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左宗棠 刘蓉 乔松年 潘祖荫 等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 册页(14通)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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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提要：
1. 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札》 咸丰五年九月初六日 一通四纸 信中多言军事部署问题，调和杨岳斌、彭玉麟二人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到罗泽南申请专衔奏事之事已经附片具请，又提到郭嵩焘写作俱佳，是办理奏折事务的熟手，如能请他出山则甚好。又讲到自己为癣所苦，“天下大事恐非一二书生所可担荷，然亦何可不尽力也”。
2. 左宗棠《致萧启江札》咸丰六年四月廿六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湖南援江西的出兵方略，统筹规划，明晰透彻。
3.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六年七月廿七日 一通四纸 信中长篇论述自己的用兵之道，即讲求“主客之势”，劝刘腾鸿听其安排，不可将重兵久顿城下，攻克瑞州须扼住东北要道，迫使敌人来攻，久之必能成功。
4. 曾国藩《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二月十二日 一通二纸 信中称赞刘腾鸿治军有方，并指出当于瑞州东北驻扎数营，使敌无寸草勺水之接济，此信与上一札所言，皆为克复瑞州的方略。
5. 左宗棠《致刘腾鸿札》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五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得到消息，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而来，已抵达彭泽，似有增援瑞州之意。遂与刘腾鸿详细说明抵御方针，并预判各种可能，制定不同的对抗措施。
6. 曾国藩《致胡林翼札》咸丰十年三月廿九日 一通二纸 信中讲到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及忠王李秀成的作战部署，足见江西战场的激烈与焦灼。
7. 乔松年《致曾国荃札》同治三年六月廿二日 一通一纸 主要谈及筹饷之事。
8. 刘蓉《致业师札》同治四年六月十八日 一通三纸 信中讲到金陵克复之后，曾氏兄弟声望日隆，而毁谤之声益起；湖南人才任封疆重任者几半天下，而议论不齐。曾国荃为避嫌已功成身退，曾国藩亦有退心，但非至平定捻军不能。自己为官甚苦，所任山西巡抚，也有人觊觎，亦准备上书乞休。
9. 蒋益澧《致曾国荃札》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 一通六纸 此信写于曹沖之狮山洞行营中，曹冲在广东台山县东南，信中详述在粤对捻军作战情形，及彭杏南在湖北阵亡之事，蒋于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是湘系重要成员之一。
10. 潘祖荫《致郭嵩焘札》同治十三年初夏 一通四纸 信中述及近来刻书等事，又向郭嵩焘询及曾国藩的文集是否刻成刊行，如有，欲求赐一套。
11. 毛鸿宾《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此札言香港捕犯应速办理，并将相关公函文件送呈郭嵩焘过目。
12. 王文韶《致郭嵩焘札》一通一页 信中言有同乡戚友，欲以会课诗文求教于郭嵩焘，王文韶代为介绍，且嘱其幸勿稍存客气。
13. 杨翰《致郭嵩焘札》 同治十一年 一通一页 筠老年大人，雅召万不敢却，因连日为人作饯，俱有前约，须过十八日再当诣谢，先此覆颂著安不俱。翰顿首，孟陬十四日。钤印：壬申
14. 春湖 《李商隐诗一首》 一纸

说明：
1.朱海涛家族旧藏。据出版序言，知此册为长沙朱海涛先生家族旧藏，先生先祖朱乐道堂主人商贾之余，涉猎书画收藏，此册为其旧藏，海涛先生终身守之，且于年过古稀（1987年）之际，出版公布于世，今又由先生后人友情提供。
