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涛 1951年作 百卉图 手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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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6,000,000-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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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据藏家所述，该作于1960年被查抄，80年代落实返还政策时由藏家逄锡九夫人王雪倩女士，从北京市文物局寻回。陈半丁所题引首「百花齐放」和王雪涛为逄锡九所题上款均被损毁。

王雪涛「生平第一之作」
——《百卉图长卷》释读（节选）
——胡立辉
《百卉图长卷》，长约十丈，花卉约百种，1948-1951年作于北平（北京）。全卷格调古雅舒宁，笔法灵动率意；画末题云「生平以此卷为最矣」。可见，在王雪涛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无论是从着意于取法传统的钻研和相对单纯的艺术创作背景及诉求，还是仅仅从作品体量上看，再没有哪一幅作品超过《百卉图长卷》，实为「王雪涛第一之作」。
《百卉图长卷》，34cm×2783cm，纸本，水墨设色，1948-1951年作于北平（北京）。画末左上题：「辛卯谷雨写此卷。立秋日始成。花卉约百种。长约十丈。生平以此卷为最矣。雪涛时居燕市之西城。」钤白文方印「王雪涛印」、朱文方印「立寒庐」。
据藏家说，该作于1960年代「文革」中以「四旧」被查抄，1980年代落实返还政策时由藏家逄锡九夫人王雪倩女士，从北京市文物局寻回。陈半丁所题引首「百花齐放」和王雪涛为逄锡九所题上款均被损毁。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此件曾遗失20年的《百卉图长卷》，至今尚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和艺术市场中，故而目前未有画册著录。
全卷以灵动率意的笔法，刻画了包括牡丹、白玉兰、紫薇花、月季花、兰花、芍药、紫藤、梨花、凌霄花、十样锦、夹竹桃、杜鹃花、迎春花、桃花、紫玉兰、丁香花、鸢尾花、金丝桃花、不死花、蒲公英、萱草、油菜花、蜀葵花、虞美人、荷花、菖蒲、红蓼、淡竹叶花、凤仙花、石榴花、鸡冠花、夜来香、灵芝、雁来红、牵牛花、桑葚花、桔梗花、玉簪花、桂花、矢车菊、向日葵、木槿花、山丹丹花、茉莉花、菊花、美人蕉、慈姑花、南天竺花、山茶花、水仙花、仙人掌花、梅花等在内的70余种花卉，所写花卉总量近百。如此多样的题材样式并置于同一作品中，其体量和丰富性，无论是王氏个人还是整个花鸟画史上，均属难得。而王雪涛盛年时期绘画功力的成熟，及其写生所涉猎的品类之丰裕，亦可从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诠释和明证。
该卷创作之时，与王雪涛和逄锡九时相往来的魏隐儒（1916-1993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曾目睹其创作过程。1987年，再见此散佚20余年的大作，魏隐儒大有「如逢故友」之慨，特作长跋志其创作与流转：
四十年代余致力于书画习作较勤，捡其称意者辄在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书画展览，以就正于方家和社会贤达，并与诸同好者结翰墨缘。
锡九雪倩夙喜水墨丹青，以之陶情怡性。蒙友人陈公自强之介，得以相识，并延为西席，互相切磋研习书画，久之成为契友。锡九当时生活宽裕，对时贤书画大力渴求，并宴请诸名家为之书画留念。王雪涛、徐燕荪、曹克家、吴伯康、吴仲康、周元亮诸公皆座上常客，画轴条幅悬诸厅堂，卷册单片实诸箱笼。为作画尤多者，雪涛先生也。小品不计其数，其最精而长者为此百卉图长卷，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雪涛先生自以为生平之代表作，即邀友朋观赏，皆赞不绝口。长约十丈，惜于动乱中，所藏皆以四旧被查抄荡尽，数年不知下落。经雪倩费劲百般周折，幸将此卷由北京市文物局落实政策返还，今观之如逢故友，美中不足在陈半丁老人护首题字百花齐放被撕掉。中国文化惨遭此史无前例之劫难， 感慨万千，援笔略识数语。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隐儒于京华之兴化西里。
需要指出的是，王雪涛落款虽为「辛卯」年（1951年），但雪倩女士称，实际该作主要作于1948年，转年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即和平解放，时局动荡之中暂时搁笔，再于1951年补笔落款完成。此说法与魏氏题跋中之「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一致，可以解释该作品创作时间上的出入问题，并基本可以确定此作的创作时间为1948-1951年，主体完成于建国前，可以看作王氏建国前的代表作。
