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墨地绿彩「富贵白头」双喜图莲托八吉祥纹大盘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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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6,000,000-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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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此件拍品为保税状态。

备注：
· 欧洲重要私人收藏
· 伦敦佳士得，1995年6月5日，编号210
· 香港重要私人收藏
· 香港苏富比，2006年4月10日，编号1520，成交价：约人民币14,102,400
·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编号SO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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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最缤纷的华丽
—清乾隆 墨地绿彩双喜图莲托八吉祥纹大盘浅析
“我以为真正的美丽，是可以通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时间，有着压迫、不赦免任何人的腐蚀力量，以及将所有事物归还土地的意志。能够耐受这些而留存下来的形与色，才是真正的美丽。”— 日本著名黑白摄影师杉本博司先生如是说。他，相信黑白，才是最永恒的华丽。
“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说文解字》。古代帝王对于黑玄色系的喜爱便深入骨髓。早在秦朝便以黑为贵，东汉历史学家编纂之《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所以秦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尚水，而五行中水德对应的便是黑色，天子之服皆尚黑。自此后历朝帝王贵胄，皆对此深邃凝重、遁空无形，蕴含宇宙奥秘的颜色推崇至深。
时至清代，喜好各色慕古的雍正、乾隆二帝亦对象征权贵的黑色颇有青睐。从清宫档案中可察见，雍正帝对于黑色亦十分痴迷。如雍正曾御批“黑白玛瑙盒西山石砚一方，做法文雅，甚好”，“做肃静文雅即好”等，并特地传旨制作的“黑地珐琅春盛”、“黑地彩漆盒”，都少不了黑色元素的参与。
玄色在汉代以前指青色或者蓝绿色调的颜色，汉代以后玄色被重新定义认为天的本色是日已落，月未出的颜色，基本为红黑色，至此衍生出红黑的色域。在最尊贵的服饰色彩中，以“玄”，“纁”两色之搭配最为崇高，彰显中国古人“制物象德”的智慧与服饰规制的效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绢本设色雍正观花行乐图中便可察见，雍正皇帝身着玄色常服，在若干侍卫簇拥中，端坐观花的场景。
此种以黑、绿为配色的器物早在宋金的磁州窑上便多有体现，如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一例金代绿釉黑花牡丹纹瓶，其工艺与白地黑花的前两道工序完全相同，先素烧再罩绿釉料浆，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由于胎与化妆土均素烧，化妆土与再上的孔雀绿釉之间无法通过高温而产生化学反应层，结果便造成了胎釉结合不紧密，故此目前传世的所见的绝大多数此种“绿磁州”均有不同程度的剥釉情况。
日本出光美术馆另藏有一例金代绿釉搔落牡丹纹梅瓶，其于素胚上施黑釉，再刻制弦纹线，弦纹线中用锥刻的线条刻制牡丹纹，后又把地子上多余的黑釉剔掉，在剃掉的部分又上绿釉，此种被称之为“黑搔落”的工艺在日本极受推崇。此类是为黑釉剃刻瓷器中较为少见的工艺，减少了工艺程序，由宋至金也是一个由繁至简的过程。
时至元代黑绿配色的“绿磁州”已极少见有“黑搔落”之工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一例元绿釉黑花花卉纹瓶，似乎又回到了早期的简约之风，仅仅素烧绿釉后再以黑彩绘画，纹饰也更显粗犷、随性。
对比本品在黑绿配色上以繁缛的纹样体现出整体画面的灵动，见有1975年伦敦苏富比封面的克拉克夫妇旧藏的一例金代磁州窑黑地绿花兔纹罐，墨色与嫩绿带着生命的张力从自然中来，让人感受不到一点色彩的晦暗。
除工艺、配色外，纹饰见一例【金代白釉黑花花鸟纹梅瓶】著录于《中国名陶展》，图版34，翠鸟立于枝头，与花蝶相对，线条洒脱随性，寥寥数笔似能闻鸣寻香。而本品在画面上更不惜工笔，峦石、天竺、翠鸟、花蝶，每一个生命体在画面中无不呼之欲出，这是乾隆在纹饰上的又一传承与创新。
时至雍正至乾隆，其工艺相较宋代便更为精妙，需先在高温烧好的素瓷上用“珠明料”描绘纹样，并填满纹样空白处，然后在整个画面上覆盖一层水绿色料，待干后入窑二次低温烘烧。所谓“珠明料”，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地，明嘉靖以后用于烧造青花瓷器。云南所产上等青花料被称为“金片”或“珠密”，“珠明”即“珠密””之音转。珠明料氧化钴含量高，烧成后发色浓艳，呈翠蓝色。用珠明料制作色泽纯正的黑彩，是康熙时期的一大发明。
