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作 沈曾植书 杜诗竹秘阁 近 金西厓刻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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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寐叟。」刻铭并款识
「沈」、「西厓手刻」印款

「寐叟（沈曾植）先生以史学词翰名，而书法融会章草于晋唐行楷之中，风神卓绝。晚清书家，当推独步。老年手战，更入化境，貌若颓然自放，实则字字精敛神完，奇趣横溢。其率易无羁处，真不可到。此所书杜工部江亭诗，西厓先生以深刻法镌之，得其神韵。」(注释1）
―金西厓着，王世襄编，《刻竹小言》
「沈曾植书 杜诗竹秘阁」为近代竹刻名家金西厓竹刻精品，着录于手稿本《金西厓刻竹目录》秘阁第20号：「白竹。八寸，二寸四分。沈子培书草字。癸亥（1923）十月廿五日。」(注释2）并由金西厓之甥、收藏家王世襄（1914〜2009）辑入《刻竹小言‧附录》，特别加以评注如上。
秘阁正面镌刻清季硕儒沈曾植（1850～1922）（图1）手书杜甫〈江亭〉诗句，并有款识：「寐叟」。沈寐叟为近代学问大家，更是书法名家，其书别开生面，影响深远，誉称一代宗师。沈氏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1775～1855），壮年嗜张裕钊（1823～1894）；其后由帖入碑，参魏晋六朝诸石刻，撷其精华，橅《瘗鹤铭》，别具风骨。(注释3）其书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尤以草书着称，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骨韵俱高，个性强烈，自成面目。章士钊（1881～1973）评价沈曾植书法：「奇峭博丽」，沙孟海（1900～1992）认为：「开千古未有之奇境」，康有为（1858～1927）称：「高妙奇变，超轶苏黄」，曾熙评：「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处在不稳」。
寐叟此件晚年手书杜诗之作，看似笔势苍劲，恣肆不羁，然结体奇峭，欹侧取势，不危不堕，奇趣横生。适如王世襄所评论：「老年手战，更入化境，貌若颓然自放，实则字字精敛神完，奇趣横溢。其率易无羁处，真不可到。」金西厓以深刻法镌之，锋颖所至，或切或刓，遒劲爽疾，其书笔力、字迹如若入木三分，意完神足。此作不仅为金西厓竹刻作品中唯一寐叟手迹；并见证以清遗民身份自持的沈曾植，手书杜诗以表一己忧国忧民之心声，其珍可知。
杜工部此首〈江亭〉为五言律诗，全诗为：「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一作：「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译成白话：舒服地仰卧在温暖的江亭里，吟诵着〈野望〉这首诗。江水缓缓流动，己心不与世争。云在天上飘动，和我的意识一样悠闲自在。寂静孤单的春天即将进入晚春时节，然而我却悲伤忧愁，万物兴盛，显出万物是多么自私。我无法回归故土，只能作诗来排除苦闷。（或：江东依旧在进行艰苦的战争，每一次回首，都为忧国而皱眉。）
此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是一次游临江之亭有感而作。杜甫为避安史之乱而入蜀，在好友严武协助下于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盖了一间草堂居住，即后世名扬天下的杜甫草堂。在经历多年战乱之苦难后，杜甫终能与妻儿同聚一处，重获天伦之乐，暂时过着平静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中「长吟野望时」的「野望」是杜甫在同年写的另一首七言律诗：「西山白雪三年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荅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同样是一首思家忧国、感伤时局，怀念几位因战乱而流散各地的弟弟们的诗作。