建国后直至「文革」，王雪涛的绘画在中西与古今的双向维度中，均有所涉猎和借鉴，进入创作成熟期，又正值盛年，在体力和精力的双重保证下，创作颇丰。然而，他却用「生平以此卷为最」来定位这件作品，足见其自我定位和认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作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的确具有极强的特殊性。
首先，创作方式的特殊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愿与日伪合作的王雪涛，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教职深居家中，从事作品售卖、绘画研究和个人教学工作，直至建国。然祸福总相依，1937年至1949年，鬻艺为生的十几年，虽是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的战事纷乱之期，但此时王雪涛身份转变为单纯的职业画家，得以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浸淫到艺术的积累中，反而成就了他在此间的韬光养晦。
当年乐善好施的京城富贾逄锡九喜爱书画，自身也擅作花鸟画，并与北京画坛陈半丁、王雪涛、溥心悆、李苦禅、徐燕荪、曹克家、魏隐儒等名家往来甚密。其时生计困难的画家如曹克家、王雪涛等，与其亦师亦友，教授其绘画，同时接受他提供的生活帮助。
王雪涛《百卉图长卷》的创作条件类似高居翰所描绘的情况。作品的整个绘制过程，均在逄锡九家完成（此时王雪涛虽接受逄锡九赞助，但并未寓居逄家）。在中国画史上，大约自宋初以来，即有画家于赞助人家中接受款待或寓居创作的传统，只是往往在创作上会受到赞助人喜好的束缚。这一点，《百卉图长卷》的创作过程有所不同。藏家（赞助人逄锡九）并未在题材上对王雪涛有特定的限制和约束，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创作自由。相对宽松无忧的创作环境，也是该作呈现出较高水准的重要因素。《百卉图长卷》的高水准，亦是为了回报赞助人的深情厚谊。
其次，艺术水准的特殊性。
郎绍君曾分析，上世纪30至40年代，王雪涛作品多水墨淡色，秀劲而清雅，可以明显看出新罗（华嵒）与王云的影响。的确，此时的王雪涛处在深入取益研究传统绘画的阶段，先后拟法临摹了多幅形制类似《百卉图长卷》的作品。如《拟陈孔彰花卉卷》（1946年）、《墨池春满》（1947年）等。但较《拟陈孔彰花卉卷》和《墨池春满》两幅墨笔长卷更为难得的是，《百卉图长卷》不仅体量更大，且全卷为面貌清丽的设色作品。1922年，初入北平国立艺专时，王雪涛所学为西画科，后转入国画科，具有西画基础的他，对色彩的关注和研究是贯穿其创作生涯始终的。
《百卉图长卷》倾向于小写意花鸟画家的日课，具有画谱的意义。单纯以花卉为题材的整幅长卷，气息既统一，又有不同题材各自的独立性。表明此时王雪涛对多种花卉题材进行了有意识地深度研究、训练和积累。
细观《百卉图长卷》，可见其用笔圆转轻松，长线条居多，多是中锋和侧锋交互运用的书法用笔，且运笔严谨、到位。作品中的线条较为圆厚，透出了大篆和隶书的笔意。而枯笔与涨墨的对比，所形成的墨色的层次感，使得线条非常入纸，不轻佻。从线条的提按变化，每一笔所形成的枯实、浓淡的墨色变化里，可以看到作品线条内在及笔法中包含的内容。
可以说，《百卉图长卷》不论用笔、用色，还是章法布白均周全精致，画面笔意灵动纯熟，色彩浓淡相宜，成就了全卷古雅舒宁的格调。倾注了作者内心的闲静，寓意高远洁净。看来，王雪涛自诩生平以该作为最，绝非虚言了。在王雪涛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无论是从着意于取法传统的钻研和相对单纯的艺术创作背景及诉求，还是仅仅从作品体量上看，再没有哪一幅作品超过《百卉图长卷》，实为「王雪涛第一之作」。
随着创作环境的不断变化，王雪涛艺术面貌逐渐转变，这种前行更多地受到了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强势引导，受到对于传统绘画全新审美评价标准和价值诉求的左右。他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传统画家一样，不管有多少无奈与被动，必须顺势而为。
比如，此时对「百花」题材的创作，是由毛泽东「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发展而来。到「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的「百花诗」又为「花卉创作」赋予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王雪涛也曾于1977年元旦和1978年春两次创作《百花齐放》，虽均成为其晚年的代表作，但这两幅作品的整体面貌，无论是题材、图式还是色彩，皆与《百卉图长卷》有绝大不同，多了方折之笔，且用线由长线代之为中短线，用色多为石色，虽有老辣之劲，却也不免粗疏而少情韵。
诚如曾观摩过《百卉图长卷》的吴冠中、郎绍君、陈履生、陈岩等名家一致评价的那样，这一作品的出现，足以让大家重新审视和定位王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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