2.台静农曾为此册题签，今存书名复制件。台静农（1903－1990），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教师。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3.作家高阳撰文作序并笺注。高阳（1922－1992），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4.是册出版物中收录信札十二通，未收者二通。共计十四通三十四纸。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祖籍浙江上虞梁湖，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初为户部主事，同治间任湖南巡抚，光绪间权兵部侍郎，直军机，后任云贵总督，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乔松年（1815-1875） ，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县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乔松年历任松江府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同治二年任安徽巡抚。同治五年调任陕西巡抚。著有《萝藦亭遗诗》《萝藦亭札记》《萝藦亭文钞》《论语浅解》《乔勤恪公奏议》。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清朝湘军将领、桐城派古文家，官至陕西巡抚。有《养晦堂文集》等。
蒋益澧（1825-1874），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后被派往左宗棠军营候补。不久，任广西按察使。旋告病回籍。
毛鸿宾（1811-1867），字寅庵，又字翊云、寄云，号菊隐。历城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咸丰五年始，毛氏先后在湖北两地任道员。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
杨翰（1812-1879），字伯飞，一字海琴，号樗盦，别号息柯居士，直隶河间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授官湖南辰沅永靖道台，官至永州知府。

《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序
文 / 高阳
清朝中兴名臣筹划军务手札真迹，收曾国藩、左宗棠等致罗泽南、刘蓉、刘腾鸿、萧启江、曾国荃、胡林翼等亲笔函迹十件，其数戋戋，但在史料上的价值，是决不可以量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王闿运作《湘军志》，凡十六卷，以地以事，各为以篇。例外有二：一是叙“曾军”有“后篇”；二是叙江西特详，有“江西篇”“江西后篇”“援江西篇”。于此可见近代史中最大关目的敉平洪杨之乱，江西是处于何等重要的枢纽地位。这十件手札中的主要的部分，正可以反映咸丰五年至七年，曾国藩在江西、左宗棠在湖南、胡林翼在湖北，彼此紧密协力、共济时艰的实况；由平洪杨的领导人物，于平洪杨的关键时刻、敉平洪杨的枢纽之地，在这一个过程中，截取任何一段实录，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珍视的。
江西何以会成为平洪杨的枢纽之地？读过《湘军志》，再打开地图来一看，立刻就能充分领会。江西绾毂六省，为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所环绕，王闿运谓为“群寇孔道”。塞此孔道，方能割裂“群寇”、包围“天京”。王闿运在“江西篇”的结尾中说：“明年（咸丰十年）寇陷苏杭，国藩督两江，以江西为根本，其强弱轻重，与初败九江时绝殊。”曾国藩九江初败，在咸丰四年十二月，据《近代史事日志》记载：
十二月六日：胡林翼、罗泽南攻湖口梅家洲，为罗大纲所败。
十二月十二日：胡林翼、罗泽南、李孟群、彭玉麟水陆攻梅家洲，为石达开、罗大纲所败，水师都司萧捷之等轻舟百二十余号，陷入内湖。
十二月廿五日：石达开、罗大纲、林启荣夜袭湘军水营，焚师船百余，获曾国藩坐船，国藩遁去。
十二月廿九日：罗大纲败罗泽南、塔齐布于小池口。
于此可知下一年为决定性的一年，而江西则为决定性的一省，爱新觉罗皇朝的命运，全看这一年能不能稳住、这一省能不能保住。
其时两湖、安徽、江西视如一体的观念，业已确立，在此观念下所产生的战略是：先复第三次被占的武昌，再图江西、安徽。此一战略为罗泽南与曾国藩所商定，而为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及为骆秉章主军务的左宗棠所同意，并即由罗泽南担负援鄂之任，于八月廿七日，自江西义宁州拔营，趋湖北通城，经营武昌。这一册手札的第一件，便是曾国藩致援鄂途中罗泽南与刘蓉的长函。如果说，我们要研究曾国藩在江西何以能扭转“绝殊”的形势，而以之为督两江的“根本”，那末，这一册手札中的前面五件，将会提供最正确的讯息。
作《东华录》的王先谦，论军事史之失，曾有这样一段话：“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知问其笔墨如何？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平洪杨过程中最艰苦、最有关系的一段实况，后人虽未能身亲目击，但得读局中人的亲笔记述，则与身亲目击不过一间之差，其幸何如？
