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胭脂红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太平有象转心瓶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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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备注：
• 香港苏富比，2011年4月8日，编号3072

展览：
• 《香江雅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展》，2017年9月30日-12月3日
• 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北京，2021年10月15日-11月02日

本器撇口束颈，两侧各饰一象耳，丰肩鼓腹，足部外撇。口足皆以胭脂红釉为地，轧道工艺锥剔凤尾形卷草纹，锦地华美繁丽；其上衬洋彩花卉，洋莲曼妙婉转，菊花及变形蕉叶纹间隔而饰，肩部、胫部凸雕如意云纹各一周，金灿光艳；两侧象耳栩栩如生，彩绘细腻，毫发毕现，眼含悦乐；腹部饰炉钧釉，红紫、蓝绿交融激荡，釉色近雍正时期特色。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秀雅隽永 已知唯一炉均转心瓶
此品如大家闺秀，清新脱俗，婷婷立于一众纷繁富丽、精雕细琢的转心瓶中。在深受巴洛克风格影响之余，她依旧葆有着雍正时期对秀雅的追寻，如隽永的宋词，观之神怡，久久难忘。
存世之转心瓶中，多满布洋彩、粉彩。以单色釉为主体，腹壁既无繁复彩绘，亦未显露复杂雕工者，凤毛麟角。本器便是为数不多的几例之一。
相类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哥釉洋彩转心瓶，琮式瓶周身饰仿哥釉，口部及内胆以洋彩装饰，见《登峰造极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及其他》，《紫禁城》，2007年三期，页168。此件极有可能是乾隆七年，唐英进贡之“洋彩蓍草玲珑哥窑瓶一件”。另一相似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厂官釉金花葫芦转旋瓶，主体施茶叶末釉，其上以金彩绘云蝠纹，见《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67。故宫博物院亦藏一相类葫芦形转旋瓶，以金彩于茶叶末上绘莲花，见《中国陶瓷全集》15 清（下），图版107。此类虽以色釉为主体，但口部及底部仍多见洋彩、粉彩装饰，有如清雅之画卷裱以华美的锦缎，愈发衬托出色釉之美。于富丽华贵中，更显端秀静雅。
同样素雅者有之。但以炉钧釉为主体装饰者，此为已知唯一。
炉钧釉，始见于清雍正年间。雍正七年，为仿宋代钧窑之效，唐英派幕友吴尧圃前往河南，调查钧窑釉料的配制方法，由此诞生了窑变、炉钧等各式仿钧精品。清宫档案中或为炉钧釉器物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八年，故或成功烧制于雍正七年、八年前后。其制作工艺颇为复杂，需先高温烧制素胎，后吹炉钧釉，再入窑低温烧制方成，蓝、绿、红紫、月白各色交融垂流，厚润而灵动。唐英深喜炉钧釉釉色的流淌之美，在《陶成纪事碑记》中载：“炉钧釉，色在广东窑与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变化过之。”艺匠心血叠加自然天成，出窑色釉各异，流淌变幻莫测，绝无两件相同，件件别具一格。
本品所施炉钧釉，明艳的松石绿色与紫蓝色交融，色近雍正时期著名的“高粱红”，垂流如瀑如峰，气象万千，似将天地之灵气与无言大美融汇于斯。有一炉钧釉灯笼尊，釉料色效果与本品相近，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二，伦敦，1994年，图版923。清朝御窑烧制不少炉钧釉器，惟如此件之精品才署以雍正或乾隆年款，殊为珍贵。后世清人虽延续烧造，但仍无法重现自然垂流之感，只得以笔绘仿之，可见雍乾炉均工艺之艰深。以雍正时期创制之炉钧釉为主体装饰，发色亦近前朝，皆展现出秀雅的审美取向。
