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洋彩加金镂雕团螭纹开光内绘「时时报喜」双龙耳转心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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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n博士旧藏,编号229(一对之一);
法国Tajan拍卖,1987年3月16-18日(一对之一);
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28日,编号418(一对之一);
重要私人收藏;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此瓶在上下、内外空间的雕镂旋转中,纳时空转圜于一器,可谓意味深深长。帝王手指尖轻轻一推,充满童心的游戏便开始了。祥花、瑞果、喜鹊、金龙在宝瓶舞台上藏藏露露地依次轮转。十全天子的目光所及间,禽鸟的飞、鸣、宿、食;节令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苦、集、寂、灭便也藏藏露露地依次轮转。阴、情、圆、缺;悲、欢、离、合无不闪烁在瓶间。而载“厚德”的天子是可以战胜“时间”的,正如85岁的乾隆在《自题太上皇宝》诗中所云:“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即应顺天行事,内心安宁地迎来他十全五福人生的每一天。而对于子民们,则唯有窥探艺匠之心,体味生命永恒。我们今天也有幸得以亲手转一下宝瓶,旋转舞台之间,日日皆为好日,时时岂非好时?
乾隆帝弘历为满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其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洛克”风格。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洛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洛克。
在陶瓷烧造领域,珠山御窑厂的天下第一督陶官唐英,则相当于帝都之外的郎世宁。唐英与郎世宁一样,同为康、雍、乾三朝老臣,尤其在乾隆父皇雍正时期,仿古采今地创制出五十七种釉彩,使御窑厂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
其在任期间,下定决心“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来精进技艺,并在乾隆的监督与设计下多次“照新样呈进”。创烧出七十多种颜色釉,以及转心瓶、交泰瓶、套瓶等各种巧夺天工的新奇瓷器,不但亲自参与官窑作品的设计与制作,还创烧出可观的文人自用器。“陶人”唐英的制陶造诣生动呈现,他将清宫至美凝固于瓷器之上,今人方才有幸一览往昔峥嵘。乾隆六年至八年期间,转心瓶、套瓶、转心笔筒等代表最高陶瓷科技水准的器型烧制成功。洋彩、珐琅彩呈色、彩绘技法高度纯熟。成为“唐窑”瓷器最后的巅峰。本次保利秋拍,有幸得之“时时报喜”转心瓶,即为乾隆唐窑绝品。
洋彩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 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会造成器物变形。从传世的乾隆镂雕器物来看,整体镂空者镂孔布满器身,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此种工艺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思维的奇巧。
据《乾隆记事文件》中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皇帝传旨,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烧造斗龙舟打(角力)斗人旋转瓶一件”,而唐英烧成的时间却是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转心瓶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并在全部部件烧造成功后组合而成,除此之外,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将近一年半时间,其复杂的工艺及艰难的烧制历程可见一斑,使得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为无价之宝。转心瓶是唐英在乾隆督陶期间研究成功的,唐英逝世后终因制作难度大而停烧,光绪朝虽有仿制,但却远无法企及乾隆朝水平,后朝仿制多以失败告终,成功者也因耗资甚巨而只生产极少的数量。此件玲珑转心瓶由唐英亲自监制烧造,其内外均以洋彩绘图,需多次烧作,故成品率极低。
