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957年整年日记1册共60页,附带蒋梦麟函稿、徐贤乐致***信函等文稿照片一组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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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此组拍品为非常震撼的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亲笔手书的日记1册,实为国内拍卖首现。日记记录了其在1957年所发生的种种要事和心路历程,蒋梦麟在日记本首页亲笔签名“Chiang Monlin 1957”,日记本共计60页,全部写满。日记中有写到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陶曾谷在1956年被诊断为肾盂癌,1957年的日记不断地记载陶曾谷去医院看病检验之事以及其与***、***、张群、陈诚等政要及名人的社交往来,弥足珍贵。
另外除日记本外此组拍品还包含蒋梦麟致陈诚与陈雪屏函稿2通、蒋梦麟第三任夫人徐贤乐致***的英文信件、徐贤乐手书储蓄账单、账户信息及手稿照片一组。
注:徐贤乐旧藏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徐贤乐(1908-2006),江苏无锡人,原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出身望族。她的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造船工程师,化学教育家。祖父徐建寅18岁时,就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首次试制生成的无烟火药,理化性质很不稳定,遇热、撞击、摩擦、易燃易爆,在一次混合配料中发生爆炸事故,献身科学研究亊业。
尘封六十年《蒋梦麟一九五七年日记》首度出土
蔡登山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898年前后,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1904年赴上海入南洋公学读书。1909年2月入柏克莱加州大学农学院,同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1912年,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附科,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教育学系。后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长胡适六岁,两人同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及哲学家杜威博士的门下,可谓「师出同门」。1917年,两人皆学成返国,蒋梦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适则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时,胡适南下上海,与蒋梦麟共同迎接其师杜威来华讲学。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五四」爱国学潮事件而辞职出京。蒋梦麟夙为蔡元培之门生,在蔡元培尚未还京之时,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其后并由北大总务长而代理校长。此为蒋、胡两人共事北大的时期。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为止。后来两人都离开北京,再不久,蒋梦麟当了教育部长,而胡适也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身为校长的胡适以在《新月》杂志,发表批评党国言论,触忤当道,身为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曾予警告,胡适竟将原令退回。彼此虽立场有异,但私交则并无芥蒂。1930年间,两人相继辞去职务。
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后,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就回杭州。而胡适却从南京对岸的浦口车站候车北上。两人一北一南的,此时已有要蒋梦麟接掌北大的消息,但他并不愿意就职。据胡适后来回忆:「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下,孟邻迟疑不肯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
对于蒋梦麟的顾虑,傅斯年、胡适心中是相当清楚的。热心的傅斯年找了胡适商量,后来经过他俩与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Roger S. Greene)详谈,「居然拟出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梦麟先生,他也很感动,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其具体方案的内容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两百万元,作为合作的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与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得蒋梦麟同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在1931年1月聘任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初不肯就任,但经不住蒋梦麟等人多次商请,最后义不容辞,允其所请,但因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故虽在北大任职,但不受北大的薪俸。
自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光中,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的航向,而其中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帮助尤大。蒋梦麟后来在〈忆孟真〉一文中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为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而当时也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艰危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梦麟校长,适之文学院长及周枚孙(炳琳)法学院长随时集会,我也有时参加。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由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孙两院长,我也参加,交换意见。月涵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梦麟先生总是听了适之的意见而后发言。北大校务会议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的发言最多,最有力。清华同学会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期间,蒋梦麟随校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而胡适则赴美从事抗战宣传,旋膺命为驻美大使。胜利后,蒋梦麟先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胡适则任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农复会迁往台湾后,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推动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农业改良和教育项目。