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 1626年作 行书自作诗册 册页 (十开十九页)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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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2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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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
1.此作经钱堉之鉴藏。钱堉之,字鹿泉,江苏无锡人。清代收藏家、目录校勘家。
2.原为辽宁省文物商店藏品,1988年7月7日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鉴定,后陆续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书。

张瑞图,字无画、长公,号二水、白毫庵主人,福建泉州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善画山水,法黄公望,亦工佛像。书法奇秀,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合称“晚明四家”。

据《明史·阉党列传》载:“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因此,后世认为趋炎附势取得的信任与偏袒,使得张瑞图、施凤来等阁臣,对于魏忠贤唯命是从,故又被称为“魏家阁老”。由于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依附于阉党的“探花郎”张瑞图,仕途也平步青云。是年(1626),其迁礼部侍郎,秋季,又与同年“榜眼”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很快,再度升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可谓位高权重。
而事实上,张瑞图可查证与“阉党”的交往,似乎只有为魏忠贤生词“书丹一事”,且题写匾额后,并未署款。此外,并未见其他迫害东林党人的“劣迹”记载。所以,在崇祯皇帝清算附逆“阉党”时,张瑞图一次次上疏自辩,乞求免官,最终以“结交近侍又次等”之罪,又“纳资赎罪”,逃过牢狱之苦。
毫无疑问,张瑞图为人所诟病的根本缘由在于性格软弱,又出身贫寒,没有靠山,故而前期在高中探花后,为谋求仕进,有不惜钻营的心思。而随着仕途的高升,品尝到“捷径”带来的功名富贵后,又令他不自觉地选择“进退于阉党之间”,没有明确的立场。进而“四次告老还乡”,以期夹缝求生,既是选择“自保”,躲避“党争”的直接交锋,同时也是饱读儒家经典,内心根深蒂固的“忠孝礼义”,令他的“矛盾”思想,与日俱增。
由此可知,张瑞图最多可算“骑墙派”,视其为“阉党”的污名,并不恰当。他的“挣扎”,正是晚明混乱政治环境的例证,亦是彼时众多“文人”扭曲社会价值观的缩影。
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
“攀附逆党”与“传统士人”的矛盾,使得“书法”成为张瑞图反叛束缚、独辟蹊径的“情感通道”。而他“有意识”舒散积郁,所呈现的个性张扬,突破“钟、王”藩篱的书风,笔势生动,奇姿横生,对于稍晚的“晚明书坛三株树”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影响,当有开启之功。
其书法又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也有“南张北董”美誉,同时与王铎、傅山、倪元璐、黄道周等有“晚明五大家”之称。其书名远播海外,日本书坛称之“气脉一贯,独自风格”。闽人梁章钜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曾言:“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史可法题字张瑞图书册,亦曾言“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皆算是对张瑞图“品行”以及“超绝书法”的公允评介。
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相较于“千人一貌”的台阁体,张瑞图的书法,力矫时弊,别具“奇逸”之态,有着典型的个人面目。而于“二王”帖学一脉的内敛含蓄,柔媚时尚等,其也是不拘一格,绝去依傍,结体横撑等,可谓奇姿如生龙动蛇。
近人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谓之:“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清人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亦言:“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梁巘《评书帖》中,也说:“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作《行草书五律诗轴》,行草写之,峻峭劲利,笔势生动,结体则拙野狂怪,布局交错凌厉,自成一格。而其行楷书,则如这件北京保利拍品“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绢本,打破传统的用笔模式,充分运用侧锋,结体横势蹙展,空中取势,露锋铺毫,知“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大抵如是。
“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款识:“天启丙寅书于东湖之审易轩。瑞图。”知为张瑞图作于1626年,时年五十七岁。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张瑞图《行草书法册页<后赤壁赋>》”,亦是作于天启丙寅年,款识风格、布局等,与“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可谓如出一辙。
如“审易轩”中“轩”字,都是于另一开起笔书写,题识“瑞图”。究其缘由,或应是由于册页的特殊形制,预防“款识”部分被不法之徒,挪作他用。明代书札中,常有“冲”、“左冲”、“左素”、“余素”等,表明书信内容到此为止,可防止信札在投送过程中被人拆开后,私自在上面添加内容而引致其他后果。私以为,明晚期因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拆阅手迹而招祸、嫁祸的例子,当不鲜见。而张瑞图久居宦海,目睹“阉党”行事手段,为求自保,自然更是小心翼翼。此亦可反映彼时朝局“宦官专权,党争残酷”之昏暗。
张瑞图的作品中,很少见上款,应也是怕遗人口实,而卷入是非之中,可猜测当系其刻意为之。款识中“东湖”应即“东湖草堂”,设于“拙巢湖”南畔,与“审易轩”同为张瑞图故居的“斋室”,常见于其六十岁以前诗文中。其晚年筑室白毫庵,又自称白毫庵道者或白毫庵主。天启三、四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斗日益激烈,为免陷入“党争”旋涡,张瑞图告假回乡,悠游湖山,而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迭遭黜逐。
