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即之 论书帖 镜心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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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  18,000,000-2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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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 说明：
1.从《论书帖》的书写内容及其书法风格看，应是张即之告官归里后所书。与张即之同时代的姚勉《雪坡集》卷四十一《跋张樗寮遗墨》，当中提到张即之隐居于明州翠岩山，并作《请堪笑翁住翠岩书》，邀请笑翁禅师也退归翠岩。笑翁弟子释道璨尝作《送一侍者归日本序》：“淳祐戊申春，予自西湖来四明，既哭笑翁老子，遂访樗寮隐居，于翠岩山中留十日，复归径山”（见《柳塘外集》卷三）。因此书札开头直书“比留空山中”，正是他归里幽居的自白，而他的隐居之所就在鄞县城西五十里的翠岩山。山上有翠岩寺，张即之的父亲张孝伯任参政时请为功德院，赐翠岩山“移忠资福”之额，张孝伯亦卒葬于翠岩寺畔。
2.根据方爱龙教授的研究，《论书帖》的“受书人，应该是一位尚在宦途且认同王安石政见，与张即之交谊深厚又家富古法书收藏者”。从生卒年、时间、地域、交游、性情等综合考量，吴潜显然具备成为“受书人”的可能。吴潜（1196-1262），字毅夫，号履斋，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出生于浙江德清。宝祐四年（1256），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出判庆元府（即明州），在任期间，加强海防、兴修水利、发展交通、修缮城门，颇有善政，因而深受明州百姓的赞誉。开庆元年（1259），张即之为立于鄞县月湖的贺知章祠堂书写《重建逸老堂碑并阴》，碑由吴潜撰文。同年，吴潜为了发展农业，改进水利设施，曾多次造访翠岩山，有《劝农翠山》诗“小队旌旗上翠岩，松风十里锁禅关”。他还曾作《寄樗寮张寺丞》诗，对张即之逍遥林泉的生活欣羡不已。《论书帖》很有可能作于这一时期。此后，宋理宗再次起用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1260年，吴潜为权奸贾似道所谗毁，贬谪建昌军，远徙循州。
3.纽约佳士得《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LOT15，1996年9月。
4.1996年9月，《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拍卖专场在纽约引发强烈关注。毕竟除了公家以外，私人收藏里能有19件宋人信札和20件元人诗牍的情况极为罕见，更何况这批宋元诗牍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露面。于是上海和北京两地博物馆对张氏涵庐的收藏都非常重视。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汪庆正、钟银兰、单国霖等专家，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徐邦达、刘九庵、杨新、王连起等都曾一起鉴定了这批书法，并大加赞赏。拍卖时，全球收藏中国古书画的机构与人士纷纷云集至此，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公司等国家文博单位也派代表到现场。这些稀世珍品，其中有一部分入藏各地博物馆，如石介《内谒帖》、富弼《儿子帖》、何栗《屏居帖》、吕嘉向《足疾帖》、左庐《高羲帖》入藏首都博物馆，朱熹《符舜功帖》和《宋拓二王帖》入藏上海博物馆，钱端礼《吴江帖》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有的为私人藏家所竞得，如曾巩《局事帖》、曾纡《过访帖》以及张即之《论书帖》等。
5.此作为项士杰、宋荦、张文魁、张五常递藏。
6.考陈遵《暗香疏影图卷》上有项士杰、项士端、王穉登、韩道亨四人题跋，而《别下斋书画录》中著录一件项士端题跋的周天球《墨兰》卷，署款为崇祯六年，故推测项士杰大约活动于明代万历到崇祯年间。
7.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西陂，河南商丘人。清初大收藏家。宋氏位高名著，一生有书画之癖，收藏极为丰富，多宋元精品，今传世者就有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四禽图》、《五色鹦鹉图》，书法则有唐张旭《古诗四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值得一提的是，宋荦收藏的宋人书画集册亦不少，光书法就有《宋人笺牍册》、《两宋名贤手简集册》、《宋儒遗墨册》、《宋元宝翰册》等。
8.涵庐主人张文魁（1904-1967），字师良，斋名涵庐，松江川沙王港人（今上海浦东）。初为上海恒义升百货店学徒，后并入三友实业社、国华投资公司等，以经营百货致富，为海上商业巨子，同时兼任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等职。1948年赴港，旋往巴西定居。经营之余，酷嗜书画，与沪上书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偶尔参加张珩（葱玉）韫辉斋雅集，品评甲第，还陆续购得张氏韫辉斋藏宋元书画、尺牍不少。
9.张五常（b.1935），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亦为重要收藏家，所藏书画甚富。

张即之《论书帖》考论
方爱龙（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南宋张即之《论书帖》（又名《比留空山帖》）在近年拍卖会上的出现，给南宋晚期书法史特别是张即之书艺的考察带来了重要的新资讯和新材料。