由于农复会由美国提供资金,其薪级表不受政府工资表的约束,因此该机构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机构更高的薪酬,吸引训练有素和能干的员工。委员包括康乃尔大学农业学院毕业的沈宗瀚,其在1950年代初期担任农复会的农业经济学家。蒋梦麟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帮助台湾的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作出杰出的贡献,因此在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蒋梦麟的代表作是《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该书是他在抗战期间躲警报在防空洞,陆续以英文写成。主要叙述1842年香港割让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期间中国人民生活问题面向,包括心理、情感及道德等议题之探讨,深入分析中国之民族特性、宗教、文化道德、社会与政治之发展。1947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英文版,1957年蒋梦麟在台湾《中华日报》陆续发表中文译文,1959年出版中文版《西潮》,盛况空前,年青人几乎人手一册。也因此蒋梦麟有计划出版第二本自传式的著作《新潮》,然因公务繁忙与健康等因素,《新潮》一书尚未完成,便于1964年辞世。直到1967年9月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才将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新潮》一书。因此《西潮》和《新潮》两书是属于蒋梦麟比较自传性的著作。
有关蒋梦麟的日记,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甚至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而《蒋梦麟日记,1957》的发现,是一直到2006年1月10日徐贤乐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后的事。说到蒋梦麟有过三次婚姻,他的元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长子仁宇,次子仁渊,长女燕华,幼子仁浩。而一九三三年他与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仁山(1894年-1928年)之遗孀陶曾谷结婚,而与孙玉书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协议离婚。一九四九年来台时蒋梦麟仅带女儿蒋燕华来台湾,其余三子均留大陆。而他和陶曾谷并无所出,仅有陶曾谷和高仁山所生的女儿陶燕锦亦来台。这也是老友胡适在劝告信中一直强调的:「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案:蒋梦麟与元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案:陶曾榖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的由来。1958年,夫人陶曾榖因病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而短短不到两年,也就是1963年4月10日蒋梦麟便透过法律诉讼程序,诉请与徐贤乐离婚,一年后,蒋梦麟在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而离婚后的徐贤乐则一直寡居着,活到将近百岁,直到2006年1月10日,才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就在徐贤乐病逝后,因她无子女继承,而住所将收归政府,在清理卧房时在床铺底下发现一小包纸袋,里面有着她与蒋梦麟的合照,她自己的照片,和她当年和蒋梦麟打离婚官司时的档,包括银行账户、股票买卖凭据等等,还有当时蒋梦麟追求她时所写的诗句、便条纸,甚至蒋梦麟所预立的遗嘱,她都一一翻拍成照片(原件不知是否呈给法院?),至于有些信函倒是保有原稿或抄稿,如她给蒋夫人***的中英文信函,及抄录蒋梦麟给陈诚副总统和陈雪屏的信函。而令人讶异的是居然有日记一本,首页以英文写着「Chiang Monlin 1957」,是蒋梦麟1957年日记无疑。
至于徐贤乐何以要扣留这一年的日记?1957年当时徐贤乐尚未在蒋梦麟生命中出现,甚至他们都还不曾认识。由此看来蒋梦麟是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是每年一本,1957年的日记可能只是众多日记中的一本,婚后的徐贤乐在打离婚官司前,可能只是随意扣留一本,而其他日记又在何处?这在目前没有答案,或许是当时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带到美国去,也或许永远消失在人世间了。
而1957年的日记里又记载了哪些内容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在1956年被诊断为肾盂癌,1957年的日记不断地记载陶曾谷去医院看病检验之事,身体发高烧,小便出血等等病情,在7月10日日记云:「曾谷赴医院谒姜大夫,经检验据云成绩甚好,大致可无虑。自去年11月2日动手术至今计8个月8天,在此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忧虑和紧张心绪。」除了家事外,他毕竟是位学人,日记中记载他读了些什么书,以外文书为主,还涉及日本史、甚至《六祖坛经》等等。当然他身兼农复会主委及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委,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业务上的开会外,还需要接见许多外宾、访问团,而以他在党国的大老地位,有时在许多重要的宴会,他都需要参加,送往迎来,确实花去不少时间。我们看看这其中所记载的一些片段:
一月八日(周二):晚在副总统家开小组会议,本小组奉中央奖状成绩优良,余又被选为小组长,余任此职已四、五年矣。
一月十二日(周六):午后石门水库委会,通过工程顾问合同原则。副总统六十寿,晚在寓宴客,总统夫妇参加(阴历十二月十二日)。
一月二十日(周日):午前偕谷赴怀恩堂礼拜,并谒思亮、雪屏、大猷诸君,同谷赴圆山饭店午饭,今日为余七十一生辰,陈辞修副总统、俞院长、严主席、张岳军均来贺。晚农复会同人在自由之家晚宴。
四月三日(周三):午前赴立法院预算委员会报告农复会预算。
四月二十一日(周日):晨偕谷投票选举台北市长及省议员,傍晚看电影。
五月一日(周三):午后总统及夫人招待美军顾问团。
五月十八日(周六):午前参观美国海军设立之微生物研究所。中午在教育部开会讨论组合国文教组会员选举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周六):群众因Reynolds案,捣毁美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昨晚军队开入台北市弹压,今日秩序已渐恢复。
六月三日(周一):午后外交部欢迎日本首相岸信介于中山堂。
七月四日(周四):美国国庆节,中午赴美大使署酒会。
九月二十八日(周六):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总统请教育界午餐。
十月二日(周二):昨志希来电话,总统对于孔子纪念文甚嘉许。
十月二十三日(周三):午前全代会,同意举陈诚为副总裁,晚总裁在中山堂请全代表晚宴。
十一月一日(周五):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
十一月十九日(周二):午前菲律宾调查团来会讨论中日菲三国合作事业情形及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周一):晨视察虎尾灭鼠工作,午后赴彰化县政府听取防鼠工作报告。谒省主席周至柔兄,农厅长金阳镐兄,宿八卦山。
十二月十七日(周二):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
