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洋彩加金镂雕团螭纹开光内绘「时时报喜」双龙耳转心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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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n博士旧藏，编号229（一对之一）；
法国Tajan拍卖，1987年3月16-18日（一对之一）；
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28日，编号418（一对之一）；
重要私人收藏；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此瓶在上下、内外空间的雕镂旋转中，纳时空转圜于一器，可谓意味深深长。帝王手指尖轻轻一推，充满童心的游戏便开始了。祥花、瑞果、喜鹊、金龙在宝瓶舞台上藏藏露露地依次轮转。十全天子的目光所及间，禽鸟的飞、鸣、宿、食；节令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苦、集、寂、灭便也藏藏露露地依次轮转。阴、情、圆、缺；悲、欢、离、合无不闪烁在瓶间。而载“厚德”的天子是可以战胜“时间”的，正如85岁的乾隆在《自题太上皇宝》诗中所云：“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即应顺天行事，内心安宁地迎来他十全五福人生的每一天。而对于子民们，则唯有窥探艺匠之心，体味生命永恒。我们今天也有幸得以亲手转一下宝瓶，旋转舞台之间，日日皆为好日，时时岂非好时？
乾隆帝弘历为满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其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洛克”风格。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洛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洛克。
在陶瓷烧造领域，珠山御窑厂的天下第一督陶官唐英，则相当于帝都之外的郎世宁。唐英与郎世宁一样，同为康、雍、乾三朝老臣，尤其在乾隆父皇雍正时期，仿古采今地创制出五十七种釉彩，使御窑厂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
其在任期间，下定决心“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来精进技艺，并在乾隆的监督与设计下多次“照新样呈进”。创烧出七十多种颜色釉，以及转心瓶、交泰瓶、套瓶等各种巧夺天工的新奇瓷器，不但亲自参与官窑作品的设计与制作，还创烧出可观的文人自用器。“陶人”唐英的制陶造诣生动呈现，他将清宫至美凝固于瓷器之上，今人方才有幸一览往昔峥嵘。乾隆六年至八年期间，转心瓶、套瓶、转心笔筒等代表最高陶瓷科技水准的器型烧制成功。洋彩、珐琅彩呈色、彩绘技法高度纯熟。成为“唐窑”瓷器最后的巅峰。本次保利秋拍，有幸得之“时时报喜”转心瓶，即为乾隆唐窑绝品。
洋彩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 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会造成器物变形。从传世的乾隆镂雕器物来看，整体镂空者镂孔布满器身，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此种工艺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思维的奇巧。
据《乾隆记事文件》中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皇帝传旨，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烧造斗龙舟打（角力）斗人旋转瓶一件”，而唐英烧成的时间却是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转心瓶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并在全部部件烧造成功后组合而成，除此之外，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将近一年半时间，其复杂的工艺及艰难的烧制历程可见一斑，使得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为无价之宝。转心瓶是唐英在乾隆督陶期间研究成功的，唐英逝世后终因制作难度大而停烧，光绪朝虽有仿制，但却远无法企及乾隆朝水平，后朝仿制多以失败告终，成功者也因耗资甚巨而只生产极少的数量。此件玲珑转心瓶由唐英亲自监制烧造，其内外均以洋彩绘图，需多次烧作，故成品率极低。
