人，包括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二侄文伯仁、文仲义，以及学生周天球、彭年、钱谷，至于学生顾云龙、陈汭，记载不详，但从他们工整的小楷来看，也都受过长期的科举训练。
《溪堂䜩集图》画卷上的文徵明款识使用带有阴柔气质的小楷，或许就是他的科举书法；卷后题诗者，陆粲、汤士伟、沈大谟、彭年文嘉、顾云龙、文仲义、陈汭、钱谷，皆为科举书法，虽有学唐楷、学晋人小楷之别，但都整饬端庄，有庙堂气象。楷书诸家中，唯有周天球《诗序》姿容娇媚，颇有褚遂良“美女簪花”风致。其余诸人题写草书：皇甫冲学米芾；王榖祥、文伯仁皆学文徵明，而一肥一瘦；皇甫濂、文彭草书源出孙过庭《书谱》，各有自家面目。但这些草书无论单字草法如何流畅，皆字字断开不连写，一方面似乎是为了和乌丝栏界格以及他人的小楷题诗保持协调，另一方面也是这件送别作品的主题终究还是与科举、官场有关。这些书法的“风格”其实已经逸出了审美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身分认同（或者说阶层归属）的自觉行为。本文前面所提出的送别图仅适用于社会中层的观点，在此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余绪：文徵明和地方文脉
此卷《溪堂䜩集图》诗画卷创作完成后，虽然跟随毛锡嘏入京，但后来又回到了苏州，明末归原籍休宁、移居吴县的藏书家、收藏家朱之赤（卧庵，约1620年代初-1680年代初）所有。清代中期归浙江海宁藏书家查莹（映山，书法家查升孙，乾隆三十一1766年进士）收藏，晚清复归吴地，入藏顾氏过云楼。这三家皆为著名藏书家，本文前述送别图作为文人画中的纪事书画卷供人阅读的特质，与它们兼具的图书文献性质正好相合。
朱之赤所蓄书画，宋元名家甚多，明代吴门四家精作尤富。此卷经其鉴藏，毫无疑问应视为文徵明画作之佳构。入清之后，朱之赤出家为道士，这应当就是其藏品星散的原因，《溪堂䜩集图》卷也离开了苏州，不过似乎并未远离江南，在清中期入藏海宁艺文世家查氏，也算得其所哉。晚清顾氏过云楼崛起于苏州兵燹之后，捡拾斯文，渐复旧观，其中蕴含着明显的地方文化自豪感。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在《过云楼书画记•续记》有言曰：“余家祖孙父子秉性好古，断简残片中往往遇精妙之品，必抉而出之以为快。其不精者，虽真不取。”文徵明作为苏州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自然也是苏州地方文脉的象征。以他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苏州诗书画文人圈合作作品，则是这种地方文脉的物化。
《溪堂䜩集图》题诗诸人，除了文氏子、侄、学生之外，皇甫氏亦为苏州艺文世家，兄弟四人冲、津、汸、濂，皆有文名；皇甫冲且师从吴宽、王鳌；毛锡嘏本人也多次参与吴门文人的雅集唱和。久居苏州的世家大族还互相通婚，如彭年女嫁文徵明孙，王谷祥侄娶文氏女，毛氏与汤氏通婚，这使他们在阶层、文学之外，又加上了姻娅甚至血缘关系，交往更为密切。

lot：3591

更多文徵明 1541年作 溪堂䜩别图 手卷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