其中日记提及的Reynolds案,即是五二四事件,又称刘自然事件,是1957年一起示威事件,发生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的台北市中华路。本案为台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少有的几次反美事件之一,亦为台湾戒严时期罕见之大规模示威活动。起因是同年3月20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在参加友人婚宴返家途中,于十一点在台北市阳明山驻台美军上士雷诺(R · G · Reynolds)的住宅门前,遭雷诺连开两枪毙命,但在两个月后的5月23日,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投票表决结果,以「杀人罪嫌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雷诺无罪释放,并于当日将其遣送回美国。5月24日,台湾各大报纸媒体纷纷刊出文章,抨击美方判决不公,当天的《联合报》社论更以「抗议美军蔑视人权」为题,攻击美方放纵人犯,而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也在报上发表〈我向社会哭诉〉一文,向社会大众提出要求,并于当天上午十时手持用中英文书写的「杀人者无罪?我抗议!我控诉!」标语牌,到驻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引发群众包围美国大使馆。
当天晚上七时四十分,群众冲破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大使馆进行彻底破坏,晚间八点,军方介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九点钟实施宵禁戒严,十一点钟并有大批台北市卫戌部队开赴事件现场展开驱离及压制行动,为时大约十个小时的暴乱场面才被平抑下去,不过戒严令仍持续实施。蒋梦麟的日记应该是根据25日报纸报导的。
另外日记中提到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并受到总统的赞许。根据日记蒋梦麟从9月16日开始写这篇文章,到9月19日日记云:「终日在家作纪念孔子文,九成以上完成。」之后又经修改,直到9月23日午前才完全定稿,前后花了一星期左右,9月28日宣读后,翌日全文刊载于台湾各大报,题为〈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概述孔子思想,天与人、人与人和人与物的三要点之相互关系,以及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三要素学说,奠定日后两千四百多年的中国学术方向,型塑了中国文化特性。
日记中又说12月1日开始写〈耶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12月10日云:「作耶文,上篇毕」。而到了12月23日,这篇文章刊载于《新生报》。文中阐述西方文化的演进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西方透过船坚炮利打开中国门户,耶稣教文化因此传入,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
除此而外,在日记中可看出曾经身为北大的校长和在抗战期间北大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蒋梦麟又兼「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因此即使他后来来台,但每年的校庆,在台的师生校友都会聚会庆祝。日记中有11月1日:「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12月17日:「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之记载。
另外日记又记载有3月13日赴士林签名祝蒋夫人寿(阴历2月12日),而6月18日日记说:「今日为谷与余结婚廿五周年」,8月4日日记云:「午后李石曾先生新婚招待茶会」,此是李石曾的第四次婚姻,李石曾是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李石曾的元配姚同宜1941年病逝于法国里昂,李石曾于1943年继娶美籍犹太人茹素(Rosenberg),1946年两人解除婚约。1947年2月2日李石曾和林素珊在上海「世界社」会所举行婚礼。1954年2月1日林素珊因脑血栓突然病逝。1956年李石曾从乌拉圭返抵台北,经旧友齐如山的介绍,才认识田宝田女士的。田女士是辅仁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系外交部亚东司帮办田宝岱之胞妹。他们是在7月26日结婚的,七十八岁高龄的李石曾和时年四十二岁的田宝田,可谓「忘年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蒋梦麟日记所载是他们结婚后(8月4日)的招待茶会。
我常认为日记、书信等文献有其史料的价值,尤其日记是当时每天记下的,更有当下的意义。当经过数十年后即使当事者都有可能记忆模糊,但日记就白纸黑字地呈现在那里,它可补历史的不足,正由于它保留太多的细节,不管是国家大事或是个人生活琐事。《蒋梦麟日记,1957》虽只有一年时间,但也见证了许多事情,上至***、***、岳军(张群)、辞修(陈诚)、(蒋)彦士、(钱)思亮、(陈)雪屏、(吴)大猷、俞院长(鸿钧)、严主席(家淦)、朱骝先(家骅)等,一直到国外元首、驻华使节、访问农复会的外国嘉宾等等日记多有所记载。尤其是要研究当时台湾农业交流的情况,有相当重要的讯息存在其中。这也是《蒋梦麟日记》的首次面世,是目前为止独一无二的蒋氏一手史料,期盼日后再有其他年份的日记出现,或可更完整窥悉其晚年生命历程!对蒋梦麟先生的研究,这本首次问世的日记遗存,当只是一个发端吧?
蒋梦麟与徐贤乐婚变的始末
蔡登山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下午,胡适在因病住院五十六天后,还在调养身体之际,他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晚上送给陈雪屏看过之后,再签名,已是夜里十点二十分了),信原文如下:
孟邻吾兄:
上次我们见面,得畅谈甚久,你说此后你准备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然后以退休之身,备社会国家的咨询。我听了你那天的话,十分高兴,我佩服你的信心与勇气。我病后自觉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故颇感觉惭愧,但我衷心相信,也渴望你的精力还能够「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
我们畅谈后不久,我就听说你在考虑结婚,又听说你考虑的是什么人。我最初听到这消息,当然替我五十年老友高兴,当然想望你的续弦,可能更帮助你,实现「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的雄心。
但是,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甚至辞修(案:陈诚)、岳军(案:张群)两先生也都表示很深刻的关心。
约在八天之前,我曾约逵羽(案:樊际昌,时为农复会总务长,是蒋梦麟的属下)来吃饭,我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他。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是(案: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这是我八天之前对逵羽说的话。
逵羽说,他知道大律师端木先生(案:端木恺)认识某女士最久,最熟,所以逵羽曾向端木先生打听此人的底细。逵羽说,他听了端木先生的话,认为满意了。他又说,孟邻兄自己觉得这位小姐很能能干,并且很老实。根据端木律师报告,和孟邻兄自己的考语,逵羽不愿劝阻,也劝我不要说话了。
但是,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他们说:现在形势更迫切了。某小姐以详细查明孟邻先生的全部财产状况了,将来势必闹到孟邻先生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而永远仍无可以满足这位小姐贪心之一日!