由《活计档》中可见,乾隆六年之后,唐英监管的景德镇御窑厂,出现制作瓷胎洋彩器,其中便包括锦上添花及玲珑旋转器。而唐英奏折内亦见清高宗朱批上曾严厉责问唐英,为何乾隆五年以前所烧制瓷器远逊于雍正年间所制者。(见乾隆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唐英谨奏《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内朱批:不但去年,数年来所烧制者,远逊于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故,经此推断,洋彩器于乾隆六年之后逐有如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乾隆六年后的瓷胎洋彩更加精致,风格趋近成熟,成为乾隆朝陶艺至臻之品。乾隆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在《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中提到烧造得九中新样式,在奏折中提到“夹层玲珑”、“交泰”、“旋转”等瓷胎洋彩器,则是为迎合乾隆皇帝的艺术观,煞费苦心所研发出来的新奇式样,造价昂贵。此时烧造的洋彩、珐琅彩呈色、彩绘技法高度纯熟,成为“唐窑”瓷器最高的巅峰。
此法为唐英设计并主导烧成,据清文件记载,乾隆七年、八年(1742、1743),唐英进呈他和助手老格精心研制的 “玲珑交泰瓶”、 “冬青玲珑夹萱花瓶”及“冬青有座旋转靶碗”,此些作品代表了乾隆上位初期,唐英所烧造贡御,表现出夹层、镂空、转心、交泰等高难度技术御瓷的伊始。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因担心新品不合乾隆帝心意,唐英诚惶诚恐地说明:“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因其精雅玲珑,弘历自此规定此式瓶于年节时成对烧造进呈。原为试新之作,却因此误打误撞成就了此类器之罕见,烧造本不多,历经数百年流传至今则更显难能可贵。此种工艺相比普通琢器成本高,难度大,故唐英在《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中记载道:“各种琢器,每尺镂雕工饭银四分九厘”,“ 雕镂玲珑一项,如外面玲珑内夹宣花胆瓶是也,透漏里层与一切雕镂者有间。” 此项镂雕技艺较之普通的玲珑要难,故唐英在《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中将其制价银定为每尺八分。文献记有乾隆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及二十二年,御窑厂曾经先后烧造数件可以旋转的瓷瓶及瓷碗。乾隆七年、八年唐英进呈新样夹层玲珑、交泰等瓷器呈览,乾隆皇帝仅御批“览”字。乾隆皇帝亦少见对陶工的奖赏,对于次品,甚至于责备唐英的督导,并罚年俸赔偿。由于求好心切,要求自然严格。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时画珐琅及洋彩瓷器,多属于乾隆早期六至十年间于内廷或景德镇烧制。
尺寸相若之乾隆镂空大器,尚可参考酱釉地粉彩镂空瓜果六角套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00年5月2日,编号639,原与放山居旧藏瓶成对,后者曾先后入 Loch 及 Margadale 勋爵宝蓄,售于香港苏富比1988年5月18日,编号272,后入台北鸿禧美术馆。酱釉地粉彩对瓶,饰与本瓶相类之镂空开光,唯内缀缠枝果纹,间饰灵芝,隙间可窥内瓶青花;对瓶底署六字青花篆款。
往时在清宫陈设的珍贵珐琅彩、洋彩御瓷,一直深锁禁苑,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故宫博物院成立,才第一次给予公开展示,人们才有机会领略到如此巧夺天工之物。民国许之衡先生所著《饮流斋说瓷》中道:瓶之腹际玲珑剔透,两面洞见而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似美术雕刻之象牙球者然。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陶雅名为套环转动之瓶。颇嫌名称烦,古物保存所则标其名曰转心今从之。
清宫旧藏多数镂空旋转瓶,外壁均以满绘纹饰表现,尤其接合处多以金彩或其他纹饰以掩盖其接痕。“玲珑旋转瓶”除取悦帝王转动观赏之外,亦有作为花器使用。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活计档》纪录有:“乾清宫内弘德殿奉三无私殿,陈设旋转瓶并插饰牙花”;“厂官釉洋磁旋转瓶一件、汝釉洋磁旋转瓶一件、洋磁五彩瓶大小二件,将无座之瓶配木座,俱各瓶内配花”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又见“洋彩磁旋转瓶二件传旨配牙花”;四月二十九日“洋彩磁瓶二件配得牙花持进随节活呈进”等配插象牙花的具体事实。突显了珍贵的瓷胎洋彩转心瓶,在宫中不同一般的陈设配置与帝王的青睐。
纵观此瓶,为市场多年来仅见的转心瓶完整器。其余仅见香港佳士得2007年售出一例清乾隆 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成对,应为转心瓶之外套瓶,憾内胆遗失。另一例见上述“清乾隆 外粉青酱釉地描地金银莲纹粉彩镂空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00年春季拍卖,现为北京首都博物馆馆藏。近年亦有“清乾隆 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初为香港苏富比2005年春季拍卖呈现,后为北美十面灵璧山居雅蓄,余例未见,更证本品存世尤为珍罕,传世稀有。