本瓶颈足绘饰洋花，余隙作锦上添花，纹饰繁密细腻，与炉钧釉中的紫红斑纹相呼应，充分得见艺匠巧心。洋彩始于雍正年间，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创，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所用颜料与珐琅彩相同，模仿西洋画法。洋彩“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必谙熟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见唐英《陶冶图册》），故得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见唐英《陶务述略碑记》）。清宫旧藏一例乾隆锦上添花玲珑胆瓶，纹饰绘工皆与本品极为相似，或出自同一艺匠之手，见《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版68。
所绘芬繁之洋花中，洋菊最为稀见。菊花傲霜晚香，博得花中君子之美名，自古得文人欣赏追寻，乾隆皇帝曾作诗盛赞菊花“秋卉中宜作盟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语，成为千古文人之座右铭；菊花亦有延年轻身之效，成为长寿的象征，“万寿菊”便曾精心种于清宫之内。菊花于秋风起时渐次盛开，恰于乾隆生日前后（阴历八月十三日）。寓意长寿之洋菊翩然绘于器身，花心作罕见桃形，皆蕴含着臣子对乾隆万寿之祝愿。
菊花原产于中国，后由日本传入欧洲，明末清初回流中国的品种，得名“洋菊”。乾隆时期流行栽种之，培育出百余品种，并命宫廷画家绘洋菊图谱，便于日后考证。故宫博物院藏多件洋菊图卷，如钱维城绘《洋菊图卷》、汪承霈绘《洋菊四十四种图卷》等，皆细腻描摹各式洋菊，蔓卷芬芳。另有佚名《乾隆皇帝洋菊四十四种诗意图》，刊录四十四首乾隆咏菊诗，为乾隆三十七年，于圆明园赏洋菊时所作，配以花景，设色明丽，画法精湛，可见乾隆对洋菊之珍赏。
雍乾之际，中西文明交流紧密，深得帝王赏识的传教士常将中式题材，融汇西洋绘画技法。故宫博物院藏一郎世宁绘《花鸟图•菊花页》册，描绘菊花一丛，以色彩深浅渲染、透视之法营造出立体效果，或粉丽或橙艳，花心饱满金黄，姿态恰如此瓶所绘洋菊。此种画法在瓷器上极为稀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对乾隆洋彩翠地锦上添花玉环胆瓶上，洋莲之花心与此件相似。二者或都借鉴了洋菊及西洋绘画手法。

奇技新巧 唐英精心构造督制
最为稀有绝妙处，乃其腹部可轻轻旋转。炉钧之色，古雅悠然。缓缓转动间，静谧中蕴流淌之感，似云霞瀑布。华丽洋彩上下衬饰，如清雅的山水画轴，气象万千。
转旋之技，古已有之。元代景德镇曾制高足转杯，以子母榫嵌套原理，使杯身可以在高足上转动，见刘金成著《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朝华出版社，2006年，页70-71。此后几百余年，转旋器极少，至雍正时期，清宫中开始出现“转桌”等转旋器。雍正八年曾传旨命做独梃圆桌，“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的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红漆彩绘描金螭龙花卉纹圆转桌，或即按雍正旨意所制。有趣的是，作为督陶官的唐英也曾进贡转桌一对。清宫《宫中进单》中载，乾隆十八年，“九江关唐英进波罗漆圆桌成对”。故宫博物院仅见一对波罗漆面心圆桌，紫檀波罗漆制，桌面下安圆柱式独腿，分上下两节，下节顶端设轴，上半节有圆孔套在轴上，使桌面可以转动。据胡德生先生考，这对应该就是唐英所进贡，见《中国古典家具》，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页15-16。
高宗承先祖康熙帝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搜罗有机械装置的饰品玩物，对可转动、奏乐的时钟格外青睐。乾隆二年，高宗降旨命西洋传教士制作“自行转动风扇”；乾隆四年，命西洋人做自行人自鸣钟。今日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底层四面设窗形孔洞，内绘山水。弦满开动后，八仙随链条做圆周运动，于钟体四面开光中循环出现，效果与转心瓶有相近之妙，见《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图版16。有人物跑动、水法运转等效果的时钟，迎合了乾隆皇帝对新颖奇技的偏好。