总而言之,据这些朋友的报告,端木律师给逵羽报告是完全不可靠的。并非端木先生有心不说实话,只是因为他世故太深了,不愿破坏眼见快要成功的婚姻。
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案: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事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晚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榖(案:陶曾榖,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我万分诚恳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
万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展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案:蒋梦麟与元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案:陶曾榖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全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是不肯嫁女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无论上策,中策,老兄似应辞修、岳军两兄坦白一谈。老兄是一个「公家人」(a public man),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尤其是辞修先生对老兄付托之重,全国无比!故老兄不可不与他郑重一谈。
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你敬你的。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时二十分
半世纪的友谊,使得胡适握笔后不能自休,侃侃地道尽肺腑之言。奈何此时蒋梦麟已被爱情冲昏头了,他没想到反对声浪中,也有他老友的一份。因此蒋梦麟在阅信后极为不快,他甚至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经其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回顾蒋梦麟在一九五八年,夫人陶曾榖因病去世后,就非常落寞。尤其他当时以农复会主委身份,又兼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委,一个星期有两三天在石门工作,并住在那里。在空山静夜,深松青溪,幽静皓月的情境之下,他难耐寂寥。而据记者姚凤盘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联合报》的报导中说:「……这件亲事真正的红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太太,她是蒋氏亡妻陶曾榖女士的表亲,陶女士缠绵床榻时,她常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她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那位太太回忆说:「当时陶女士的眼中含着泪水,她并且凝视着我,一再地说这件事你要暗中替他进行!我现在就谢谢你!」。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据报导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蒋氏动心。直到一九六〇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透过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1908年-2006年),是江苏无锡人,系出名门。曾祖父徐寿(1818年-1884年)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卒于清光绪十年,享年六十七岁。曾国藩称赞他是「天下第一奇士」。李鸿章说她「讲求西学,时开吾华风气之先」。丁宝桢则说其「杜门不出,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则称他,「绝学无双」 。他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造船工程师,化学教育家。一八六五年,徐寿等制成我国造船史上第一艘自制轮船–「黄鹄」号,「是为中国自造轮船之始」。一八六八年七月初,他曾与华蘅芳等人设计监造的第一号兵轮下水。船长185尺,宽27.5尺,马力392匹,载重6000吨,安装单耳钢炮八尊。曾国藩取名「恬吉」(后光绪即位,避其名讳,改名「惠吉」。)而后又有第二号轮船「操江」及第三号轮船「测海」第四号轮船「威靖」,第五号兵轮「镇安」(后改名为「海安」),第六号兵轮「驭远」及铁甲轮「金瓯」号的制造。另外在系统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创办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他做出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在一八六七年转到江南制造局工作,与英国教士傅兰雅(J. Fryer)一起,创办我国最早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前后十七年间,他主要的贡献是编译西方科技书籍。一八六九年他和傅兰雅合译英人韦尔斯(D. A. Wells)的《无机化学》题名为《化学鉴原》十二卷。又与傅兰雅合译英人布洛西厄姆(C. L. Bloxam)的《有机化学》题名为《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他们首创化学元素汉译名原则,其原则及36个元素译名则沿用至今。又合译德国富里尼乌司(K. R. Fresenius)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题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以上七种译者,后来汇编成《化学大成》。另外还与傅兰雅合译物理的著作:《物体遇热改易记》。这八部书将当时西方近代化学、物理的理论与实验方法,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此外还有《法律医学》,《论医学》,《营城揭要》,《测地绘图》等有关医学、建筑学和测量学方面的译者。