转心瓶为乾隆时期宫廷生活极尽繁荣下的产物。属于清代乾隆盛世创制的一种瓶式。是乾隆帝本人意旨下御窑厂监督唐英,殚精竭虑下创意精研之作。在一个镂雕外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内胆”上部外露,藏于外瓶内,胆上有装饰绘画,有四季景物、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内胆活动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观不同画面,犹如走马灯般。转瓶的制作难度极大,需把外瓶底部制成鸡心状钮,内胆底心做成鸡心状凹槽,钮、槽绝对吻合。“颈瓶”与镂空外套瓶在肩部的榫卯结构精巧,简洁且恰巧紧贴颈、肩咬合,并尤为适于旋转把玩。烧造方面,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烧成后的收缩率,稍有不慎,便可造成钮、槽不吻合,便是前功尽弃。故乾隆御窑制作转瓶的代价十分巨大,往往是“百里挑一”。转心瓶仅专供宫廷,取悦帝王之用。无怪乎许之衡在其名作《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
此转心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其中配以内胆;外壁通体以洋彩绘制纹饰。转心瓶上部为口颈部,撇口,束颈,下外撇;口沿、颈部正中弦纹、及颈足处皆有加金,口沿下绘如意云一周,颈外饰以胭脂红料彩绘卷草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两侧贴塑魑龙耳,雕琢细腻生动,施褐彩为地,上描金勾勒。转心瓶中部通体绘饰黄地洋彩缠枝西番莲花,中部饰四幅圆形开光褐彩加金镂雕团螭纹,施彩敷色妍丽华美。内胆中通景绘制十二只喜鹊,喜鹊象征“喜事临门”,因自古用十二时辰计时,喜鹊十二只则寓“时时报喜”,一年有十二月,亦可称“月月报喜”。所绘喜鹊身姿各异,飞鸣、行、止各自期间。六只在地,六只在树上及天空,亦有代表“欢天喜地”之寓意。除喜鹊之外,纹饰中尚有青松、佛手、灵芝,表祝寿延年,福寿吉祥之意。圈足外撇,以胭脂红料轧道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近底以松石绿釉为地绘蓝料彩回纹一周。器底满施松石绿釉,中央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识。本品集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镂雕,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弥漫着花香鸟语,又透露出皇室的威仪,可谓巧夺天工,美艳非常。该瓶制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洋彩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本品原为成对存世,最初可追溯至法国Maurin博士旧藏,后于1987年3月法国巴黎Tajan公司首次公开拍售,藏家宝蓄近10年,后由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拍卖,再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此时仍是成对传世。直至2011年6月,此对其中单只亮相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后由上海龙美术馆纳入雅蓄。本品为成对中另一例传世,近23年后再次于市场中出现,且是在大陆市场首次呈现。
喜鹊吉祥文化渊源悠久,先秦时,人们以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人们认为常见的鹊鸟能传达未知的消息,把鹊附会成报喜鸟,称之为喜鹊。周代师旷所著的《禽经》中说:“灵鹊兆喜”。清代陈世熙在《开元天宝遗事》亦云:“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灵鹊报喜,兆示吉祥,欢喜。同时,刚正不阿之“梅”花谐音“眉”字,画喜鹊站在梅花枝梢,即组成了“喜上眉(梅)梢”之吉祥图案,颇受清室历代帝王钟爱。
本瓶腹部洋黄地之上牡丹纹以粉红、藕荷二色为主,柔美富丽,得自清初六大家之一恽寿平(1633-1690年)所创花卉画派。综上纹饰之琳琅设色、柠檬黄彩地,皆为数十载前,西洋传教士传入宫廷方得。整体纹饰以色彩明度、饱和度高的明黄、粉红、果绿、深蓝的组合,清新明快、艳而不俗。融合了同时代洛可可艺术的法国宫廷色彩。至今观赏亦颇为时尚。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一定数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并出版的乾隆旋转器、转心瓶仅见九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旋转御瓷数量亦仅为十三例。故存世极为珍罕,稀世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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