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 1532年作 诗帖 手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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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30,000,000-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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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展览：
1.《明清名家法书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6年2月5日-2月29日。
2.“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95年8月。
3.“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故宫博物院，1995年9月。

说明：
1.赵宧光自藏并题引首，著录于其著作《寒山帚谈》中。赵宧光（1559-1625），字水臣，号广平、寒山梁鸿、墓下凡夫、寒山长、凡夫。江苏太仓人，国学生，宋太宗赵炅第八子元俨的后代，定居在吴郡太仓。作为王室后裔，赵宧光一生不仕，只以高士名冠吴中，偕妻陆卿隐于寒山，读书稽古，精六书，工诗文，擅书法，尤精篆书，兼文学家、文字学家、书论家、造园师于一身。代表园林有以“千尺雪”出名的寒山别墅，代表作品有《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寒山蔓草》、《寒山帚谈》、《寒山志》等。
2.清宫旧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清末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流出宫外。1947年吴湖帆题跋，1950年代流入香港归朱省斋收藏，后于1970年代为群玉斋主李启严所得。
3.朱省斋（1902-1970）是二十世纪有名的文史学家和书画鉴藏家。他原名朱朴，字朴之，号朴园，晚号省斋，江苏无锡人。他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四十年代在上海创办《古今》杂志，刊登人物故实、民情风俗和文献钩沉方面的文章，影响及于南北，且由此结识一批权要与名宿；二是喜好鉴藏书画并撰写赏鉴文章，与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溥心畬、周作人、喜龙仁、徐邦达、苏庚春等均有交游，是一位曾经在书画鉴藏与文史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
4.李启严（1911-1984），广东新会人，出身望族。其父在美国经商，为纽约侨领。李氏为香港好古博雅之士，收藏甚富，嗜法书及碑帖拓本，鉴别之精，收藏之富，其时海内盖无出其右者。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十一种，再包括早年成功回流祖国入藏上海博物馆的《淳化阁帖》，近半数都是李启严旧藏。特别要提及的是其中一件真师草圣《千文》一册，乃《群玉堂》石刻。经明代文徴明、项子京等收藏，为宋拓孤本。李启严甚宝之，得之遂颜其斋曰“群玉”。

不激不厉，从容淡定
——王宠行草大书《诗帖》卷
文 / 傅如明
古代书法史，群星璀璨，名家众多，大浪淘沙，能被历史留下的都是经典，或因人，或因事，或典雅优美，或恬淡从容，或郁愤争折，或怒发冲冠……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是鲜活的人生阅历和生动的故事而成为了永恒。
明代的王宠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科举应试八次均名落孙山，后来只得以邑诸生身份，被贡入南京国子监当了一名太学生。他一生不得志，十三岁丧母，“对闾门喧嚣市侩之地的厌恶，移居石湖越溪庄，日与佃农耕作田间，但入不敷出，以至四处举债，潦倒一生……而王宠始终以清纯形象示人，在当时与陈淳并有‘可人如玉’之称。”他祖上本姓章，后因父亲王贞为后于王氏，遂姓王，他与其兄王守一直为恢复章姓努力，终未能如愿。天妒英才，四十岁英年早逝，如果王宠能像文徵明那样高寿，他的成就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王宠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弘治、正德至嘉靖年间。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政治急剧滑坡，统治阶层日益腐败。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日渐松弛，南京变成了虚设的政治机构，江南一带城市经济相对的繁荣并成了真正的经济中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并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哲学上王阳明的心学开始冲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强调独立思考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发生了质的变化，导致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意识滋长，大众文化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景象。文学方面产生了以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七子，以及追求格调清新的“吴中四子”（徐祯卿、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书法则是吴门书派称雄天下。王宠与祝允明、文徵明而成为明代中期书法风格的代名词，代表了这一时期书法审美的至高点，王宠诗文多见抑郁之气，而其书则格调清润古雅。
