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写经续高僧传 手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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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20,000,000-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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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此卷写经曾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并于下列时间在该馆长期陈列展出：
昭和15年10月1日-昭和20年9月30日（1940-1945）
昭和57年6月7日-昭和57年8月3日（1982-1982）
昭和57年8月4日-平成27年7月14日（198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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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之庄严 灵飞之冥幻
──宋人写经《续高僧传》浅析
宋代的佛教
宋代的佛教，在继承隋唐逐渐民族化的基础上，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佛教诸宗中最盛行的是禅宗，其次是天台宗、净土宗；二、诸宗会通融合深入进行，禅宗逐渐成为融合型的中国佛教的主体；三、佛教文教事业空前发展。朝廷主持翻译佛经，诸宗著述特别是禅宗著述数量大增，继续实行和修订丛林清规，编著各类佛教史书，刊印公私版大藏经。总的来说，继北周抑佛之后，宋代历朝皇帝在维持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都对佛教采取信奉和支持的态度。
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也影响到了民间。宋代佛教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从唐以前的贵族式经院佛学开始深入社会生活，自上而下地走向民间。佛教的教义、修行方式逐渐简易化和平民化，“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景象自此产生。佛教真正走了入寻常百姓家，如星辰般在大宋历史的长空中熠熠生辉。可以说，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时期，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唐代。

海惠院转轮大藏：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律、论。《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盘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藏、巴利系等三大系统。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在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

转轮大藏，即放在可以转动的藏经橱中的大藏经。人们推动轮藏转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祈福积德。《善慧大士录》关于傅大士创建转轮藏的记载：“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转藏。仍有愿言：‘登吾藏门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从劝世人，有发菩提心者，志诚竭力，能推轮藏不计转数，是人即与持诵诸经功德无异，随其愿心，皆获饶益。’今天下所建轮藏，皆设大士像，实始于此。”河北正定隆兴寺内大悲阁前西侧，还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宋代转轮藏。1933年，梁思成先生考察正定古建筑时，曾绕过轮转藏，由藏后楼梯登上二层，“发现藏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使我们高兴到发狂；并称赞“转轮藏殿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见的珍品，是木构建筑之杰作”。

《续高僧传》为《大藏经》的一部分。按乾隆本《大藏经》的编目顺序，《续高僧传》为第1469部，第113册。是道宣继武慧皎《高僧传》而作，一方面，它继承了《高僧传》十科传僧之体；另一方面，它以其篇幅宏大、记载详实、文辞富丽而超越了前者。《高僧传》成于动乱之世、偏安之朝，耳目所限，对当时同样兴盛的北朝佛教多付阙如。而道宣作传，正值天下一统的升平治世，故对南北佛教文献兼收并蓄。加之《高僧传》体例初创，疏漏之处难免，道宣循其故辙，踵事增华，后出转精，斯之谓也。唐代佛教义解纷纭，诸派林立，而会昌一难，万马齐喑，唯禅宗趋然独存。继道宣之后，宋赞宁作《宋高僧传》，仍承袭唐传之分科，广叙各家传授源流，尤以禅宗最为详赡。然赞宁以一国僧录，奉诏作史，立心之处，或以权势为尚，故此难免后人诟病。
关于海惠院的记载，最早为北宋陈舜俞《海惠院藏经记碑》。陈舜俞（1026-1076），字令举，嘉兴人。庆历中，举进士，嘉佑间，中制科第一。他曾经常往还于白牛溪上，故自号白牛居士。他与大文豪苏东坡相交。苏东坡被贬谪时，杨绘、张先、陈舜俞等同船远送。之后又有《中秋佳月独游垂虹亭，有怀胡完夫、苏子瞻、钱安道》诗一首，表达不能再与这些朋友相携出游的不悦。有《都官集》、《庐山行记》等文存世。陈舜俞不仅为执政者、诗人，还应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撰写了《海惠院藏经记碑》，还撰写了《秀州资圣院转轮经藏记》、《明州鄞县镇国禅院记》、《秀州华亭县布金院新建转轮经藏记碑》、《秀州华亭县超果天台教院记》，均载于《都官集》一书。
陈舜俞《海惠院藏经记碑》一文，先是指出海惠院的位置：“华亭县，唳鹤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于其间，为兰若之胜。”后又指出了海惠院藏经的数量：“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卷。”《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一书中，《海惠院藏经记碑》一条后有按语：“海惠院在金山枫泾白牛村。北宁建隆年间，里人姚廷睿舍宅而建，初名兴国福寿院，治平元年改为海惠院。”据《中国地方志·上海市·金山县志》载，院内曾有水波壁、留春亭、转藏殿、精进阁、金沙滩、园田汇、留庆河、八角井八景。其中的“转藏殿”，即应为储藏转轮大藏之所在。1971年海惠院被改为枫泾中小学。