祖父徐建寅(1845年-1901年),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得年五十七岁。他是徐寿的次子,从小在耳濡目染之下,培养了对科学技术的爱好。十八岁时,就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一八七四年,奉调天津制造局,又到山东机器局,致力于火药的研制。一八七九年,至德国参观罗物机器厂,考察制造枪管的工艺。又至法国巴黎及英国等地考察造船事宜,并与德国伏尔坚厂签订承造铁甲船之合同。一九八一年十月方从德国返抵上海。中日甲午战争,徐建寅力主抗击日本侵略者,触犯了李鸿章,因此在直隶多年不受重用。一九〇〇年五月,张之洞调徐建寅至湖北,委办省城保安火药局。次年,又委他总办钢药厂。二月,制成无烟火药。二月十二日,合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尸骸焦烂,惨不忍睹。他与傅兰雅译有:《化学分原》、《汽机新制》、《声学》、《水师操练》、《轮船布阵》、《格林炮操法》、《艺器记珠》、《器象显真图》、《电学》等。并撰有《欧游杂录》一书,纂成《兵法新书》十六卷,纂修《锡山徐氏宗谱》。
父亲徐家保(1867年-1922年),又名家宝,字献廷,是徐建寅长子。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一八八三年至八五年间,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译者有《炼钢要言》、《保富述要》(又名《保富兴国》)、《国政贸易相关书》、《工艺准绳》、《长江新图说》(未译完)、《航海章程》、《钢铁化学》等。
徐贤乐为徐家保之四女(案:徐家保有五子四女——徐健、徐倬云、徐鄂云、徐复云、徐佩云;徐贤来、徐银仙、徐政、徐贤乐。),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兄弟姐妹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徐倬云,有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徐鄂云,更有法国国际法博士的徐复云。徐贤乐因为是徐家么女,在家中备受宠爱,人又长得非常漂亮。据他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的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也因为如此,她从大学毕业后追求着相当多,据她的堂妹徐芳表示,其中有位上海青年名叫沈道明的,和她交往了颇长的一段期间。沈为经商者,颇有积蓄,但两人并没有因此结婚,或许是因为徐贤乐对金钱看得太重有关。后来在上海得识了杨杰将军,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三七年间,杨杰尚未担任驻苏联大使之前。
杨杰(1889年-1949年),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军事论着。在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历任***的总参谋长,多次出谋策划,扭转危局。一九〇〇年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书。一九〇五年考入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后因成绩出众,被清政府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一九〇七年与***同时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一九〇九年他加入同盟会。一九一四年,他与赵丕颀结婚。次年,参加护国战争。一九二一年,他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再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夫人也考取日本女子大学。在陆军大学的四年中,杨杰专心致志,勤奋苦读。在一次演习中,他被选为统帅,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宝刀,因此有「天才将军」之称。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连连称赞杨杰,认为「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一九二六年五月,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参加北伐战争。次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参加军事委员会。中原大战中,因军事倥偬,夫人在上海病故,他也无法见到一面,为此他殊感痛心。后来在南京开追悼会时,***和***皆前往悼念及致意。一九三一年,他在天津与南开大学毕业生胡允文结婚,但后来因性格不合,于一九三四年离婚。一九三三年,***派他出国考察,在将近一年时间里,他走过二十九个国家。在莫斯科,斯大林对他极为器重,称他为「战略专家」,并曾数度接见。英国国防大臣也赞赏其军事才能,称他为「军学泰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以自己随身多年的一根马鞭馈赠,以表达其敬佩之意。抗战军兴,他被***特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苏联军事物资的援助。他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拜会了斯大林,先获得飞机一百三十架,坦克八十二辆,大炮一百三十八门之援助,再先后获得两亿五千万美元之贷款,苏联并派了航空员及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对日抗战。次年,他担任驻苏大使,直到一九四〇年初被免职。
杨杰天性耿直,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奉***之命检查航空委员会新购飞机时,因发现其中几架是以报废的飞机来充抵时,他在气愤之余,如实地向***报告,他却没考虑到其委员会之负责人是孔祥熙等四大家族内的要员,因此他此举既得罪了四大家族,又令***十分尴尬。时隔不久,四大家族的一些要员们向***「控告」杨杰在修筑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蒋遂逮捕并枪毙了他的军需处长和副处长,并撤了他代理参谋总长和城塞组长之职。蒋、杨之间已貌合神离,因此这次驻苏大使之职,并非出于重用,而是***杯酒释兵权的计谋。
杨杰回国后,曾向***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和中苏亲善的建议。但***却派人送给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令其好好阅读,并加批注:于三个月后送还。杨杰为此气得把书丢在一边,成天打麻将。三个月后,他批了几个字,将书送还。蒋看了批注后,大发脾气,于是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为此他留在重庆。也就在这段期间,他在闲暇之余,想起之前在上海认识的徐贤乐,他要徐贤乐由上海至香港再转到重庆,两人不久就在重庆结婚了。但在结婚后七个月,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离婚收场。杨杰后来因公然反蒋,于一九四九年被***派员暗杀于香港。抗战期间,徐贤乐曾在重庆外交部和复兴公司做过事。来台后,她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一直做到退休为止。