文徵明与王宠父亲友善。他非常赏识王宠，成为忘年交，王宠初字履仁，后经文徵明改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他与祝允明、文徵明都是长洲人，世称“吴中三才子”。其独秉天资，能诗善文，通六艺，曾在石湖读书习字二十年，非省亲不进城，可见其读书和艺术创作之刻苦。史有“风仪玉立，举止轩揭，读书石湖之上偃息长林丰草间，含曛赋诗，倚歌而诗，邈然有千载之思”之评，大有晋人遗风。他的书法在祝允明、文徵明之后被推为第一。何良俊在《四友斋书论》称：“衡山以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邢侗《来禽馆集》云：“履吉书元自献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之奇崛，文之和雅，尚难议雁行，矧余子乎。”可见王以韵胜，此论不虚。
王宠书法初师蔡羽。蔡羽在苏州与文徵明齐名，工诗文、善书法。他的书法追踪“二王”，得《兰亭》、《十七帖》、《丧乱》、《二谢》等笔意韵趣。在这一点上王宠的书法得其其指点受其影响。王宠尤重魏晋古法，他曾在一篇小楷作品后自跋道：“欲学《黄庭经》之古而近于拙，学《乐毅论》之劲而近于生，信古人之难摹仿也。”王宠对于魏晋古法的独到的理解，是其书法根基所在，所以他的小楷和行书主要得力于钟太傅、二王、智永、初唐虞世南等诸家，颇有晋人韵味。《明史•文苑传》说他：“行楷得晋法。”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宠正书初法虞永兴、智永，行书法大令，最后益以遒逸，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弈弈动人。” 王宠小楷不激不厉，平稳舒缓，笔力贯注，精到而无率意，从而点画骨肉莹洁，泯去一切人工作巧的痕迹，显得浑厚遒美；结字疏拓萧散而空灵，气息高古而典雅，得静逸之气。字体大小错落，行间顾盼自然。王宠行书也是颇具特色，以小行书为多，大字行草书极为少见。小行书颇具韵味，在质朴、古拙、疏散的笔画结体中表现出遒媚、洒脱、高雅与大巧若拙，静穆中蕴含流动的气息，拙朴中富于雅逸的趣味，平淡中显现幽深的意境。
王宠行草大书作品《诗帖》卷可以称之为一件难得的作品，其为清内府所藏，为乾隆皇帝的藏品，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卷三十。后世收录于《王雅宜年谱》，并见于《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第64至65页，北京故宫博物院，1995年）。本作行草大书七言绝句六首，依次为《晓起饮茎露作三首》《诸子雨采芝堂，摘芙蓉作供赋二绝》《偶题》。款识云：壬辰九月二日雨中书，越溪病子王宠履吉父。”薛龙春《王宠年谱》记载：“嘉靖十一年九月二日，石岳（民望）、朱浚明、正上人等雨中过访采芝堂，时芙蓉盛开，先生行草大书《诗帖》卷。
其中，石岳字民望，生平不详。其父石瀚，字宗大，号冲庵，业商为生，殁后文徵明为撰墓志铭（见《文徵明年谱》第450页），他与文氏兄弟有两代之谊，与王宠也有交情。朱浚明是王宠门生，对于王宠最大的贡献，于嘉靖十六年和董宜阳校刻《雅宜山人集》，这是我们今天得以重构王宠行迹与交友圈的重要资料。
此行草大书作品前面赵宧光题引首，篆书“雅宜狂草”，落款“寒山赵宧光”。赵宧光（1559-1625）字水臣，号广平，寒山梁鸿等。宋王室后裔，一生不仕，隐于寒山，通六书、工诗文、尤精篆书，名冠吴中，著有《寒山帚谈》等。根据赵宦光《寒山帚谈》可知，此作最早是他的藏品。卷后有吴湖帆题跋：“雅宜山人善精楷书，与祝枝山、文衡山称鼎，足可知当年三吴文物之盛。惜雅宜未永其年，故流传亦较祝、文为少，小楷书偶有所遇。若是卷擘窠大草，则绝无仅存者也。丁亥春吴湖帆观。”吴湖帆（1894-1968）苏州人，为吴大澄嗣孙，精绘画善书画鉴定，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虽然目前已知王宠行草大字书作尚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送李愿归盘谷序卷》、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王宠《雅宜山人诗翰卷》以及重庆市博物馆藏《行书寄王元肃诗》等。四者相比较，弗利尔美术馆藏《诗翰卷》尺寸为25.9×702.5 cm;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送李愿归盘谷序卷》尺寸为25.8×1105.7cm；重庆市博物馆藏《行书寄王元肃诗》尺寸为32.8x739cm；本卷为26 x919cm，亦排名居为次席。况且，前三卷皆为公中所藏，而《送李愿归盘谷序》与本卷同为《石渠宝笈》著录。应该说，王宠的大字行书手卷在其存世作品中已然相当罕见，藏于清内府的王宠大字行书卷更是凤毛麟角，能于市场流通且著录于《石渠宝笈》的王宠大字行草书长卷，亦无怪乎阅卷千万的海上收藏巨擘有“绝无仅有”之惊叹。
本卷卷前的“御书房鉴藏宝”为殿座章，表明此作清内府藏地，并有乾隆、嘉庆、宣统三位皇帝的“御览之宝”，可知其皇帝之间的递藏传承。其后，清末被溥仪以赏赐溥杰名义流出宫外。另外，前面还钤有“省斋”，中间偏后“衣”字下钤有“朱省斋书画记”，此为大收藏家朱省斋（1902-1970）之印。
长卷行草相杂，用笔比较随意，墨色偏淡，起收、使转的笔触清晰可见，行笔似在不经意状态下信手拈来，不计工拙；结体体现了王宠一贯的宽绰开张取势并以纵势为主的特色；章法行距紧密，每行两字居多，偶有三字穿插连带，不经意中见功力，通篇当为一气呵成，不激不厉，从容淡定。
王宠“以层台缓步式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与优雅，以类似脱榫的点画衔接方式与生稚的姿态显示他的孤高以及与世俗的距离感，以泯灭起迄痕迹所暗示的蕴藉体现他人格上的高度修养。”（薛龙春《王宠年谱》）他善于将笔画的衔接处拉开距离，又善于将字的内部疏拓出空白，形成字的内部空白和外部空白、内外气息贯通融汇。显然他从王献之书法“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的特点中获得启迪。后人在肯定王宠书法成就的同时，也指出问题，认为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虽有王献之疏朗萧散的特点，因点画过于散失而少映带，显得气不贯而伤神。在运笔上，染于木板拓本，转折处多有木刻味道，归咎于他不从真迹学书的弊病。与书学极博的祝允明、收藏较富过目甚多的文徵明相比，不免因条件的局限而有所差异。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非全部如此。王宠能于吴门书派中超然出尘，重要的原因是学师而不囿于师，在面貌上与文、祝拉开了距离。他清新、旷达的风格既表现了吴门书派特有的“士气”，又不染俗法，混同于一般。王世贞比较说：“文（徵明）以法胜，王（宠）以韵胜，不可以优劣等也”。 这应该说是王宠以韵取胜的一种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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