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 粉青暗刻灵芝竹纹小碟成对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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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4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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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玫茵堂旧藏

此件拍品处于保税状态下，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工作人员。

此对盘撇口，弧腹，圈足，外施青釉，微微泛蓝绿色，釉色古雅，犹如玉质。内壁光素无纹，外壁暗刻灵芝纹为饰，寓意吉祥长寿。底青花双圈内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款。
本品秉承雍正器形之隽永简约，内外敷施粉青釉，质地厚润清幽，正合古人「类玉」之美称，观之有如青山远黛之美感，外壁剔刻灵芝青竹图，其竹影挺秀，横欹有致，深具宋人小景画之意趣。其下方饰以灵芝图案，寓意吉祥长寿。刻工娴熟，刀法流畅，气脉连贯。其色碧翠怡人，素朴自然，所彰显的是雍正御窑一色纯净的另一番唯美境界。
此一纹饰源自明永乐绿彩灵芝竹叶纹器托（参见《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140，图87），清代为雍正官窑特有，烧造大小两种尺寸，均存世少见，拍品为其中尺寸较小者。
《史记礼书》卷二十三有云：“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自然降临的祥瑞又称“瑞应”，祥瑞的出现是君德贤明的征兆。董仲舒《春秋感精符》也讲到：“王者上感皇天则鸾凤至，则景星见。德下渝于地，则嘉禾兴，则醴泉出。王者德洽于地，则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勤政图治的雍正皇帝认为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治理万民，上天对他充满眷顾之心，只要帝王修德，就会有祥瑞感应，而且也希望利用各种祥瑞以证实其“正统”地位，因此雍正皇帝对瑞应相当重视。北京故宫博物所藏弘历《御笔瑞芝图》正是乾隆皇帝为皇子之时为草木庆昌上瑞之事所绘，题识“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敬观景陵宝城山所产石芝一本，彩芝四本，忻兹上瑞。恭绘为图，并成长律二首。