元代瓷器、传统民俗之走马灯，或是同时期的中式家具、西洋机械玩物，开启清朝瓷器转旋的直接缘由莫衷一是，但它们都是乾隆融古通今之大成的绝美见证。书写清朝转心瓶之华美篇章的功臣，无疑有督陶官唐英。
在清代御窑史上，唐英是彪炳史册的人物。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雍正乾隆时期的御窑瓷器攀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有别于其他大部分督陶官，唐英曾驻场数年，与窑工同食同宿，专心研究瓷器烧制，得以深入领会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从此不再只能听任工匠，而可以自行审度，甚至创新。为满足乾隆对“新样”瓷器的期待，唐英兢兢业业，自费创制新式瓷器，耗资不菲。创新品种中，转旋瓶当属工艺最为繁难、最为贵重，也最为稀见的一种。
流传至今的转心瓶中，每种样式仅见一件或一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先生将转心瓶的转旋方式归纳为两组，共四类，但四个类别中，也存在不同的组装粘合方式（见《唐英监造转心瓶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学术季刊》三十一卷第四期，页217-218）。唐英督陶期间的每一款转心瓶，或许都经过他精心构思、设计、绘图，并监制完工，其中的每一处机关、每一种组合方式，或许都出自他的笔下。
自纹样、转旋方式、款识等观之，此器当为乾隆早期所制，出自唐英手笔。纹饰与本器相仿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冬青拱花转旋大碗一对，出版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图版63。转旋碗所绘如意云纹与本器颈部、足部所饰，极为相仿。
转旋方式相似者，见两岸故宫珍藏数例：
•前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厂官釉金花葫芦转旋瓶，葫芦瓶底与青瓷盘心结榫套合。轻轻拨动瓶身，葫芦瓶便可在青瓷盘上旋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玲珑旋转渣斗一对，刊载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71。渣斗由四部分组成，撇口颈部、镂空器腹、内胆及足部分别烧造后，以榫结套合。轻轻推动镂空腹部，可使之转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翠地山水诗意双喜尊，刊载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66）。其分三段接合，颈部可随手推动旋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相类器，或与台北故宫馆藏原为一对，见《鬼斧神工转旋瓶》，《文物天地》，2016年12月，页101。
基于现有资料，推测此件转旋瓶以四部分分别烧造后组装而成：洋彩瓶颈、松绿釉内胆、炉钧釉腹壁、洋彩底座。经由窑火烧成之瓷器，经过巧妙设计、严密计算、精确烧造，才能保证各部分形制大小匹配，能恰到好处地榫合一体。此件转心瓶所展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复杂组装，凝结着一代督陶官的智慧与苦心孤诣。
细观上诉六件（对）之款识，皆为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除未找到款图的两件，及茶叶末釉葫芦转心瓶外，余者写法与本器款识如出一人之手。加之装饰风格颇为相似，结合清宫档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丽彩瓷：乾隆洋彩》一书中对转心瓶制作年代的分析（见汇总表），可知此件炉钧釉转旋瓶当制作于乾隆早期，极有可能制于乾隆十一年之前。