而本品之法必须在珠明料上再罩一层水绿，低温二次烧成后，才能达到漆黑光亮、颜色牢固的效果。如果不罩水绿，则色料与釉面之间结合不牢，极易脱落，且黑色黯淡无光。用绿彩装饰配合黑地，巧妙利用了罩绿的工艺环节，且画面效果沉着典雅，可谓匠心独运。因烧时成品困难，传世墨地绿彩器寥若晨星。此种以黑为地的高贵宫廷审美，恰恰又与宋时宫廷漆色相对。
墨地绿彩为雍乾御窑彩瓷之旷世名品，是十八世纪清宫华丽彩瓷发展多元化之体现，与粉彩、斗彩相比，虽无前二者之淡雅柔丽与清新妍美，然其墨地之庄重静穆，与翠丽之绿彩上下辉映又彰显出另一份宫廷独有的华贵，如翡翠镶成。
本品是为乾隆朝墨地绿彩瓷器寥寥可数的珍品之一，其体量巨大,为同类釉色装饰作品中传世所见最大一例。盘内与外心敷施墨彩为地，黑亮而匀净，盘壁一周缠枝花卉，并饰以八吉祥纹，画中洞石玲珑，上有花卉二枝横欹而出，在秋风的吹动下，枝干呈随风顺势倾斜。左边绘饰两只富贵白头翁，一只展翅将坠于花蕊之上，正欲张嗉而鸣，另一只则遥遥相对，正欲抖翅。。其画笔清秀细腻，构图颇得虚实之妙，实醉人心扉。当中洞石之绘画水平堪称乾隆御瓷之最，运笔苍劲，绘以细密的皴线体现出洞石的质感，又见玲珑之姿。底施白釉，正中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圈足修整细腻。
在清代御瓷中，成熟烧造黑釉作品，可见Anthony Hasting George爵士（1886-1944）旧藏一只【清康熙 墨地素三彩鱼龙变化葵口洗】，可见早在康熙时期此种以黑色为饰的工艺特点就为宫廷所推崇。另见有一【清雍正铜胎画珐琅黑地花鸟纹鼻烟壶】亦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铜胎画珐琅，壶身以大面积黑色为地，表现雍正皇帝对于黑地器物之钟爱，两面分饰花蝶、燕子，均有成双成对、双喜临门之意。
康雍乾三代盛世，乾隆皇帝是极具艺术成就的一个。在前朝两位皇帝的努力之下，乾隆刚刚即位便有良好的政治及经济环境。在雍正近乎严苛的审美影响下，许多方面乾隆均继承了这一高度，这也是清代美术史上极为巅峰的时期。乾隆嗜花鸟，这一期时期的宫廷花鸟画几乎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北宋之后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
作为深得乾隆皇帝欣赏的西方宫廷画师郎世宁有许多宫廷花鸟画作传世，如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郎世宁画仙萼长春图其中两开，一面一对花蝶寻香而来，雀鸟在枝头栖息，与本品画意相类；另有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郎世宁所绘双喜图，百花争艳，喜鹊穿花而立，无尽春意在其中延展，与本品暗合，并盖有“三希堂精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可见这位十全老人对花鸟的沉迷与执着。
另外可见一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 黑地嵌百宝花鸟挂屏】为福康安为投乾隆皇帝喜好所进贡品，曾被一直挂于乾隆皇帝“退休”居所之倦勤斋中，图画之上以各式珍稀百宝镶嵌蝴蝶、瑞鸟两两成双，寓意老太上皇对“双喜”之意的钟爱。
本品尺寸之巨硕达47.7公分，其造型纹饰之隽美，绝无雍乾之类品所企及，疑为孤品。见有一18.3公分例，著录于《求知雅集-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编号160，以蝶恋花为饰，画意与之较为舒朗；另有对乾隆例，整体延续了雍正之风，以天竺、水仙、洞石相结合，跃然纸上，尺寸较小为16.8公分，售于香港苏富比，1978年11月29日，编号363。另见有一梅瓶例，以缠枝花卉为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真品大系·杂釉彩·素三彩》，页146，均可资参考。
查阅公私收藏，还见有一康熙葵瓣洗例，原为胡惠春旧藏，售于香港佳士得，1995年10月30日，编号721，由葛沃得购得，并著录于《佳士得二十周年回顾·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精选》，第187页，后售于香港佳士得，2010年12月1日，编号2814；见有一对雍正内绘过枝梅花，外壁八吉祥例，15.5公分，售于纽约佳士得，2000年9月21日，编号400，为香港望星楼收藏，另有一同等相似的类品为15.2公分，售自香港苏富比，1978年5月23日，编号164。立件中见有一雍正黑地绿彩芝仙祝寿尊，花蝶于仙草之上起舞，风格与本品相近，为达文堂收藏，于敏求精舍六十周年展中展出；玫茵堂亦收藏有一例雍正墨地绿彩穿花夔龙尊，著录于《玫茵堂藏中国陶瓷》，卷4，图1824。另见有一雍正例，尺寸较一般盘类稍大为20.3公分，为瑞士Baur爵士旧藏，风格最为相近但纹饰稍有不同，各见佳妙，著录于《世界陶瓷全集》第十五卷，彩图78、79。
玄色幽幽，以宇宙之大承载万物，翠色苍苍，以羽木之美示予众生。玄翠二色于泥火之间的绝妙组合带来别样的美学感受，硕大的尺寸更以帝王之姿态、帝王之审美、帝王之尊贵展示出威武气派的皇家风范，堪称一代标程。走过百年，当年庭院提笔吟思的古稀天子，是否又与今人神交。今春有幸，共饕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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