天下第一花
与雍正帝的恬澹之致
雍正登基不久，数次下发批示说：“外间所进香囊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者，此皆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看来，雍帝“厌俗”之癖，便在其即位之初就被这“高冷”的一国之君毫无保留的推陈开来。
雍正皇帝在理政之初便对朝臣下发谕旨，要力倡简约，摒弃奢靡之风。在给高斌的批示中说：“宫灯所进过多矣。以后制灯只需秀雅，不必刻意精巧，兼费雕绣之工物力殊为可惜。” 与此同时多次对内阁下旨：“今各省督抚中，尚有未能深体朕心，于土产之外，复以器玩进献者……兹特再行宣谕：倘或仍有进献古玩者，则并其方物土产亦行摈弃。”
这些节约在表面都是真的，但仅仅可解读为雍正想要引领简朴的帝国作风，其实，雍正在生活品质和宫廷艺术的追求上的完美精致，在清代历届皇帝中首屈一指。尤其对于御用之物，容不得一点瑕疵。他对各式器物均提出了十分特色、鲜明的观点，并将其付诸行动，变成令其自己无可挑剔的一件“完美”品。雍正对宫中器物的最大品评也基于“俗”和“雅”之间，审美眼光极高且挑剔，这有其于王府成长的环境有关，另有其本人性格所致。
康熙帝对精美绝伦之物的持久喜爱，更影响到了他的子孙。其中有一位皇子胤禛，竟然在自己的王府也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小造办处”。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内廷恭造”
——当器物遇到皇权
雍正帝对“制造”的狂热，比他的父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记载，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二月之前，胤禛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造办处活计房。活计房有一本系统记录造办各项活计的档册，叫“活计档”。活计档里记载制作，修理各项活计十分详細。各类工艺美术品，几乎都可以在活计档中找到作者是某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等。里面还有大量皇帝对手器物制作的具体要求和意见。
比如说，文雅、细致、秀气成了雍正的口头禅：“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
内廷，就是皇家气派，皇室品位。而其对应之词“外造”，则是宫外民间的，市场化的产品；恭造，就是为了满足皇帝一人的喜好不惜一切代价。寥寥几句独白，雍正那种皇权至高、高于万民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
康熙时代远去，雍正想要一种属手自己的风格，这是对造办处的巨大考验。造办处有严格的工艺流程，凡命作的活计，要经过一套流程 ：皇帝下旨，承作者根据材质或画纸样、或旋木样、或拔蜡样呈览給皇帝，皇帝提出意见修改，再呈览一批准制作。有的活计甚至需要反复修改多次，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不仅如此，雍正更打破常规，将大员、重员派往造办处。按照《大清会典》的定制，造办处在编制上属于内名府，总管内务府大臣官为正二品，而雍正皇帝却挑中朝中十三爷怡亲王允祥，以显示对造办处超乎寻常的重视。
十三爷怡亲王与雍正帝二人之间，虽从兄弟相称改为君臣相称，但私交最深。怡王对雍正的喜好知之甚笃，他在此岗位上競競业业，凡承做活计都由其初审合格后方呈进御览。怡王审美水准较高，众多艺术品样式设计均出其手。雍正的心血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得到了空前的肯定。雍正朝只有短暂的十三年，却流传下来大量精品，品格高古秀雅，工艺出类技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庶民弗得一窥”
—— 内廷之上的帝王品位
清宫御窑瓷器的生产由于它的独特性，瓷器的造型、纹饰必然不存在随意性，而是严格按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康熙时期，其样稿源自于河南开封人刘源之手。明、清官窑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官窑瓷器的式样及其图案装饰很多由宫廷以样瓷的木模发下，景德镇官窑照此样制作和烧成。
雍正时期就档案记载和传世实物看，由内廷颁发出来的供陶官和工匠们照样制作的样品，其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雍正官窑瓷器均采用此类模式烧制。这就将皇家上层的审美情趣植入到当时的官窑生产之中，从而使瓷器的生产的工艺水平和画样质量较康熙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雍正一朝御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步入了清代御瓷的最兴盛时期。
正如后人所云：“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目。”（陈浏《陶雅》卷上）
雍正皇帝长期住在宫中，深居简出，但对有关御窑瓷器的生产却每必躬亲，当臣僚们提出新的陶瓷器皿样式时，几乎每必亲自过目下旨，这种记载在当时的清官造办处档案中屡见不鲜。
如，雍正八年（1730年）《清档》载：
“十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将年希尧呈送来的仿均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钦此。本日将将此旨意交年希尧家人郑旺讫。”
雍正九年（1731）造办处档案记载：
“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诗题写。地章或本色，或配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
雍正十一年《清档》载：
“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
这些任务都由雍正本人亲自监理和下达，完全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审美意识与品位。其中重点强调“内廷恭造式样”，强调宫廷艺术品特有的皇家气质。此“内廷恭造式样”于雍正时遂成为宫廷制器的唯一标准。体现在官窑瓷器制作上，匠师们必须严格照办，以制作出高雅超群的作品，使其向新的高度提升。
雍正御窑瓷器选料精细，研粉、澄浆、制坯等工艺要求严格，烧结火候适度。因而呈现胎体坚白细润，釉光细腻纯洁，成型规整，胎体轻薄，迎光透视，胎体晶莹无瑕。大件胎体也能匀称一致，不显厚重，小件器物轻巧玲珑。更有甚者，流传百年之后，釉面依旧宝光奕奕，胎体洁白无瑕，各色彩料温润如油脂般细腻，为后人所赞誉。
雍正褒雅贬俗，反复强调要“文雅”“秀气”“素静”“精细”，并且要求将“内庭恭造之式”作为衡量工艺品是否堪用的基本标准。所谓的“精细”是指在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近乎苛求的讲究。这一点不但从档案中可以随处采撷，而且从清宫遗存的大量雍正朝的作品上更能直接体现。譬如官窑瓷器的圈足部位亦要修整成滚圆的“泥鳅背”，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细腻感。正是这种“讲究”，这种“精细”，使雍正朝的工艺品在有清一代脱颖而出，树立了“孤高”的品格。