乾隆十一年前后之《活计档》中载，乾隆八年，唐英先后烧得进贡“玲珑交泰瓶等十件”，“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玲珑交泰瓶等十件”，次年又“烧得上色锦上添花转旋尊瓶碗等十八件”，此瓶极有可能是上述之一。
仔细详查，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条档案尤其引人注目：交“洋彩锦上添花太平有象双兽面尊一对，传旨着急速配座”。其描述与本器基本对应，但并未标注“转旋”。同一日，唐英贡入“上色锦上添花转旋尊瓶碗等十八件”，乾隆亦曾命为“洋彩山水诗意连架靶碗一件、洋彩东青地玲珑如意元式蓍草瓶一对、洋彩黄锦地乾坤交泰转旋瓶一对”，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可见当年当日，曾贡入转旋器多件，且并非所有转旋瓶的命名中，都写明转旋二字（如前引“洋彩东青地玲珑如意元式蓍草瓶”当为转旋瓶，但名称中未提及），那么前面所引“洋彩锦上添花太平有象双兽面尊”有可能指的是本器。
存世器中，亦有能堪此名的器物。一件洋彩炉钧釉瓶上拍于苏富比纽约1989年5月31日（编号202），后于佳士得纽约1999年9月16日（编号384）再次上拍。其装饰与此器如出一辙，尺寸相仿（高38.7cm），仅无转旋功能，无疑与本器紧密相关。1989年图录中描述其书矾红底款，而1999年上拍时，打洞修理，款图为青花款。它是转旋瓶之原型，或为此后烧制之简单款待考。
此外，另有几件同样饰以象耳的转旋瓶，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黄地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等。无论是否在清档中被详细提及，本器无疑制于乾隆早期，即唐英督陶期间，为唐英精心设计、悉心督造的乾隆御窑精品力作。相较其他转心瓶，其以单色釉结合洋彩的设计更为典雅端素，审美更近雍正时期，且单色釉为主体的其他转心瓶多制作于乾隆七年、八年间，故本器极有可能属于唐英最早创制的转心瓶之一，有可能制作于乾隆九年。
转心瓶的影响或许还波及了其他材质作品的制作。清宫旧藏中有一件清中期掐丝珐琅锦纹象耳瓶，尺寸较大（高61cm），近口处之蝴蝶纹、器腹之锦纹等与本器相异。极为难得的是，该器同样有转旋之能，且瓶颈两侧皆饰象耳，颈部下端及底座上端皆作如意云形，两者当出自同一设计，其中的借鉴承继关系待考。

制作精绝 彰显帝国威仪
转旋器制作极其困难，步骤烦琐，从拉胚至施釉、轧道、彩绘，各部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须一丝不苟，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烧造温度等皆有极高的要求。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由于技术难度极高，烧成颇为耗时。据《活计档》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而唐英烧成送到，已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费时达十八个月之久。
工艺复杂、成品率低、耗费工时长，使其制作成本极高。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督陶官海福共烧造捐贡瓷器九百六十一件，大多耗费不足5两。转心瓶之成本普遍较高，如百子太平大转瓶，银55两。所列成本最贵者，为“丹凤来仪转瓶”，耗银达60两之多。且转心瓶无法一次烧制成功，如前述丹凤来仪转瓶，成功一件，烧造破损两件，破损的花费是120两银。相当于成功烧制一件转心瓶的所有成本可高达180两。据学者考，乾隆年间正一品官一年的俸银不过180两，仅够成功烧造一件转心瓶！无怪乎唐英上报乾隆，提及新创的瓷器样式“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或许是考虑到成本和成功率，乾隆皇帝下旨，此后按节日进贡十数件即可，成对最好，单只也行。故留存至今的转心瓶数量极少，件件精品。
