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釉里红螭龙纹葫芦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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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2,000,000-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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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中国嘉德，2008.04.27，Lot1921，成交价：RMB 12，320，000；
中国嘉德，2014.11.20，Lot3119，成交价：RMB 16，100，000

本瓶呈葫芦式样，外壁以釉里红作装饰，并以乾隆朝釉里红常见之线描法绘就，以釉里红勾勒纹饰后加点涂法而成，不使用平涂技法，该法可有效的使“花纹清真”。口沿环饰一周如意云头纹，束腰处以蕉叶纹及环带式回纹间隔，底足环饰一周仰莲纹。上下腹描绘四组团龙纹为主体纹样，间以缠枝灵芝瑞草纹相隔。细观之，则可发现上下腹之团龙纹略有不同，二龙的上下方位有所调换。圈足中央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类器皿因其烧成难度较大，烧造资费不菲，数量稀少，因而多为督陶官进贡的贡瓷而非传办瓷器，如本品一直到乾隆晚年皆有烧制贡御，如乾隆六十年，八月五日《贡档进单》有：“（奴才）全德跪进……釉里红葫芦瓶成对。”且据贡档可知，此类葫芦瓶皆用于如宁寿宫、圆明园等处皇帝日常起居场所之陈设。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其制作工艺繁杂而苛刻，讲究物理变化之妙，故明永宣后少有成器者。直至康熙一朝，釉里红呈色渐趋稳定，但仍存在若是火候气氛掌握不准，色暗沉或是浅薄等现象，影响美观。而乾隆皇帝，对于御瓷的烧制不仅仅强调内廷恭造之风格，更将御瓷之烧造层面上升为彰显圣德之境界。
乾隆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自居，除在内府所藏古瓷上錾刻“比德”、“德充符”等印记外，更将烧造完美无缺的瓷器作为彰显圣德的标准之一。如在其《古陶缶歌》中既有:“腹椭口翕德能畜，……陶于河滨此其躅”，其中“陶于河滨”典出《史记 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这个典故阐明因为舜帝秉承了至高的德行，所以烧制的陶器皆无“髻垦薜暴”之态。乾隆皇帝自注“髻垦薜暴”谓之:“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由此烧造器型规矩，釉色纯美的御瓷，被乾隆认为是体现帝王“盛德”的象征。
故而对于烧成色泽不甚明朗的釉里红，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于乾隆初年既有明确表达——《活计档》载，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九“……再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并且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敬谨烧造，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本瓶正是提升改进釉里红发色后，烧造而成之贡御品。同款瓶例，北京故宫博物院随安室陈设着一对乾隆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随安室据说为帝王斋戒期间的居所，室中展示一对相仿瓶例，录于《清代宫廷生活》，图版177；北京市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相同的乾隆釉里红团龙纹葫芦瓶。相同器形及纹样之品尚有一件，惟尺寸较小，圈足直壁，售于香港苏富比，1990年5月15日，编号193，并录于《苏富比二十周年》，图版197；伦敦苏富比于2001年6月20日售一相似例，编号23。该品与此葫芦瓶一样，底署较为罕见之年款﹐“制”字右上之“刂”偏旁开口向内，这种写法颇为鲜见。此类作品尚有乾隆款釉里红龙纹例，清宫旧藏一件釉里红穿芝行龙纹葫芦瓶，年款与本品相类，现仍存北京，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图版174；另可参考一例，所绘为海水祥云游龙图葫芦瓶，曾展于《赵从衍基金会藏明清陶瓷》，编号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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