徐贤乐早年风华绝代,明艳照人,她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据前引《联合报》的报导说,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博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他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词曰:
永夜拗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
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敻词,调寄诉衷情。辛丑春书于石门,蒋梦麟。
(纸的后面还有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妳」)
蒋梦麟与徐贤乐的感情与日俱增,我们从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蒋梦麟留给徐贤乐的便条,便可得知一二。五月二十三日:「昨辰匆匆自谷关赶回参加晚上之宴会。今晨于农复会开会后,即将赴石门欢迎秘总统参观水库。晚将参与陈副总统宴。明晚秘总统公宴。后日(星四,五月二十五日。)于参加佐登(约旦)国庆酒会后,当即趋府奉谒(约八时左右)。并共外出晚餐如何?贤乐吾爱」六月一日:「昨午后六时奉访,未晤为怅。今晚如有暇,外出共餐如何?或至舍间便餐亦可。数日未见,颇为念念。贤乐,当于今晚六时半再来。」六月十六日:「刻赴石门,星期日回来再见,此致 贤乐」。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因此才有本文一开头引用的那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要他能与陈诚副总统郑重的谈一谈,当时陈诚副总统也是持反对意见者,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他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当时蒋梦麟曾答应陈诚不和徐贤乐结婚的,如今他自己却变卦了。于是他在七月间就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辞修先生赐鉴:
自室人谢世,业逾三年。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尤当更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此中况味,非亲历其境者,不能想象。自觉长此下去,精神意绪,终必日趋消沉。目前虽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且已儿女成群,有其为妻为母之责任,自不能终身随侍老父。故自去秋以后,即考虑续弦之事。前后虽有数度介绍,但合适当意者少。自知年事已高,故对物色对象,并无太大奢望。祇求年龄合适,无他牵累而已。后经友人介绍,获识徐贤乐女士。徐女士出身世家,江苏望族,其曾祖及祖父之事迹,均详见中国名人大辞典(其传略附呈),其父亦江南知名之士。徐女士毕业大学。抗战期间,服务重庆,与杨耿光结婚时,由当时内政部长周钟岳先生为之证婚,并由许静老代表女方家长为之主婚。故其婚礼,完全合法。有婚书、照片、主婚人可证。结婚后,两情不洽,未几仳离。来台以后,任我中央信托局迄今。平时奉公守法,公余补习英文,对于读书亦尚有兴趣。其间虽亦有所介绍,但终因低昂之间,未有所成。梦麟今已七十有五,自谂尚能知人,相识以还,经半年来之考察,尤以最近一月婚事停顿以后,其所表现之忍耐、宽容,顾全大体等实均有足多者。此事自经大华晚报宣布,国外报纸,近如越南,远如美国,均已有所报导。故经再三考虑,为梦麟,为对方,亦为政府声誉,事实上,已非立即结婚不可。频年以来,公私备蒙关垂,衷心感激,非言可宣。但实逼履此,事非得已,兹以决定于最短期间完成结婚手续。用为缕陈种种,务恳。曲予鉴谅。婚后北返,当再趋谒,面陈种切。敬请勋绥,并候夫人妆次
蒋梦麟也知道反对的人多势众,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台北市临沂街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当天,蒋梦麟还给女儿写信,信中云:「燕华: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有人之爱我,思有以助我者,实则适足以杀我耳。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识徐女士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故诸事之兴致日浓。惜谣言蠭起,众口铄金,而阻力遂起。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我现在所欲言者,非为徐女士或为我自己辩护,悠悠之口,无可与辩,姑亦听之而已。我常能见人之不及见,行人之不敢行。我自能断能行。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徐女士结婚……」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征信新闻》报说,蒋梦麟并发表谈话,说他一位从前北大的老朋友,曾经写信劝阻他,他连信也不看,把它扔在字纸篓里去了。他还说,这老朋友比不上我,他只会在字纸篓里工作的。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中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榖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事已至此,胡适自是无话可说了,我们翻看胡适的日记,他对此事不曾有一字之评论,只贴了七月十九日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大华晚报》,二十日的《联合报》等七份剪报,外加对蒋梦麟生辰年月日考证。因为《中央日报》报导蒋梦麟结婚时是七十五岁,而《新生报》及《联合报》则说是七十三岁,两者说法不一,因此胡适作了一个小小的考证,但可惜的是胡适考证出蒋梦麟的生日是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日,其实正确的是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日。所以结婚时蒋梦麟是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案:徐的年龄除《中央日报》报导正确外,余皆错误)。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案:七月二十六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又能多说些什么?他只劝蒋梦麟尽快去安慰,因此事而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女儿—蒋燕华。八月六日下午,蒋梦麟偕同徐贤乐来看胡适,蒋梦麟来时坐在冷气机的一边,因怕冷,立即转到另一边去。胡适后来告诉护士徐秋皎小姐说:「到底梦麟年纪大了。我还不怕冷风,也吃冷冰,用冷水洗面的。他不行了。」