乾隆二十二年，副催总五十不小心将“洋磁转旋瓶三件”磕坏二处，不仅被罚钱粮一年，还被重责四十板。可见清宫对转心瓶的重视程度，远非一般瓷器可以比拟。自设计、成造，至运输，自唐英、协造官、催总、副催总，至每一道工序上的艺匠，方有今日我们所见之绝世佳作。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诠释着鼎盛王朝的审美与追求，可谓无价之宝。
转心瓶不仅可赏玩，亦可作为花插陈设宫中，常配牙花等物。陈设地点有圆明园、宁寿宫、热河布达拉庙、永安寺等。转旋瓶多于元旦、年节和万寿节庆典等摆设，凸显其地位特殊，为珍稀之选、祥瑞之兆，深得帝王青睐与珍惜。
转旋瓶还曾作为帝王的礼物，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与葡萄牙国王及来使。乾隆十年，“五彩转旋磁花瓶”是备赏达赖喇嘛的礼物之一；乾隆十四年，“磁转旋花瓶一对”备赏班禅。
对葡萄牙的赏赐更显隆重。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巴哲格为使团正使。乾隆皇帝对此次会面极其满意，屡次设宴款待使臣巴哲格，并给予他们超越规格的丰厚赏馈。在给葡萄牙国王的礼单中（见《赏西洋国王礼单》，《明清史料庚编 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页1500），甚至有“磁法琅壶二件、磁法琅卤壶二件”，或即珍稀之珐琅彩瓷。清单中同样珍贵，甚至更为贵重的，还有“冬青釉旋转瓶二件”。相比之下，给使臣的礼单有“磁法瑯橄榄瓶一对”，但无转旋瓶。由此或许可以推断，转旋瓶之地位及珍稀程度不逊于，甚至可能高于“磁法瑯”。
乾隆皇帝对使臣巴哲格尤其热情，在端午庆典之时，特赠其一件龙舟转心瓶。此外，乾隆还将自己日用的烟草瓶，甚至是极少赏赐的亲笔书画，也一并赠予。转心瓶等级之高，堪与乾隆皇帝日用品或亲笔书画比肩。
赏赐当日，乾隆作诗《端午日奉皇太后观竞渡》中言，“远人许预天中赏，欲使重瀛盛世宣。”诗末注曰，“是日，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使臣亦命入御园观览”。（博尔都噶里雅，即葡萄牙。）自“欲使重瀛盛世宣”一句，可见乾隆对巴哲格的款待，更在于让大清盛世的繁荣芳名远播。当带有机械感的转旋瓶被赐予外国大使，其成功烧制，已超越了乾隆对新巧之物的个人喜好，而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乾隆末期，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到访，乾隆皇帝曾谕马嘎尔尼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自造自鸣钟、转旋瓶，或许便意在彰显这“无所不有”、无所不能。
赠予，还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巴哲格离京至广东，广东巡抚苏昌奏折中称其为“贡使”，并言“外洋夷人”对乾隆的种种恩宠，格外感激，只愿“早回本国，宣扬圣恩广大，使海外诸国咸知感戴”。这种恭维不一定出自巴哲格本意，却代表着清代朝臣对乾隆意图的揣测。转心瓶不但有宣扬国威之能，还代表了大清君主对西方文明的恩赏。
此件转旋瓶乃唐英最早创制的一批，为其精心竭力之杰作，制作难度极高，工时钱款所用极多，上承元代转杯，旁引西洋机械妙理，开一类之先河，且以色釉、洋彩结合，于转旋瓶中极为罕见，炉钧釉装饰更是独一无二。她曾是御窑厂的天之骄子，是清宫瓷器中众星捧月的明星，是深受乾隆皇帝珍视之御窑绝品。几百年间，曾经近距离欣赏过她的美的人，或许不出百人。曾经拥有她的人，见证着她的荣光，更是无上身份的象征。
乾隆时期，王朝国力强盛，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摹古典雅之风盛行一时，巴洛克华丽之风吹进宫廷，四海之艺咸集，溯古启今，各式工艺百花齐放。没有乾隆对创新的期许与要求，没有唐英精益求精的追寻，没有窑工勤勉耕耘与精湛的制瓷水平，不可能诞生如此精巧、精美之工艺绝技与审美高峰。如此种种，汇集成一个王朝的鼎盛之音！唯有强大而自信的时代，才有融汇百川的胸襟与实力，有开疆辟土、不断创新的勇气与能力。转心瓶，便是这一切的产物与代表；炉钧釉流淌之云水飞瀑，是王朝鼎盛时期，锦绣河山的写照，凝汇彰显出盛世帝国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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