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 1976年作 饲鸡图 立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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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0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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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上款人为秦加林。秦加林（1919-2002），祖籍姜山镇秦叶村。新中国成立以后任《苏南日报》总编辑、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劳动报》总编辑等。1953年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等职。1984年离休后，曾任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职。是开办宁波大学的主要倡始人之一。

「饲鸡」在黄胄的作品序列中是一个富有生活闲趣的主题，他经常以相似的构图来表现这一主题，但装束和环境有所不同。此幅少女身着朴素衣饰，且有大片芭蕉叶，联系到1962年时黄胄曾至福建海防采访写生，大概深受异族风情的感染。画面构图简约生动，少女提着竹篓站在鸡群中，其只见背影，但是身影曼妙，姿态优雅，青春无限而质朴无华；数只鸡姿态各异，有的引颈而鸣，有的低首啄食，有的悠然踱步，有的快步跑来，有动有静，充满谐趣。少女的视线低垂，俯视群鸡，群鸡围绕在少女身边，形成呼应与对照。画面左上角安排了斜入的芭蕉树，几片芭蕉叶前后错落，在构图上造成巧妙的分割，亦烘托出乡村的幽静氛围。画法上，少女和群鸡均以迅疾的复笔速写而出。少女的轮廓以墨线勾勒，上衣以赭石平涂，裤子以湿润的重墨染出，大笔写出衣纹褶皱，黑发亦以重墨写之，与黑裤相呼应，少女的脸部以细笔勾出，虽只有局部的脸庞，但在重色粗笔的衬托下，颇显圆润明媚。群鸡重在表现各自的动态，运用复笔颇多，并不在意轮廓的清晰，而是以或浓或淡的笔墨塑造出其不同的姿态。黄胄画鸡甚得其意趣，这源于其对农家生活的体察入微，其从60年代开始即探索鸡的表现形式，为此还亲自养鸡，近距离地观察鸡饮食、玩耍的动作和神态，这给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画群鸡才能够千姿百态。从此作中便可见之。整幅造型准确，形神兼备，笔墨语言无拘无束，激情奔放又归于质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感。

黄胄不是主题性历史画的思考者，而是风情画的巨匠，甚至可以称为生活流艺术的歌手，他有一颗老百姓般的平常心，只要捕捉到了他感受到的平凡生活中的美，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接受过命题的任务画，但他仿佛不习惯于图解政策。他太爱美，他在那些极普通的卖琴、理发、育婴、卖花帽之类的生活情景里（并非图解政策的重大主题）敏感地发现了那片土地上的新生活气息。在那些载歌载舞的赶集和劳作的生活节奏里，在歌舞之乡的麦昔热普（维吾尔人歌舞晚会）的旋律中，在草原上较力的汉子们的吶喊中，在马背上的孩子欢跃急驰的身影上，在姑娘赶着毛驴下地的乡间小道上，表现了他所钦佩的维吾尔人的聪明、幽默，哈萨克人的豪爽，柯尔克孜人的力量，塔吉克人的英武，以及那里的人们对美与爱的坦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新疆风情画的精神、人格、生命活力的内美。他喜欢直面生活速写，也主张用毛笔画速写，有一种将速写稍加整理就变为中国画创作的本领。他的主题性创作也很少装腔作势地摆架势，而常有速写和风俗画的平凡性、人性味、亲切感和朴素感。可能由此失去了学院派的精谨，却得到了学院派容易丢失的那种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这是黄胄式的内美的外在显现，而又显现得是那样朴素、自然，无造作斧凿之痕，无公式化、概念化之弊。这自是生活流艺术的优长，也是一种「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或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吧。
—文章摘录《中华书画家》2017年12月总第98期，《黄胄与新疆》，文/刘曦林
回望历史，贯穿20世纪水墨人物画创作的一项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改变汉唐以后人物画日趋衰退的趋势，创作出一种具有鲜明生活气息与时代精神的人物画；而真正扭转这一局面复兴人物画创作的正是黄胄。
概括地说，黄胄创造性地从三个层面将新中国的人物画推向时代高峰：一是在笔墨语言上，黄胄从生活出发，在「徐蒋」所开创的「写实水墨」语言系统之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笔墨语言，成功地解决了20世纪上半叶人物画创作所遗留的笔墨问题；二是在绘画内容上，黄胄紧跟时代脉搏，不仅开辟了表现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崭新题材，而且也把人物画升华到史诗般的思想境界，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笔墨新像；三是在时代影响上，黄胄复兴了新中国大型主题人物画创作，创作了大量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主题思想的人物画，作品大都是近百年中国画家不曾涉猎的重大主题，作品数量之多、尺幅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自此开启了20世纪人物画创作的高峰，并并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创作。
在20世纪初，中国人物画就已走向没落，五四以后许多仁人志士都曾激烈的痛斥过，不仅因为人物画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人物形象也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古装美人、仕女、雅士；在三四十年代，随着国画革新的推进，徐悲鸿、蒋兆和、方人定等艺术革新的先驱者曾创造出一批「入世」的、描写现实生活的「苦难人物形象」，但是充斥于国画展中的人物画作品仍以软弱无力、千人一面、病态慵懒、消极出世的人物形象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时代迫切需要创造出新的人民形象，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推上舞台的则是「工农兵」。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胄开始尝试新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实践。由于长期在大西北生活的缘故，黄胄的人物画是从西北出发的。1951年，黄胄在去基层采访军民建设家园时，创作了反映新疆军民联欢的作品《苹果花开的时候》，此画获得1952年全国美展一等奖；此后，在1953年，他又创作了反映基层连队战士的作品《打马球》，并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创作上的成功坚定了黄胄艺术创作的方向，此后各种老人、孩子、少女，歌舞、劳作、放牧的形象出现在黄胄笔下。与此同时，黄胄还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选择大写意和工笔重彩相结合，以人民熟悉喜爱的画面形式来描写新时代的生活，画面清新明快，独具一格。在黄胄的作品中，人物形象一改新中国成立前人物的「清雅」与「娇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健康鲜活的人物，在他笔下有健壮朴实的维族青年、青春美丽的哈萨克舞女、活泼可爱的少年……人物形象表现出热情、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尽管改革开放后，有人曾批评黄胄的作品「俗」，但是黄胄推动中国人物画的一大进步恰恰是因为「俗」，而这也正是新中国人民的「时代新像」。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在《忘忧馆小记》中所回答的一样：有人问我：「你说黄胄的画到底好在哪里？」我说，好就好在「俗气」，好在健康，好在没有病态。当艺术上的时疫流行的时候，我以为没有病态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作品。综上可见，正因为黄胄在内容、笔墨以及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性与创造性，使之成为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中国人物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画家，也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画家。
—文章摘录：《艺术市场》，2020年第8期，《黄胄人物画风格形成因素初探》，文/胡志明

LOT1945-1953 炎黄痴子——黄胄作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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