在两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六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不愼失足折骨。后来据起诉状所言,徐贤乐对病中的蒋梦麟照顾不周,甚至不大关切。又以费用难筹为词,要蒋迁住小病房,更甚者徐贤乐竟以此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又为小事与蒋燕华、樊际昌等吵闹,甚至拍桌谩骂,特别是要求蒋梦麟的同僚好友沈宗瀚的夫人沈刘廷芳迁离宿舍,更令蒋梦麟无地自容。于是蒋梦麟在出院后,就没回家而把自己隐藏起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蒋梦麟并写了一封「分居理由书」,托人转交徐贤乐。此信被徐贤乐认为是「一纸休书」,她以「弱女子」自居,反击了蒋梦麟。三月二日,蒋梦麟给徐贤乐一封措词严厉的「摊牌信」,信中指责徐贤乐不关心他,在其开刀前后迁出户口,移转其财产,甚至连蒋燕华和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也过户了。徐贤乐在三月十四日写了〈徐贤乐覆蒋梦麟书〉 ,对住院照顾、户口迁移等事均有所解释。对存折、股票、土地过户一事,她说完全是依照蒋梦麟当初对她说的话做的。徐贤乐说:「因为你曾对我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榖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并且说蒋梦麟把图章交给她,要她去过户。最后则指控蒋梦麟两个月以来生活费分文未给,汽车也不给她用,将保管箱及各行号存款一概冻结,并将股票登报声明挂失,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她的积蓄等等。四月九日,蒋梦麟的律师王善祥去见徐贤乐,谈判离婚一事,为徐贤乐所拒。于是蒋梦麟乃于四月十日诉请离婚。
四月十日,蒋梦麟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的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案:胡适已于一年前的二月二十四日去世了。)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 徐贤乐则向记者出示各有关文件,埋怨蒋梦麟数月来避不见面,完全是「三男两女」集团挑拨所致。她坚持「结婚乃终身大事,是爱蒋博士人,而不是他的钱,当初嫁他,就是要做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决不离婚。」 蒋梦麟同时把胡适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夜(案:本文开头所引之信)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交给《中央日报》发表了。对于蒋梦麟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在四月十六日的《联合报》上发表〈我与蒋梦麟〉一文 ,否认她与蒋梦麟已构成了离婚条件,她强调蒋梦麟是个忠厚的人,要离婚完全是受人挑拨所致,而非他的本意。文分「画眉之乐」、「白首之旅」、「意外之波」、「胡适之函」、「婚礼之辩」、「成全之计」六小节,侃侃辩驳,深具文采。而在此同时与男女双方具有渊源的党国元老李石曾,也是在一九五七年以七十八岁高龄和时年四十二岁的田宝田结为「忘年伴侣」,白发红颜,一时传为佳话。因此他同时写信给蒋梦麟与徐贤乐,以鲁仲连的身份,愿做调人, 但并未双方所接受。
这场婚变在当时闹得满城风云,时间长达三个月余,双方互相指责,各报则长篇累牍地加以报导 ,宛如一出高潮迭起的连续剧,它更成为文人间谈论的话题。其中有马五先生(案:雷啸岑)将袁枚咏〈马嵬坡〉的诗句,改为:「到底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婚。」他是同情徐贤乐,但对于事实则有失偏颇的。把「金钱看得太重,而失去夫妻之情者」,应该是徐贤乐,而非蒋梦麟。所谓「因财失义」,这对徐贤乐而言,已非头一遭,而整个发展过程,都不幸地为胡适所言中了。胡适当年是极力反对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的,除了信中所提的理由之外,据刘真先生说:「有一次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之先生处谈天,胡先生便向我提及此事,她说梦麟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娶个年轻的太太,难免不当寡妇。如感一个人生活孤寂,不妨找个年龄稍大的特别护士,陪他住在一起,何必续弦自找麻烦。」 我们知道胡适在美国因心脏病发之后,有「特别护士」哈德曼夫人(Mrs Virginia Davis Hartman)的细心照顾,后来胡适卸任大使,哈德曼夫人还帮胡适找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0四号的住所。当年担任胡适大使的秘书的傅安明回忆说,「胡先生旅居纽约三年多,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财乘船回国任北大校长。这三年多时间,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的寂寞生活的调剂(案:胡适在美近九年的时光中,江冬秀并不在身边,而是远在上海。)」学者刘广定从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所藏的「胡适档案」看到的数据推论,哈德曼夫人「不只是胡先生的异性知交,还对胡先生表现了深厚的爱情。」 胡适对将「特别护士」与续弦之事,合为一谈,使得他对哈德曼夫人的情意,在此又得到一次的证明。
对蒋、徐婚变,其中还有对联者,以两人之姓名嵌入联中而又不露痕迹,深具针贬之意者。上联曰:「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下联是:「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案:蒋梦麟,号孟邻)。其中蒋径指汉代名将蒋诩,蒋径既告全荒,孟母当然不愿择为邻居了。此联蕴意深远,堪称佳构也。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蒋梦麟正式向台北地院提出离婚及反还财物之诉,他在起诉状中提到「不意婚后不久,被告乖张之迹,即行暴露:诸如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寝食不安……」,「被告对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时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案:陶曾榖于一九五八年病逝,葬于台北第一公墓。)企图绝我忆念。对女儿燕华,则百般凌辱,迫令迁出,其行为乖张,难以枚举。」文中还列举六大具体事实而告之。