天启五年十一月,朝廷拟擢升张瑞图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由于此前这一“党争白热化”时期,其既避开了迫害东林党人的嫌疑,又不得罪“阉党”,故次年即应命北上,再次赴京任职。考其在天启丙寅夏日抵京,故此册页,虽未记月日,而从“书于东湖审易轩中”,则可知仍为张瑞图书于其家乡福建晋江,正是行将北上之际。
这件册页,张瑞图书旧作诗四篇,分别为《瀛海公署观画角鹰屏风图歌》《辛酉北上至河间公署逢除夕作,用杜工部起语韵》《为郑大白庶常题小影》《送吴仲声年兄会试作》诗文皆著录于张瑞图《白毫庵集》,商务印书馆出版,诗词标题略有不同。整册书法,行笔高低歆侧,不求匀称,可谓率性超然,圆处多作方势,有折无转,而似乎有意的横撑,提按节奏明显,结字也是“上大下小”,左高右低。因闽南之地,佛教信仰隆盛,张瑞图也虔诚礼佛,曾言“晶莹烁迦罗,万象无循态”。《桐阴论画》附注又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或可知张瑞图肆意的笔势似有“符录”的意境。
笔者关于其书借鉴“符录”的揣测,除因其书风硬峭纵放,结体拙野狂怪,布局犬齿交错外,另据《泉州寺庙·白毫庵》载,张瑞图早年因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中,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其对于“符录”书写自然是熟悉。同时,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而苦无出头之日,故而其内心有“弃绝传统束缚”的思想,革新的意愿等,也早有萌芽。《明史》卷三零六,载“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此亦可见张瑞图的“狂悖”,异于寻常。仕途上的“如履薄冰”与“狂狷不羁”的书风,形成了张瑞图“性情”与“书法”的鲜明对比,看似矛盾,却是情理之中。晚明本就涌动着“个性解放”的思潮,张瑞图也不可避免受到公安派“独抒性灵”与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而这一点在其书法上,尤为明显。
沿着张瑞图的书法脉络,其最初从“钟王”帖学入手,临池不辍,熟能生巧,对于章法、字形的把握,当几无偏颇。又受陈道复、祝允明倡导的“书法革新”影响,转而只是意临而不再拘于形相。
而后,在先贤取势狂放,线条典雅的书风中,张瑞图以”狂草”的放逸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发起挑战,下笔直入平出,起止转折处不作任何回锋顿挫的装饰,打破书法上“藏锋”的讲究,如同横截翻折,锋芒毕露,独有“生拙”之意。同时,其书法作品,笔划第一笔多是“尖锋”入笔。此外,其与王铎、黄道周等满纸风云,一味求奇绝险峻,亦不相同,其书法中,追求气势纵横凌厉之余,仍有端严方正之趣。
在《果亭翰墨》卷一中,张瑞图更曾言“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则可见其“绝尘而奔”的自信与“书法野心”。
纵观这件张瑞图“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行气连贯,笔力劲健,通过“疏密”、“粗细”的布局,如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密而不窒,行与行之间则疏可走马,寓之动态之势、放逸之趣,字形略呈长方形结构,部分尖利横撑,点画中又以“上大下小”时出奇险之态,可谓风清骨峻,节奏爽朗,有其典型面貌。此对于其书法风格变化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绝奔俗尘,片纸惟珍
由于张瑞图“绝奔俗尘”的书法,又无“吝书之癖”,在其入阁(天启六年秋)前这段时间,悠游林泉,而有诸多挥毫佳作。作为晚明书坛上揭起的创新旗帜,张瑞图在书法史上的意义重大,除对同时代人的“发蒙开山”之外,后世如郑孝胥、于右任、潘天寿、沈曾植等亦受其影响颇深。然因年代久远,其书作流传至今,早已是片纸惟珍。
2018年,福建省文化厅举办了“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重点展览“张瑞图书法艺术展”,以期加强对张瑞图文化的保护。近期,“白毫墨涛——张瑞图书法特展”亦在福建泉州晋江市博物馆开展,也倍受书法界关注。其中,张瑞图《承天寺十奇诗碑》石刻(现藏于泉州市博物馆)亦是天启丙寅年,其将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十奇诗”书刻于碑文,传之后世。
此外,张瑞图虽然对“阉党”隐忍,而天启五年(1625),其出面阻止魏忠贤迫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天启六年(1626),提请缓刑,挽救方震孺、李承恩、惠世扬等诸大臣,同年,阻止魏忠贤建立生词未果,遂阻止其生词中塑立雕像。类此种种,则“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身不由己的张瑞图应需要更为公正的对待。
钤印累累,著录诸多
这件张瑞图“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钤印累累,计有十几枚,分别为“公孙大娘、椰子、左柱国少师大学士章、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家在莲花岛、无画氏、水竹居、二水山人、此翁、果亭、张瑞图印、二水、张长公、鼎甲纶扉、子子孙孙用之勿相”等,数量之多,甚是少见。而诗文,皆著录于其《白毫庵集》中。“瀛海公署观画角鹰屏风图歌”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一”,第138页;“辛酉北上至河间公署逢除夕作,用杜工部起语韵”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二”,第183页;“为郑大白庶常题小影”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一”,第131页;“送吴仲声年兄会试作”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外篇”,第83页。此外,据鉴藏印“鹿泉心赏”知此作经钱堉之鉴藏。钱堉之,字鹿泉,江苏无锡人。清代收藏家、目录校勘家。后为辽宁省文物商店藏品,1988年7月7日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鉴定,后陆续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书。另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等亦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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