清人赵翼（1727〜1814）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在成都草堂期间，共作诗240余首，是其一生创作高峰。是时海内多难，不仅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外有吐蕃、回纥、党项羌等寇边侵扰，内有各地军阀骄横跋扈，无恶不作，涂炭生灵。杜甫创作此诗的当年二月，肃宗命李光弼收东京洛阳，战于洛阳东北之北邙山，败绩，怀州、河阳俱陷。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陷绵州，自称梁王，以绵州为黄龙府。五月高适、崔光远率牙将花敬定取绵州，花敬定却恃功大掠，致东川一带人民损失甚巨。九月，江淮大饥，复以官吏强征、豪强剥削，由是盗贼充斥，饿殍塞途。（注释4）杜甫虽在蜀地远避战乱，暂时悠闲隐居，然每思及军队将士还在远方与叛军进行艰苦的战争，仍陷于难以排遣的愁绪中。诗词鉴赏家刘逸生指出，杜甫〈江亭〉一诗融景入情，如「寂寂春将晚」，带出心头的寂寞；「欣欣物自私」透露了众荣独瘁的悲凉。晚春本来并不寂寞，但诗人此时处境闲寂，自然觉得景色也寂寞无聊；眼前百花千草争奇斗艳，欣欣向荣，然而却与己无关，无法心情欣悦，故不免要嗔怪春物「自私」了。因此，此诗从字面看来，虽是一派悠闲恬适，实则反映诗人内心的焦灼苦闷。看似写景，实则在抒发诗人思家忧国的愁绪，这正是诗圣杜甫不同一般山水诗人之处。(注释5）
沈曾植晚年隐退上海，仍深怀易代遗民之情，而心系忧国忧民之思。他与王国维（1877〜1927）、罗振玉（1866〜1940）和溥仪帝师陈宝琛（1848〜1935）等时相过从，以书画诗歌等酬唱应和；与陈散原（陈三立，1853〜1937）、陈石遗（陈衍，1856～1937）、郑海藏（郑孝胥，1860〜1938）等人并称同光体诗健将。沈寐叟好以佛道语入诗，多用僻典，虽伤于奥涩，可拯时人不学浮薄之风，有《海日楼诗集》传世。(注释6）他的诗怀旧感伤，然非风花雪月，多是关注时局，倡导儒家思想保存传统文化，也探求富国强兵、匡扶政治之途。
沈寐叟在诗学上别具造诣，主张「因诗见道」的三关说，也就是须通经学、玄学与理学，并以佛学精华入诗，以拓展诗境。另一方面，基于儒家的人文精神，须表达深沉博大的传统文化生命意识。他认为学诗的途径与取向为：「当寻杜（甫）、韩（愈）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书，经训灾畬，才大者尽容耨获。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鄙诗早涉义山、介甫、山谷，以及韩门，终不免流连感怅，其感人在此，障道亦在此。楞严言纯想即飞，纯情即堕，鄙人想虽不乏，情故难忘。」(注释7）简言之，学诗应以杜、韩为根本，不仅是学习两人的诗，而是应该学习他们诗中体现的儒家精神，以培育诗人的人格道德修养。因为诗歌应是「见道之因」，是正人心、担道义的大道，内容应是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关注，这才是诗家第一要义；诗歌的关怀应超越一己遭遇之不幸，关心社会现实。正如孟子所言，「操心危，虑患深」是有德、慧、术、知者关怀天下的表现，因此以沉郁顿挫、恳切淋漓之诗句反映社会离乱、民生疾苦，见证历史，而有诗圣、诗史之美名的杜甫，在沈曾植心目中有极重要的地位。(注释8）
辛酉（民国十年，1921）七月，沈曾植读杜甫蜀中诸诗，觉其情景交融，虚实并到，善道人意中事。八月间，沈将杜诗书扇，赠予好友王国维，并作〈书杜诗遗王静安跋〉，跋云：「晚岁读草堂蜀中诸诗（杜甫诗），弥益亲切。其善通人意中事，寄情于景，写实于虚，正使元、白、张、姚尽其笔力，不能当此老一二语助词也。质之高明，以为何如？」(注释9）人谓读杜诗，需多历世故，方能知其佳处。对沈寐叟而言，杜甫蜀中诗令他感到「弥益亲切」，自然是因为自己的遗民处境与忧国忧民之愁思，「通其意中事」，让他心有戚戚焉，因而书诗于扇赠予王国维，寻求这位同以清遗民自居，且是自己在学问上敬重之畏友的认同。据此，从书法风格与秘阁刻成时间判断，寐叟为西厓书此杜工部〈江亭〉诗，当亦在此时。其1922年11月20日逝世当天的绝笔之作《行书七言联》（图2），可窥其书法「融帖入碑，上窥分隶」（叶恭绰言）之卓著成就，可与本作对照参看。
沈曾植，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支离叟、东湖庵主等，室名海日楼、曼陀罗寱室等，别名甚多。浙江省嘉兴府嘉兴县（今浙江省嘉兴市）人，沈维鐈孙。光绪六年（1880）进士，用刑部主事，历官总理衙门章京、南昌知府、安徽布政使与寻护巡抚等职。拳乱启衅，与盛宣怀等上海官绅谋划保护长江之策，力疾走江、鄂，决大计于刘坤一、张之洞，而由李鸿章主其成，是为「东南互保」。愤于马关条约，支持洋务运动，参加北京强学会，赞助康、梁变法。后致力教育，曾赴日本考察学务。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辛亥国变后，沈曾植以清遗民身分自居，持忠清立场，曾参与民国六年（1917）张勋迎立宣统帝溥仪于北京复辟，被授予「学部尚书」一职。(注释10）晚年隐居沪上，居所署名海日楼，以诗书遣日，鬻书自给。
