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36年 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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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5,600,000-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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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重要藏家私人旧藏
•A&J speelman珍藏，伦敦
•北京保利，2014年12月4日，「 流光凝永——A&J speelman典藏中国妙艺臻玩」专场，编号5639

本品为一件极其稀罕的紫檀鸡翅木百宝嵌柜式大屏，其精选紫檀大料制成，比例匀称，造型平稳大气。此屏制作别出心裁，整体仿壁柜样式，屏心为紫檀木，作双门对开式，四周围框的固定部份为鸡翅木，其上开光以各色玉石百宝为材，镶嵌出精美花鸟图。选取蜀葵、梅花、玉兰、茶花、海棠、桃花、秋菊等四时花卉，以折枝的表现方式装饰器表﹐其旁环绕着蜂蝶鸟鹊等禽雀飞虫﹐布局疏朗有致，众物形态皆活灵逼真﹐色彩搭配上亦是丰富鲜艳，极具装饰意味。屏背光素无纹，仅外框一周浮雕缠枝花卉，与屏面及四壁相呼应，尽显木材纹理之美。
在屏面门板所刻的《大宝箴》一文后落有「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按此大壁柜门的落款﹐应当是公元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阴历四月十五日（孟夏之望）抄录制作。从其材质、工艺、纹案、修饰及形制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无疑。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有明确纪年款的大型家具实为珍罕，故宫博物院所藏镶嵌家具中，落康熙纪年款的仅有寥寥几例，更显本品之殊特，对清代家具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选料：紫檀
紫檀木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或更早，制作为家俱、乐器或其它器物应不晚于唐。且因其木质特性及独特的制作工艺，自古素有「紫檀工」之说。有清一代，对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贵重硬木极为推崇，其中以紫檀为首选，当时许多黄花梨家俱都被染成深色，以图古色古香。基于紫檀极好的加工性能，使上位者对厚重富丽艺术风格的喜好得以实现，因而清代康雍乾三朝宫廷家俱中，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选材非常讲究，往往要求清一色，无疖无疤，无标皮，色泽均匀，有的家俱甚至要求为同一根木料制成。如此用料，还有更深刻的体现皇家正统意识和地位的政治原因。
工艺：百宝嵌
众所周知，明清两式家俱，虽遥承一脉，亦各具千秋。明式家俱之魂，在乎造型之绝，其简约清雅，妙合庄禅，为文人制器之典范。与之相较，清式家俱之精，则莫过装饰之美，其应目琳琅，富丽堂皇，是世俗审美之写照。究清式家俱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为，亦关彼时工艺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诸般传统工艺，而予加传扬，其中又以「百宝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恰如本品，以百宝嵌饰红花绿叶、雀鸟蝴蝶，栩栩生动，娇妍华美。且随着光线照射的角度变化，映射出不同的瑰丽光彩。恰如古诗《素屏谣》中所赞「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布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
据考，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上象牙、珊瑚、宝石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清朝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百宝嵌说道：「以金银、宝石、珍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沈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香，五色陆离，难以形容。自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百宝嵌工艺的喜爱。

功能：如同贴落一般独立悬挂的装饰挂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件屏风并非为某清代紫檀大柜的残件，而是作为独立的一件家俱陈设而制作，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作品。因其曾为欧洲藏家所珍藏，置于家中作为陈设，彼时因文化差异，此屏被误认为是门板，曾另配条板作为四围，给此屏加宽进深，使之如壁柜一般可以储放他物。从现有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此大屏如壁柜一般放置，内加隔板，放置其象牙雕刻摆件，上置瓷器等，对开的活门内侧分别贴挂画布。而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此屏最外围的缠枝花卉纹饰不仅雕刻于正面门板、上端及两侧，屏面背部的边框四周亦细细雕琢，也直接的说明了其本身即为一件独立悬挂的观赏器。
按清代起居环境和宫廷陈设要求，本品或置于宫殿一面墙壁的贴落之前，以增加进深之感。加之其所镶嵌的《大宝箴》全文﹐悬于壁上，有「殿壁书悬」之感﹐恰好符合清世宗宪皇帝（雍正皇帝）在一首御制诗中描述的勤政殿内「殿壁书悬」的意境。

所谓贴落，是建筑内部墙面装饰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结合了壁画艺术性与裱糊实用性的室内装饰艺术品。贴落画在清代宫廷中使用非常普遍，紫禁城、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行宫各处都有贴落装饰。但是贴落画只为特定的环境、空间大小量身设计绘制，一旦脱离开原有的位置就不再是一幅独立完整的绘画作品。2014年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一展中，即有多幅宫廷内饰贴落。
「厅堂婴戏图通景画贴落」，位于乾隆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制作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二日。画中所绘楠木垂罩、隔扇、壁纸与室内真实装修相衔接，仿若厅堂。厅堂广敞明亮，墙壁上挂着《三老图》，两边是由大学士董诰书写的乾隆御制诗句对联「亿万人借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靠墙摆放着一张紫檀案，上面陈设著书匣、卷画、三代的青铜礼器。案前放置一张床榻，头戴皮帽凤冠的王妃端庄悠闲地坐在上面，看着儿孙满堂，一丝喜悦露在嘴角，她是整个通景画的中心。根据现存原状可知贴落中的众多隔扇心画的落款有姚文瀚、袁瑛、杨大章、方琼、谢遂、贾全、黄念七位画师。
「厅堂接子图通景画贴落」，制作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28日，由王幼学主持绘制，粘贴于乾隆花园养和精舍东间南壁，画中的隔扇与东间真实的墙壁、屋顶相连，画中的地面亦与真实的地面相连，画中的壁纸与真实的壁纸相同，仿若东间向南还开辟了一间，空间顿觉明亮广敞。