“云母惭色，琉璃失光”
—— 雍帝的牡丹情节
位于圆明园后湖东岸南部的镂月开云，四面山环水抱，三间主殿前的牡丹非常繁盛，因以牡丹著称而得名牡丹台，花开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
康熙曾12次临幸圆明园游赏进宴，其中多在谷雨至小满之间牡丹盛开的季节莅临。最末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 （1722）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康照专程来圆明园镂月开云欣赏牡丹，陪同侍奉的有年仅12岁的皇孙弘历。康熙见到聪明伶俐的小皇孙，异常高兴，传旨将弘历招入宫中培养。就这样，主宰中国命运长达130余年的康、雍、乾三朝天子，在这里汇聚一堂，被传为佳话。雍正云：“欣承色笑，庆天伦之乐，申爱日之城。花木临泉，咸增荣宠。”这很可能就是雍正精心安排的会面，意义非凡。乾隆登基后为纪其皇祖之恩，曾亲笔手书“纪恩堂”匾额，悬挂于镂月开云殿内，并御制 《纪恩堂记》：“皇考奉皇祖于圆明园之牡丹台观花侍宴，以予名奏闻，遂蒙眷顾，育之宫中，…今岁于圆明园颜堂日纪恩，并为记，以述承恩所自始，付托所荐重”。圆明园牡丹台对于乾隆帝来说有看极为特殊的意义。或许，胤镇、弘历相继承袭帝位，与祖孙三代在牡丹台的这次相会不无一定的关系。
也许是有了三代同堂“序天伦之乐事”欢偷，也许是雍正对牡丹一直以来的喜爱，雍正七年（1729） 冬，内务府官员持出用梁州所进壮丹花种5样培育的牡丹方一件，雍正帝口谕：“着交圆明园总管太监李德，选应种之处栽种试看，钦此。〞雍正不仅在园内应种之处广植牡丹，而且对牡丹也不吝赞美之词，他在 《牡丹台》一诗中这样盛赞壮丹： “鑫云层石秀，曲水绕台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自此，牡丹之“天下第一花”的美誉便在雍正一朝御窑之上，变得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及意味。而“厌俗”的雍正皇帝，也频频下旨，将绘有牡丹纹样的御瓷恭敬烧造有佳，以承自赏。如见清宫旧藏一例名品【清雍正 粉彩牡丹纹盘口瓶】与一例【清雍正 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壶】，其瓷釉之上的牡丹绘画技法，与是次拍卖之图录号5508【清雍正 粉彩牡丹蜜蜂纹茶圆成对】如出一辙，当为雍正帝御旨之下亲自督造的御窑品种。
雍正朝的御用瓷器，均为“大内出样”，粉彩器的纹饰大多可以在当时最富盛名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构图和笔法。蒋廷锡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雍正年间曾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是清朝重要的宫廷画家之一。其作品之《百种牡丹图》，上面所绘牡丹百种，飘逸又庄重，一直深受宫廷重视。蒋廷锡的绘画风格亦较为多变，画册中可见多用没骨之绘法，从而为雍正御窑另一重要品种提供了画意灵感。（见是次拍卖图录号5510【清雍正 粉彩没骨折枝花卉碗成对】）画面多富贵庄重，但亦有飘逸风流写意，给人一种灵活恬淡之感。而《百种牡丹谱》，正是他为进呈雍正睿赏的作品，雍正帝对此也十分喜爱，下令珍藏于清宫内府之中。

“以古为用”
—— 雍朝御瓷的慕古风
此句原本出自“以静为用，是以永年”，是始于康熙皇帝刻制于松花砚底部的铭文。其意与“宁静致远”具有相同含义：想要一朝、一事长久延续，就必坚守初衷，以不变之”静”，应万变之动；以天下稳定为基，江山方能长治久安。文房四宝中，笔多动而夭，纸无骨而碎，墨常磨而折，唯砚淳朴厚重，静对沧桑，可得永传，大有道家之深意。道家说“形而上者静，形而下者动”。不为外界的浮光掠影和种种诱惑而心动，古代养生术都皆强调“脑心静，思必纯”，而这与“素面”朝天的宋瓷恰恰不谋而合。在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发展至巅峰的清代十八世纪早期，能回归传统，领悟宋釉开片上的“道法自然”之理，以古烁今，想必是雍帝在位时，寥以“制动”的真性情。
作为一代君主，雍正皇帝拥有古今天下文人无法比拟的内廷收藏，又因自身特有的际遇铸就出高雅而恬淡的艺术品味。在品鉴内府丰富的典藏之后，其自然对宋官古物的理解和感悟皆有别于常人，因此，雍正皇帝在摹古之中深深融入自身的审美要求与对古物本身的理解，所得摹作乃经其亲自化裁而成，自然流露出浓厚的赵宋遗韵。唐英在《陶成纪事》中列载的三十七条单色釉里，有过半是关于仿古釉纪录，且仿烧器形更有追古自宋人著《宣和博古图录》中所载铜器造型。雍正窑仿古釉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其中又以仿钧窑变釉和仿官釉最为成功。雍正皇帝临位虽仅有十三年，却于摹古宋瓷方面成就显赫，从《清文件》之记载可知雍正时仿古瓷或出于圆明园下旨仿造，然收起搁置养心殿，以便朝野之外陶冶心灵。
雍正皇帝对钧窑器情有独钟，曾多次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仿钧釉。督陶官唐英就曾派好友吴尧圃往河南禹县探查烧制钧窑器的古方，终于成功研制鲜艳悦目的仿钧窑变釉。唐英在《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云：“奴才在厂制造霁红瓷器，得窑变圆器数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变幻，实数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窑变色自此被视为祥瑞，且烧制难度较大，颇为珍罕。尤笃信道教的雍正皇帝，视幻化的窑变为一种祥瑞的象征。
综观中国陶瓷发展史，清雍正皇帝的亲历亲为以及督陶官唐英的勤勉在行；江西景德镇官窑瓷匠，据清宫所藏古代瓷例，研制仿古名窑之作，使雍正朝官窑器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酣艳枝枝五色妆，难将兰麝与论量。欲留春住舒奇彩，独擅娇多领众芳。”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五 · 雍邸集 · 咏牡丹
“兼之赋性不乐浮华，既无庸皇皇于富贵，更不烦戚戚于贫贱，只期消融机巧，遂觉随处乐天，情之所寄又闲矣。”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之六·序
“岭衔斜照澹云收，翠霭参差晚更幽。心静随缘皆自得，情空何事可关愁？”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 · 雍邸集 · 山气日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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