传承和艺术价值：
此卷海惠院本《续高僧传》由温云心（1788-1839）题签，叶志诜（1799-1863）、韩泰华（1810-1878）递藏。温启封（1788-1839），字石峰，号云心，山西太谷人。直隶总督承惠子，十七岁举于乡，十上春官不第，援例为刑部郎中。著有《绿云仙馆诗稿》十卷、《玉镜台词》一卷。叶志诜，字东卿，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精研金石之学，剖析毫芒。金石收藏甚富，冠于两湖，所藏彝器尤多，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多采录之。善书法，篆、隶工整而有法度。国家图书馆藏一本明拓本《曹全碑》，上钤“叶志诜审定记”、“东卿过眼”二印，与此写经上所钤一致。韩泰华，字小亭。官兵部郎中、陕西粮道等职。晚居金陵。好书法，精鉴藏，著有《玉雨堂书画记》。此卷海惠院本《续高僧传》即著录于《玉雨堂书画记》中。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本艺术类杂志《艺林月刊》，也有刊载《玉雨堂书画记》以及本卷写经。吴荣光是广东的收藏大家，他曾说：“唯余与嶰山方伯所藏《七宝经》及《大藏》为最胜”。嶰山即张岳崧（1773-1842），字子骏、翰山、澥山（嶰为澥的别字，见《汉书通》），号觉庵、指山。广东定安人。官至湖北布政使。因施政有方，四次受到皇帝召见。擅长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与丘浚、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是海南读绝（丘浚）、忠绝（海瑞）、吟绝（王佐）、书绝（张岳崧）“四绝”中的“书绝”。而《七宝经》却未见存世，韩泰华也说：“惜未获一观”。只能在《乾隆大藏经》中找到后刻本流传。

相对而言，写经的宗教性属性较强，书法艺术属性常常被人忽视。写经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率意自然或沉厚雄浑。因为抄经人的书法功底各不相同，写经书法的艺术性也不尽相同。此卷海惠院本《续高僧传》的书法，堪称“颗颗明珠，行行朗玉，具多宝之庄严，发灵飞之冥幻”。书法端庄持重，而骨力骞腾。书写速度缓慢，提按较重，入笔多用尖锋，出笔多用圆笔。字势略向左倾斜。总体还是多取法唐人法度，视唐人写经为典范。其次，结体方面比唐代写经多了几分自然洒脱。此处的变化，可能是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借鉴。宋代的佛教逐渐与中国传统儒学相融合，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士大夫、普通百姓等各阶层层对佛教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士大夫阶层和经过专业书法训练的人员从事抄经活动，而官方的抄经活动更是严格，官方机构的抄经人员书法的艺术水准极高。此卷开头，有“勑赐海惠院转轮大藏”一句，足可说明此经是奉皇帝之命，由官方机构抄写，并赐给海惠院。

目前能找到的出自海惠院的写经有三卷分别为：
1.辽宁博物馆藏《续高僧传》卷第十二（古代书画图目辽1-064），内容为《义解篇九》。千字文编号为“达”。无抄写者姓名。
2.上海图书馆所藏《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索书号：线善805748），内容为《放生篇》第七十五、《救厄篇》第七十六、《述意部》第一。千字文编号为“陪”。抄写时间和作者为北宋治平元年（1064），张亢。
3.国家博物馆所藏《历代三宝经》卷八（古代书画图目京2-90），千字文编号为“席”。抄写时间和作者为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1064）四月十五日，冯预。

以上三卷均源自海惠院，纸质相同，均有朱丝边栏。抄写年代相近。通过对书法的研究比校，此次上拍的《续高僧传》，极可能与辽博所藏《续高僧传》卷第十二为同一人手笔。拍卖本和辽博本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圆形戳记。和辽博本相比较可知，拍卖本经卷上下空白处纸张是被裁切过的。这种戳记出现的较早。北魏延昌初年，敦煌地区令狐崇哲主持的官方写经机构，他主持抄写了一批经卷，并在结尾处加盖“敦煌镇印”。张燕昌（1738—1814）在《金粟笺说》中有详细记述：“海宁周松霭（春）藏元拓淳化阁帖题签皆宋藏经笺，上有圆印文曰‘兴国福寿院转轮大藏经’十字，中有梵书”。而海惠院的前身即为“兴国福寿院”。并且是钤盖在转轮大藏经上，所以此卷拍卖本上的圆形印文，极有可能为中间有梵文的“兴国福寿院转轮大藏经”圆形印。同时张燕昌还指出，兴国福寿院转轮大藏经用纸为宋藏经笺纸，与金粟山藏经纸同属宋代写经专用纸。
此件拍品卷首有几处文字被人为抹掉，痕迹明显。应为商贾因利益驱使，去掉部分信息后，以一卷冒充全卷，进而索取高价。通过和山西长治出土的赵城金藏相对比，可知被抹去的文字信息。拍卖本为《续高僧传》卷第八，义解篇四，唐京师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此外，还有一册广东博物馆藏《佛说了知经》（古代书画图目粤1-0001）虽然没有明确证明为海惠院本，但抄写时间和作者为：维皇宋熙宁元年（1068）龙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冯预。所以推断此册极可能出自海惠院。
宋代朝廷效仿唐朝，将佛经翻译、抄写作为国家事业。抄经活动得到了朝廷的直接管理和资助。并在皇帝的名义下设立国家抄经机构。此次拍卖的《续高僧传》卷八，即为在皇帝的敕命下抄写并供奉于海惠院。一部大藏经有上万卷，要由诸多人抄写而完成。而出自海惠院的转轮大藏，到现在却仅存四、五卷，珍罕程度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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