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仙桃图 立轴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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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800,00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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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本作附木盒。

仙桃露天香  一实数千年
——《仙桃图》的年代和含义
《仙桃图》系宣和旧式装裱，绢本，25.5×26.5cm，主要表现三个红润熟透的桃果，前两个侧面相背紧挨，另一个背面朝后。其桃叶虽然寥寥数片，但充满偃卧顾盼之态，很好衬托了桃果的丰硕圆满。上有四方鉴藏印，分别于画面的左下为“齐氏”“父庚”“齐氏千□”，右上的为“山中”。其主人待考。
《仙桃图》属于写生的折枝图式，整个构图的态势由左上往右下低垂。写生的方式和折枝图式早在唐代的边鸾便已出现，到了五代，虽然保留延续下来，但是以南唐徐熙和西蜀黄荃各自为代表的两大画圈，却改变了这种审美习惯，大多采用全景式的构图模式，其模式影响了整个北宋。宣和之后，直至南宋，又大多以折枝为主，尤以小品册页类占居多数。
宋代院体花鸟画多以理性为本，极其重视对自然界的直接写生，为了以达“和自然逼真”而精细刻画每一笔的个人感情。北宋如赵昌、崔白，南宋如吴炳、林椿等，都是当时擅长写生的画家。现存台北故宫所藏的黄荃（款）《苹婆山鸟》、故宫所藏的《果熟来禽图》以及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雀山茶图》都是这类写生的小品，不但如此，这三件作品的图式也与《仙桃图》几乎一致，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佚名《山鸟枇杷》和佚名的《榴枝黄鸟》等作品，其图式若平面翻转，也同样与之相似，这些作品都是较为典型的南宋作品，因此，《仙桃图》的写生理念和低垂的图式符合南宋的时代特征。
从《宣和画谱》记录的御府藏画目得知，桃花是历代画家喜欢表现的题材，从唐代边鸾、刁光，五代的徐熙父子、黄荃父子，大多热衷于创作此类题材。至于桃竹搭配，再以其他鸟禽点缀的作品更是多不胜举。但是，从画目的内容看，这些作品不乏写生或折枝图式，且多与桃树或桃花相关，却与桃果无关。只有少数的如徐崇嗣的《写生桃图》，从文字看似乎应是桃果。根据南宋的《画继》记载，徐熙画过《梨桃折枝图》，范荣公孙（淑）忠甫家收藏了赵昌《折枝桃图》，虽然没有没有明确归类，但对比其他画目，似为桃果作品。可惜这些作品或已失传，无法判断其实际归类。
现存的早期作品中，台北故宫所藏钱选《桃枝松鼠图》是公藏唯一的桃果作品（图1），但是从技法形态比较，其年代却比《仙桃图》要晚。除此，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有一幅标明《桃枝双雀图》，但是仔细分析，图中所绘为苹果，并非桃果（图2）。因此，《仙桃图》是现存的少数表现寿桃题材作品中，年份最早的单幅作品。
经过仔细品读，《仙桃图》采用传统的勾线填色方法，线条均匀细淡，薄彩晕染。其枝干在淡墨细线的基础上，再以淡墨没骨法晕染出树皮和关节的起伏。这些都是宣和之后的流行画法，宋·佚名《榴枝黄鸟图页》、《草虫瓜实》（图3）、林椿《葡萄草虫图》、《枇杷山鸟图》、赵昌《写生蛱蝶图》，也常见这种刚柔相济的用线，既准确地勾勒出各种体态，又将主体的轻薄或坚硬等不同质感表露无遗，敷色上，也有浓淡轻重之分，赵昌笔下的杂花与蝴蝶，林椿笔下的葡萄和叶子，枇杷与山鸟，本幅的桃子与枝叶，都形成了“轻”与“重”的对比，在南宋的诸多花鸟小品，用线用色基本保持这个特征。
根据文献史料，宋真宗、徽宗对道教如痴如狂，宋室南迁之后，皇室对于道教的信奉，虽然较为理性，对道士出家也严加把控，但是，为了庇佑江南半壁河山，崔府君、四圣真君一直被皇室崇祀，道教法术仍然获得信赖，无论避祸或喜庆，请道士做法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仙桃图》画有三个桃果，笔者曾经注意到，以“三”作数的现象在南宋作品时常出现，说明这个现象并非偶然，现存的南宋作品中，如《果熟来禽图》的三个苹果，《野合花图》的三个盛开的野百合（图4），甚至《山鸟枇杷》虽然有十几个果子，但却是采用三组的形式安排构图。根据南宋时期的宗教背景，显然这不是巧合，而是与道教有关。从道家文化的角度理解，三是最大数，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苹果代表平安，三个苹果的《果熟来禽图》就有着长久平安的含义，《野合花图》三个开花的百合就隐喻着百年好合的祝福，而桃与寿相关，加上“三”这个具有道教文化的特殊数字，三桃显然即是表达了万寿无疆的祝福。由此看来，《仙桃图》或是南宋某个宫廷画家为身份更为重要的长者祝寿而专门创作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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