沈曾植于学无所不窥，学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著名的蒙元史地学者、史学家，以朴学宗师、硕学通儒，为清末民初学人共同推崇，誉称中国大儒，蜚声中外。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誉其史识广博，为「洪钧（1839〜1893）之后中国第一流人物。」陈寅恪（1890〜1969）称他为：「近世通儒」，王国维认为他是集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大成且继往开来的大学者：「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干、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胡先骕（1894〜1968）称他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有为）、孙仲容（诒让）、刘左庵（师培）、王静庵（国维）先生，未之或先也。」今人许全胜为其作年谱长编，总结其学术云：「嘉兴沈先生，诚三百年学术史之关捩，上承清初干嘉诸老，亭林（顾炎武）、竹汀（钱大昕）以降，当推先生为巨子，下启人间（王国维）、寒柳（陈寅恪）两大师。」
金西厓，名绍坊，字季言，号西厓。浙江南浔（今湖州市）人，久寓上海。自幼勤奋，早年学土木工程，毕业于圣芳济学院（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初从其兄金绍城（金城，1878〜1926）学书画、刻印，后从仲兄金绍堂（东溪）改学竹刻，即有出蓝之誉。善刻留青小臂搁，竹艺精湛，刀法流畅，浑厚生动。1909年，金城与吴昌硕、杨逸（1864〜1929）、王一亭（1867〜1938）等人在上海发起「豫园书画善会」，主要活动于豫园得月楼，西厓常赴此雅集，论艺会友，先后结识赵叔儒（1874〜1945）、吴待秋、吴湖帆与张大千等书画名家，请他们为自己的刻件作画题诗。上海和北京、天津各大笺扇庄为其代收刻件，润例颇高，身价与著名书画家相较，毫不逊色。(注释11）西厓终生专心致志于竹刻，乐之无倦，朝夕奏刀，曾三年内刻制扇骨三百余枚，毕生竹刻作品千余件。1922年大东书局影印东溪、西厓《可读庐竹刻拓本》（又室号可读斋），1933年出版刻竹集《竹素流风》，1948年着《竹刻小言》初稿，对竹刻技法、源流道前人所未道，裨益后学，影响深远。
注释1：金西厓着，王世襄编，《刻竹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223。
注释2：金西厓，《金西厓竹刻作品目录》手稿本，无页码，秘阁第20号。
注释3：杨逸撰，印晓峰点校，《海上墨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54-155。
注释4：学海出版社编辑部编，《杜甫年谱》（台北：学海出版社，1981），页125-135。
注释5：刘逸生，《唐诗小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页152。
注释6：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3。
注释7：许全胜撰，前引书，页469-470。
注释8：李瑞明，《雅人深致——沈曾植诗学略论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页39-41。
注释9：许全胜撰，前引书，页504。
注释10：沈曾植积极参与复辟运动，为其中核心人物，更反对共同起事的康有为所持「虚君共和」论，主张缓设内阁，不以立宪为标榜，而应徐图恢复帝制。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2009），页214。
注释11：陆剑，〈五百年来独此君 记竹刻家金西厓〉，《收藏》（2015年第1期），页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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