由《活计档》中可见，乾隆六年之后，唐英监管的景德镇御窑厂，出现制作瓷胎洋彩器，其中便包括锦上添花及玲珑旋转器。而唐英奏折内亦见清高宗朱批上曾严厉责问唐英，为何乾隆五年以前所烧制瓷器远逊于雍正年间所制者。（见乾隆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唐英谨奏《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内朱批：不但去年，数年来所烧制者，远逊于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故，经此推断，洋彩器于乾隆六年之后逐有如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乾隆六年后的瓷胎洋彩更加精致，风格趋近成熟，成为乾隆朝陶艺至臻之品。乾隆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在《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中提到烧造得九中新样式，在奏折中提到“夹层玲珑”、“交泰”、“旋转”等瓷胎洋彩器，则是为迎合乾隆皇帝的艺术观，煞费苦心所研发出来的新奇式样，造价昂贵。此时烧造的洋彩、珐琅彩呈色、彩绘技法高度纯熟，成为“唐窑”瓷器最高的巅峰。
此法为唐英设计并主导烧成，据清文件记载，乾隆七年、八年（1742、1743），唐英进呈他和助手老格精心研制的 “玲珑交泰瓶”、 “冬青玲珑夹萱花瓶”及“冬青有座旋转靶碗”，此些作品代表了乾隆上位初期，唐英所烧造贡御，表现出夹层、镂空、转心、交泰等高难度技术御瓷的伊始。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因担心新品不合乾隆帝心意，唐英诚惶诚恐地说明：“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因其精雅玲珑，弘历自此规定此式瓶于年节时成对烧造进呈。原为试新之作，却因此误打误撞成就了此类器之罕见，烧造本不多，历经数百年流传至今则更显难能可贵。此种工艺相比普通琢器成本高，难度大，故唐英在《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中记载道：“各种琢器，每尺镂雕工饭银四分九厘”，“ 雕镂玲珑一项，如外面玲珑内夹宣花胆瓶是也，透漏里层与一切雕镂者有间。” 此项镂雕技艺较之普通的玲珑要难，故唐英在《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中将其制价银定为每尺八分。文献记有乾隆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及二十二年，御窑厂曾经先后烧造数件可以旋转的瓷瓶及瓷碗。乾隆七年、八年唐英进呈新样夹层玲珑、交泰等瓷器呈览，乾隆皇帝仅御批“览”字。乾隆皇帝亦少见对陶工的奖赏，对于次品，甚至于责备唐英的督导，并罚年俸赔偿。由于求好心切，要求自然严格。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时画珐琅及洋彩瓷器，多属于乾隆早期六至十年间于内廷或景德镇烧制。
尺寸相若之乾隆镂空大器，尚可参考酱釉地粉彩镂空瓜果六角套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00年5月2日，编号639，原与放山居旧藏瓶成对，后者曾先后入 Loch 及 Margadale 勋爵宝蓄，售于香港苏富比1988年5月18日，编号272，后入台北鸿禧美术馆。酱釉地粉彩对瓶，饰与本瓶相类之镂空开光，唯内缀缠枝果纹，间饰灵芝，隙间可窥内瓶青花；对瓶底署六字青花篆款。
往时在清宫陈设的珍贵珐琅彩、洋彩御瓷，一直深锁禁苑，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故宫博物院成立，才第一次给予公开展示，人们才有机会领略到如此巧夺天工之物。民国许之衡先生所著《饮流斋说瓷》中道：瓶之腹际玲珑剔透，两面洞见而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似美术雕刻之象牙球者然。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陶雅名为套环转动之瓶。颇嫌名称烦，古物保存所则标其名曰转心今从之。
清宫旧藏多数镂空旋转瓶，外壁均以满绘纹饰表现，尤其接合处多以金彩或其他纹饰以掩盖其接痕。“玲珑旋转瓶”除取悦帝王转动观赏之外，亦有作为花器使用。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活计档》纪录有：“乾清宫内弘德殿奉三无私殿，陈设旋转瓶并插饰牙花”；“厂官釉洋磁旋转瓶一件、汝釉洋磁旋转瓶一件、洋磁五彩瓶大小二件，将无座之瓶配木座，俱各瓶内配花”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又见“洋彩磁旋转瓶二件传旨配牙花”；四月二十九日“洋彩磁瓶二件配得牙花持进随节活呈进”等配插象牙花的具体事实。突显了珍贵的瓷胎洋彩转心瓶，在宫中不同一般的陈设配置与帝王的青睐。
纵观此瓶，为市场多年来仅见的转心瓶完整器。其余仅见香港佳士得2007年售出一例清乾隆 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成对，应为转心瓶之外套瓶，憾内胆遗失。另一例见上述“清乾隆 外粉青酱釉地描地金银莲纹粉彩镂空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00年春季拍卖，现为北京首都博物馆馆藏。近年亦有“清乾隆 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初为香港苏富比2005年春季拍卖呈现，后为北美十面灵璧山居雅蓄，余例未见，更证本品存世尤为珍罕，传世稀有。