铭刻《大宝箴》与康雍乾三朝「治天下」
据考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不仅是康熙一朝的巅峰时期，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人生中也是值得着墨一书的。康熙年间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际，康熙帝麾下兵勇先后于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二十四年击溃了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
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的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将之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
在三十六年的初夏，当听闻噶尔丹众叛亲离、饮药自尽之时，康熙帝曾于四月十七日书信敬事房太监，认为：「……今嘎尔但已死，其下等人，俱来归顺。朕之大事毕矣。」并感叹道「今蒙天地宗庙默佑成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足可见其喜出望外之情。回望康熙帝一生丰碑式的功勋，「康熙三十六年」 为其统治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意义重大。
清初诸帝﹐念着祖宗创业艰难﹐努力塑造正大光明和儒雅渊博的为帝形象。作为广受赞誉的「千古一帝」，康熙帝不仅胸怀大略开创一片盛世，并且为人勤谨克守、自律自警。这等博大胸魄、唯贤兼听的气度，才使得《大宝箴》这样的警诫帝王之文得以宣扬，能够嵌刻在此紫檀大屏上，置于宫廷内，以供帝王观赏品鉴。
「大宝」二字即指皇权帝位。「箴」乃劝戒规谏之意。「大宝箴」三字﹐就是对皇帝的劝戒规谏﹐也就是对皇帝的约律警示。

据《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上·张蕴古传》记载，《大宝箴》成文于唐太宗刚刚即位之际，彼时张蕴古认为天下「畏而未怀」，天子因「为君实难」，更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故而撰写了《大宝箴》上奏，加以规诫。此文全文不长，语言精炼优美，有陶熔之功，堪称「箴」体文的佳作，其中不少名句被后世反复引用，更是「贞观之治」的象征。而本出自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更是引起后世帝王的高度重视，开明者如清代明君康熙帝，颇喜引用此语而自勉。
这样的箴文﹐上下数千年﹐几人能为﹐又几人敢为。只有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张蕴古这样的诤臣同存的时代，才会有《大宝箴》这样的千古一文出现。然而即便如此﹐张蕴古之被株也难说不是种祸于此。张蕴古之后再无此类文章﹐非后人不能为﹐乃后人不敢为也。但是﹐在文字狱极盛的清代，为人臣所不能写不能言的，为帝者则可用可引。这不仅表明为君的英明与胸怀，也是在皇位政局稳定的局势下，对励精图治者自身的自警自勉。
若非身为九五之尊﹐宰辅以下﹐无论臣民﹐谁有资格担得起诸如「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壮九重于内」、「冕旒蔽目」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掌稳固的统治态势﹐又怎敢挂「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怀雄才伟魄﹐又怎能谈及「汉高大度」、「周文小心」。《大宝箴》的独特谏文，不提寻常百姓官吏大臣﹐即便是王公贵冑﹐谁敢堂而煌之的悬此于室﹐谁敢不惧「觊觎大宝」四字﹐亦不惧「株连九族」四字？因此可以确信的是，在康熙时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康熙帝本人以外﹐或许有人胆敢秘密地收藏写有《大宝箴》的书籍或字纸﹐但绝对是无人敢、也无人有资格﹐去如此堂而皇之制作并陈设「殿壁书悬」这样含有《大宝箴》全文的大柜门。这也进而证明了，此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必属皇家之物无疑。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雍正皇帝御笔题书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

从传世的文献著录及故宫的陈设书法可知，康雍乾三朝对《大宝箴》的重视程度可谓最高，清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就曾收录此语，谓「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纵观康熙帝的统治一生，其对「以一人治天下」的统治方针坚定不移，君权绝不旁落，此理念于其早期统治时期便见端倪，始终秉着「天无二日，民无二君」的原则。
后至雍正一朝，清世宗胤禛则把「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略加改动，作为楹联用以自勉。但是成为同他父辈一样的千古一帝绝非易事，一方通身由寿山芙蓉石制成、刻着由胤禛亲笔书写的小篆体「为君难」三字的玉玺，却是道出了他作为君主、君子的无奈。所谓高处不胜寒，似乎恰是对其心境的最好写照。
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究其三者在位期间的统治而论，此「干纲独御」的思想绝非普通的君主专制所能比拟。他们所标榜的君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康熙帝曾言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对其而言，只有时刻自省为帝者当英明善用，才可如《大宝箴》一文中所云「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

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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