具体而言，这一册手札，对于印证事实、探究真相，在研究平洪杨的历史方面，至少有下列三点帮助：
第一，曾国藩、左宗棠戡定大乱，各建方面之业，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长处何在？是善于将将呢，还是长于谋画？而能使身经百战的大将，俯首听命，是由于他们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能不受限制，抑或别有令人信服者在？这些常会使人迷惑，而难有清晰概念的问题，在这册手札中，可以获得许多珍贵的启示，尤其是相互参看以后。
如曾国藩致刘腾鸿一函，畅论“用兵最宜讲主客之势”，切不可久顿城下，并引向荣、塔齐布等人的往事为例证，其言如此：
以重兵屯于城外，如寄食于富人庑下，贼常为主，我常为客，不过数月，贼气日稳，我气日馁，士卒以积久而生玩，主将以无功而耻退，愈久而愈不愿，于是贤将或愤郁而致疾，不贤之将或积疲而致败，此皆国藩所身历目击之事。
他是由经验法则，参以前人兵法，推演出来一套“主客之势”的理论，主者主动权，但曾国藩所解释的主动权，看来反似被动，如告诫围瑞州的刘腾鸿说：
久顿城下则贼为主，而我为客。若于东北扼要驻扎，使瑞城与东新之贼不得相通，则逆党必以全力来扑，是我为主而贼为客。
敌以全力来扑，我亦当出全力以御，这看来好像是被迫应战，无怪好些名将都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其实曾国藩的本意是：不能使敌以逸待劳，要迫敌出战，不遑宁处。这是很高级的战略指导原则，但执行不易，难期速效。至于临阵指挥，随机应变，则曾国藩不如左宗棠。
左宗棠致萧启江论湖南援江西云：
湖南援江，以大局论，宜分三路出师：一由浏阳为中路，一由茶酃为南路，一由通城为北路。贼之备多力分，我得乘胜长驱，不为贼所牵制，此计之上也。所惜者，三路非万数千人不可，兵力难、饷难，终嫌单薄，非得数大捷不能放心；即得数大捷，犹难放心也。
指画形势，言简意赅；而对兵要地理的熟悉，尤为左宗棠在指挥作战时，一项他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长处。如咸丰七年初夏，石达开率众数万，由安庆至彭泽，一股援江西太平军、一股犯鄂，左宗棠函告刘腾鸿云：
若其分援江西各郡之贼，则以瑞为急，亦必自南康、德安一带取道而来……瑞贼死守不去，其为待援无疑，而翼贼此来，恐亦不能忘情于瑞，当谨备之也。
左宗棠对抗石达开的措施，函中亦曾述及除由李续宾一军迎击外，并飞函新近在安吉大捷的王錱（璞山）沿赣江北上驻樟树镇（临江），“相机而动，出其不意，一挫狂锋，则于鄂、于江皆大有裨益。”函后又有附启云：
若璞兄到临，而贼尚未到南康，宜急由瑞州、奉新进驻德安县，一以壮迪军（按：指李续宾所部）声援；一以截其竄瑞昌赴鄂之路，更为万全。而援瑞之贼，亦断不能到瑞州矣。
按：石达开如犯鄂，则必自彭泽往正西，经湖口、九江、瑞昌而入湖北，其援江西一股，当在九江分兵经南康（星子县）、德安南下。如王錱先到临江，而石达开尚未到南康，则围瑞州的任务，可由王錱接替，刘腾鸿先一步，经奉新北上，驻扎南康西南的德安，此处正北数十里即为瑞昌，若能扼守此处，石达开既难犯鄂，亦难援瑞。寥寥数语，利害得失、进兵顺序，剖析至明，实非山川形势了然于胸者不办。
第二，从来言平洪杨战役者，皆详于后而略于前，尤其是克复江宁之役，更所津津乐道。其实安庆既克，进围江宁，破城只是迟早间事，曾国荃以曾国藩提携、李鸿章情让，遂建大功，其麾下“先登十将”皆受上赏；而早期战死名将，若罗泽南、李续宜，犹有知者；如刘腾鸿、萧启江，则湮没不彰。每读战史，辄生“好死不如恶活”之想，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
按：湖北援江西，所派主将即刘腾鸿，湖南则派刘长佑、萧启江，将五千人分道并进，一攻萍乡，一攻万载，刘长佑后因病回乡，由姪坤一代领其军，萧启江则始终其事，“以锐疾深入为能”。王闿运统计自咸丰五年至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水陆勇丁九千，军饷二百九十三万”，并列数由湖南援军攻克的府城县城，共廿三座之多，大半为萧启江的功绩。
至于刘腾鸿阵亡瑞州，《湘军志》“江西篇”叙其经过云：
刘腾鸿之围瑞州也，频破寇援，尝以三百人败万众，作长壕以困城中，围攻一年，所役作壕垒，如数万人之功。城寇知死，乃突围力战，（咸丰七年）七月庚辰朔，腾鸿攻城中炮伤；明日更战，军士知腾鸿志必克，争致死，尽破台垒，炮丸两下，中腾鸿胁，仆。弟腾鹤扶之，强视语曰：“城不下，无敛我。”军中皆泣，冒炮登城，斩杀强寇大半，除道开门，迎腾鸿尸入治丧。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以为腾鸿能用众也。……
腾鸿死，而所部称精兵，至今闻其名。凡曾从腾鸿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但知刘腾鸿者，与知李续宾者，恐怕不止于一与十之比。今幸而有此一册手札，知刘腾鸿官秩虽微，而实为直接受命于曾、见重于左的大将，而从提醒后人，言洪杨之史实，不应专注于左宗棠、李鸿章既当方面之后；更不应一味执着于位髙则权大，权大则任重，任重则功过显的僵化模式。