转心瓶为乾隆时期宫廷生活极尽繁荣下的产物。属于清代乾隆盛世创制的一种瓶式。是乾隆帝本人意旨下御窑厂监督唐英，殚精竭虑下创意精研之作。在一个镂雕外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内胆”上部外露，藏于外瓶内，胆上有装饰绘画，有四季景物、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内胆活动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观不同画面，犹如走马灯般。转瓶的制作难度极大，需把外瓶底部制成鸡心状钮，内胆底心做成鸡心状凹槽，钮、槽绝对吻合。“颈瓶”与镂空外套瓶在肩部的榫卯结构精巧，简洁且恰巧紧贴颈、肩咬合，并尤为适于旋转把玩。烧造方面，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烧成后的收缩率，稍有不慎，便可造成钮、槽不吻合，便是前功尽弃。故乾隆御窑制作转瓶的代价十分巨大，往往是“百里挑一”。转心瓶仅专供宫廷，取悦帝王之用。无怪乎许之衡在其名作《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
此转心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其中配以内胆；外壁通体以洋彩绘制纹饰。转心瓶上部为口颈部，撇口，束颈，下外撇；口沿、颈部正中弦纹、及颈足处皆有加金，口沿下绘如意云一周，颈外饰以胭脂红料彩绘卷草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两侧贴塑魑龙耳，雕琢细腻生动，施褐彩为地，上描金勾勒。转心瓶中部通体绘饰黄地洋彩缠枝西番莲花，中部饰四幅圆形开光褐彩加金镂雕团螭纹，施彩敷色妍丽华美。内胆中通景绘制十二只喜鹊，喜鹊象征“喜事临门”，因自古用十二时辰计时，喜鹊十二只则寓“时时报喜”，一年有十二月，亦可称“月月报喜”。所绘喜鹊身姿各异，飞鸣、行、止各自期间。六只在地，六只在树上及天空，亦有代表“欢天喜地”之寓意。除喜鹊之外，纹饰中尚有青松、佛手、灵芝，表祝寿延年，福寿吉祥之意。圈足外撇，以胭脂红料轧道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近底以松石绿釉为地绘蓝料彩回纹一周。器底满施松石绿釉，中央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识。本品集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镂雕，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弥漫着花香鸟语，又透露出皇室的威仪，可谓巧夺天工，美艳非常。该瓶制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洋彩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本品原为成对存世，最初可追溯至法国Maurin博士旧藏，后于1987年3月法国巴黎Tajan公司首次公开拍售，藏家宝蓄近10年，后由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拍卖，再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此时仍是成对传世。直至2011年6月，此对其中单只亮相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后由上海龙美术馆纳入雅蓄。本品为成对中另一例传世，近23年后再次于市场中出现，且是在大陆市场首次呈现。
喜鹊吉祥文化渊源悠久，先秦时，人们以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人们认为常见的鹊鸟能传达未知的消息，把鹊附会成报喜鸟，称之为喜鹊。周代师旷所著的《禽经》中说：“灵鹊兆喜”。清代陈世熙在《开元天宝遗事》亦云：“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灵鹊报喜，兆示吉祥，欢喜。同时，刚正不阿之“梅”花谐音“眉”字，画喜鹊站在梅花枝梢，即组成了“喜上眉（梅）梢”之吉祥图案，颇受清室历代帝王钟爱。
本瓶腹部洋黄地之上牡丹纹以粉红、藕荷二色为主，柔美富丽，得自清初六大家之一恽寿平（1633-1690年）所创花卉画派。综上纹饰之琳琅设色、柠檬黄彩地，皆为数十载前，西洋传教士传入宫廷方得。整体纹饰以色彩明度、饱和度高的明黄、粉红、果绿、深蓝的组合，清新明快、艳而不俗。融合了同时代洛可可艺术的法国宫廷色彩。至今观赏亦颇为时尚。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一定数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并出版的乾隆旋转器、转心瓶仅见九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旋转御瓷数量亦仅为十三例。故存世极为珍罕，稀世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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