徐贤乐在八月九日提出万言答辩书,针对蒋梦麟状中所指控的「凌辱女儿」、「侵渎先室」,以十点理由加以反驳。其中关于「凌辱女儿」部分,她用蒋燕华在同年四月十二日对记者访问中所说的话:「在父亲结婚时,她全家已搬出德惠街,只有过年过节时会到他父亲那里看看,有时也与徐贤乐女士谈谈话,彼此之间相处,从未说过重一点的话。」,来证明她对蒋燕华并无凌辱迫迁之事。至于对「侵渎先室」一节,徐贤乐则对陶曾榖并非蒋梦麟之元配,加以反击。徐贤乐在答辩书中说:「至原告所谓『侵渎先室』,按原告『先室』不止一人,原告昔年在南京任教育部长时,陶曾榖原为原告秘书,当时原告固以使君有妇,而亦与陶女士双双墬入爱河,结果原告与元配夫人分居,陶女士则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疑义。如果其所谓『侵渎先室』,即其系指状后所称『被告对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时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企图绝我忆念』而言,则又纯属原告向壁虚构,被告与陶女士虽不相识,然仰其贤名,心窃慕之。而原告个性刚强,尝自谓『我的决定是不容干涉的,压力越大,我的定力愈坚』,被告对原告个性深为了解,原告追忆亡室,凭吊墓园,被告正为其深情所感动,被告纵使至愚,亦不敢加以禁止,何况我亦为人妻,原告悼念亡妻,我又何忍相阻。」。
陶曾榖原为高仁山之遗孀,据朱经农之子朱文长在《爱山庐诗钞》的注解中说:「陶曾榖女士与先父继配净珊夫人(案:杨静山),婚前均在上海某私立中学任教。后陶嫁先父好友高仁山先生。仁山先生为我国有数之先进教育家。在北平创设艺文中学以实验其教育理想。曾榖女士襄助实多。乃北伐军兴,北方之军阀随其军事之失败,日益例行逆施。竟拘捕仁山先生,封其学校。不久仁山先生成仁,曾榖女士携孤南来,净珊夫人迎之于南京,为之安置。先父乃介绍曾榖女士入教育部工作。时蒋梦麟先生为教育部长。日久双方发生情愫。玄武湖头时见倩影,而多半时间主任秘书郑天挺先生常相陪伴。孟邻先生离教部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终不能克制情感,乃与陶氏成婚于北平。席间胡适之先生誉为勇敢,盖记实也。」
高仁山一八九四年,生于江苏江阴县。十七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与***是校友又是同乡,关系良好。一九一七年春,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十二月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一九一八年冬,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专习教育。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获硕士学位。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赴英国、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他创议下,北京大学创立了教育系。一九二三年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了教育图书馆,高仁山任馆长。一九二五年春,与陈翰笙、薛培元、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七十二号,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高仁山任校长。试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Dalton Plan),将班级制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高仁山、陶曾谷夫妇运用此制教学,使得艺文中学成为二0年代北京全中学的佼佼者。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系军阀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之嫌疑」等罪名,将高仁山逮捕。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在狱中给陶曾榖写信,自叙六年来从事教育研究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他对教育事业无法一日忘怀,他嘱咐他的得意学生,「要以教育为终生事业」。次年一月十五日他终于被军阀杀害,据说当他被绑赴天桥刑场枪决时,他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平剧戏迷喝采一般。
蒋梦麟元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长子仁宇,次子仁渊,女燕华,幼子仁浩。一九三三年他要继娶陶曾榖时,在乡间封建社会里是颇遭议论的,而在北方的舆论界也有些压力,于是蒋梦麟特别请到当时最负盛名的胡适来证婚,是有平息舆论之用意。据当时在北大国文系就读的女诗人徐芳说,蒋梦麟请胡适证婚,胡师母是反对的,她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元配离异,道德是有亏的,因此不赞成胡适去证婚。但胡适告诉江冬秀说,蒋梦麟一为我的校长,一为我多年的好友,故非去不可,执拗的江冬秀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证婚了。也是蒋梦麟的老友朱经农,曾写下〈贺蒋、陶之婚〉的七绝赠之,诗云:「人间从此得知音,司马粱园一曲琴。千古奇缘称两绝,男儿肝胆美人心。」
蒋、徐的离婚案件,经一年缠讼,双方都聘请律师,到法院打起离婚官司。后来是蒋梦麟这方胜诉,据刘真说:「有一天我遇见樊际昌先生,谈及此事,他说离婚官司绝对可以胜诉,因为新婚之夜,徐女士曾一再问及梦麟先生的经济状况,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等等,梦麟先生便在教师会馆的便条纸上,一一开列出来给徐女士看。这张教师会馆的便条纸,梦麟先生一直保留在身边。后来梦麟先生的律师,把这张便条纸拿到法院给法官看,证明徐女士对梦麟先生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否则何以新婚之夜详细查询他的财产,结果法官相信了这件证物,梦麟先生的离婚官司总算打赢了。」 最后经陶希圣、端木恺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调解成功,双方协议离婚。协议共有三点:一、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五十万元与徐贤乐。二、徐贤乐现所住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俱留下。三、徐女士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蒋博士;至于首饰等物,则交徐女士所有。婚虽离了,但经此折腾,对于已七十九岁的老人而言,可说是不堪负荷,他最后对记者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果不然竟一语成谶。在五个月不到的六月十九日凌晨,蒋梦麟就因肝癌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而离婚后的徐贤乐则一直寡居着,活到将近百岁,直到二〇〇六年一月十日,才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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