第三，达官函牍，每为幕僚代笔，惟亲笔最可贵，因为由称谓语气之间，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以及本人的个性。即就称谓一端而论，便可看出许多消息，如曾国藩致罗泽南、刘蓉（号霞仙）函，称二人曰“罗兄、霞弟”，相形之下一显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冷漠，但《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四•罗泽南传》，不特述其事功与曾国藩不可分，而且予人以合作无间的印象，其中记曾、罗唯一不协之事为：“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 ”用隐笔谓罗泽南不奉檄。世传罗、曾不睦，彷彿由此而起，今由此函证明，少同里，同讲理学的曾、罗，在此以前，便已情不投、意不合，函中“罗兄专衔奏事，亦已附片具请”，足以显示官街为浙江宁绍台道，并无专摺奏事资格的罗泽南，已不愿受曾国藩的节制，有所陈请，希望直接奏请上裁，更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的强烈表示。
但以此事与曾国藩翌年七月廿七日致函刘腾鸿，称之为“仁弟”这一点合参，可以推知若干史书所未载的真相，从而反映出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道；胡林翼调和将帅，促成团结的苦心与手段；以及罗泽南毕竟为讲理学的有道之士。
推断当时的事实真相是，湖北、江西战局以石达开的动向为转移，当罗泽南由江西援湖北时，石达开自安庆溯江西上，二十天后在武昌县登岸，立即南下，抵达咸宁，其时罗泽南甫克湖北崇阳，复为石达开所夺。石之原意是要会合广东的“天地会”，共取湖南；但罗泽南力保入湘要道的羊楼峒，而湖南的防守，亦颇严密，石达开遂折而往东入江西，取修水、下南城、占瑞州、入临江、掠新淦、破袁州。于是会合天地会围吉安。二月下旬，曾国藩自南康进驻南昌，以战船为行台时，石达开已攻陷丰城，十日之间，连破抚州、东乡、万年、建昌，自西、南、东三面完成了对南昌的大包围，江西为太平军所占者计府城八、州县城五十余。
当其时也，湖南已遣刘、萧援江西，独湖北不应，则事非得已，《湘军志》“湖北篇”云：
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议者交章调罗军，浙江、湖南巡抚皆以为言，文宗以武汉功可期，特不许，言者益众，诏官文等通筹利害。泽南念曾国藩艰危，义与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胜数十，小战百数，寇婴城待援，士卒多伤，官军每战，辄薄城下，寇阴穴城为突门。三月己未，寇开城迎九江援党，泽南率师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门开，直冲泽南军，军不能退，泽南躬拒之，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血霑衣，犹踞坐指挥，乃得收军还。乙丑创发，卒于军。军中哀泣，江西、湖南闻之，皆叹息失气。
按“突门”一词，见《墨子》：“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孙诒让《墨子闲诂》云:“此城内所为以备敌者。”又《六韬》：“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则“寇阴穴城为突门”者，乃是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在城墙上打数洞作通道，内设拒马，亦即置伏兵于城内，等官军直薄城下时，移去拒马，伏兵齐出。罗泽南之中伏，在于冒险轻进，轻进则由于急收“垂成功”，以便回援江西，是则罗泽南之于曾国藩，似负而实不负。
罗泽南殁后，李续宾代领其众，而武昌太平军，得来自九江、兴国的党援，守益坚固，胡林翼本早有援曾之心，但为尊重罗泽南，不便坚持己见，泽南既殁，胡可专主，故处境虽艰，仍分精锐四千一百人援江西，此即刘腾鸿的湘后营。刘为知县，以曾国藩之弟同知国华虚摄其上，是为了便于曾国藩的指挥。为人设想，绸缪曲至，此为淮军所无的湘军特色，胡林翼尤为尽心。至于曾国藩称罗泽南的弟子刘腾鸿为“仁弟”，不独表示他看重刘腾鸿，且亦示人以与罗泽南毫无芥蒂，罗的弟子，就是他的弟子。倘非如此，罗泽南的部曲恐不能倾心为曾所用，此又是湘军与不忘门户之见的淮军，大异其趣之处。
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此一册手札之可贵。至于真迹本身的文字精炼，书法超妙，明窗净几，展卷清玩，足消永日，犹其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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