张即之（1186-1266，字温夫，号樗竂等）的书艺在缺乏才情之士而书风不振、书艺式微的南宋晚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个人风格和时代面貌双重鲜明强烈，具有一流的艺术审美价值和书史鉴衡意义。近人沈曾植（寐叟）所提出的书法史“南宋四家”概念，以张即之替代伯父张孝祥而名列其中，认为：“淳熙书家，就所见者而论，自当以范（成大）、陆（游）与朱子（熹）为大宗。皆有宗法、有变化，可以继往开来者。樗寮（张即之）益入，可称‘南宋四家’。朱子以道学掩，范、陆以诗名掩，而樗寮以笔法授受有传，名乃独著。”（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淳熙书家”条）沈氏之评，后世允推不刊之论。因此，刘正成先生将其作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书家之一，编入《中国书法全集·卷40·赵构、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即之》（荣宝斋出版社，2000），拙著《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更是坚定不移地将张即之定评为“南宋书坛殿军”而加张目阐论。这样的书艺评述和书史定位，未见有同行专家的异议。
张即之得能书而名闻天下，是一位“笔法授受有传”的重要人物，其书艺以一代“写经圣手”和大字匾榜最见风流。《宋史·张即之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等均有“以能书闻天下”之语。根据史籍记载和传世书迹的考量，张即之承继家学，复以数十年之力颛意书学，在南宋时代与乾道、淳熙名家相接，上探前辈名手褚遂良、米芾，后启赵孟頫以下，有效地从“尚意”的时代书学大潮中走出新路，避免堕入意法相害的末流误区，而形成独特的欹正相生、雍容俏丽的个人面貌，成为不失法度、饶有书意的时代高峰。
以往的书史考察中，囿于史料旧闻和书迹传播，过多地强化了张即之写经书法的“神奇”和其匾榜大字对北方金国、域外日本的影响。当然，张即之超越了“经生体”唐人写经的“创调”式存在和其写经作品之精美，是士大夫写经的一座高峰。但对张即之书法中同样精美的书札的考察是偏于弱化的。《论书帖》的重现于世，将有力改变了这一状况。
张即之《论书帖》首次重现于佳士得纽约1996年秋拍“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拍卖会（第15号拍品）。旧藏者涵庐主人张文魁（1904-1967）是沪上商业巨子，酷爱书画，得与名家巨眼襄助，收藏宋元名品甚夥。在这场拍卖中，《比留空山帖》终为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古书画鉴藏家张五常先生获得，并在右下角加钤盖“五常鉴赏”朱文印。根据这件书札的传世面貌（鉴藏印记）看，更早的收藏名家有项士杰（长万氏）和宋荦（1634-1713，号西陂），宋氏尤以博闻笃学、工书画、精鉴赏在清初文坛享有盛誉。该件再次亮相于拍卖会，是在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北京）“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第0418号拍品，订名为《比留空山帖》，纸本，镜心），嘉德公司专题推介，尹光华先生撰写专文。至此，张即之这件珍稀的长篇书札传世墨迹更为中国大陆广大藏家、书史研究者所熟知与关注。
这件书札因为没有受书人的信息，而起首恰有“即之比留空山中”一语，因此原先按例订名为《比留空山帖》。今北京保利拍卖订名为《论书帖》，以该札内容语涉鉴赏古代法书之事，并援引梁武帝评书、黄伯思（长睿）题跋文辞，兼及刘杼山（岑）书事以及自己“专意录呈《熙宁奏对录》”的情况，故而取其主旨，突出书史书学意义，也甚合情合理。两者均有先例，传世古帖多有异名同存的情形。对于这件信札墨迹，我们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突出价值：
（一）从内容看，此札辞长情深，既是张即之传世书札的代表作，也是南宋文士高雅精神生活和浓郁世俗生活的鲜活文献。全札31.5cm×58.5cm，凡16行216字，多数满行在15-16字。诚如尹光华先生所论：“一般宋人的书札，大多写得比较简单，此信则写得很长，内容极为丰富，仔细阅读，我们对张即之会有更多意外的了解。”从传世张即之书札墨迹数种（含此札尚未超过7种），主要收藏在我国的故宫博物院（《台慈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致殿元学士书》《致尊堂太安人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北山堂捐赠《畴昔帖》），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溪庄帖》《棐茗帖》）等海内外著名文博机构，至今保存于私家而可流通的张即之书札墨迹仅见《论书帖》一种。尺幅与《论书帖》相近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致殿元学士书》（又名《从者来归帖》，30.7cm×53.6cm）和《致尊堂太安人书》（又名《上问帖》，29.5cm×47.2cm）两种最为相近，台北两种均系牙色印花粉笺本，明末清初累经名家递藏，入清内府后作为《宋人法书》第四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并分别刻入《三希堂法帖》和《续刻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即使尺幅最相接近的《致殿元学士书》（见附图1），也只有14行94字（最长单行13字），尚不及《论书帖》的一半字数。
况且，《论书帖》的札语文辞情深意长，通札以论法书鉴藏为主，个中援引的梁武帝《评书》语、黄伯思《题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韵语（诗句，见《东观馀论·法帖刊误》卷下“第九王大令书上”）均是书论名句，其馀典故也均又所本，完全体现了张即之“熟于掌故，举乾道、淳熙事，月日先后无异史官”（民国刊本《鄞县通志》第四编《文献志》第一册“甲编（上）·张即之小传）的文人气质形象。所涉黄伯思（《法帖刊误》）、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两则北宋名贤著述事例，更是直接反应了黄、王二公相关著述在南宋晚期的刊行传播情况，也是鲜活的文献例证。更为可贵的是，张即之《论书帖》在论及高雅的书画鉴藏精神活动的同时，也透露出隐逸与宦途两端之间友朋往来的浓郁世俗生活气息，札中“笼饼”（俗称“馒头”）和“盐柿”正是南下宋人的习语，此又一宋人珍贵文献是也。
（二）从书法看，此札笔致峻爽，楷行草间杂，墨色分明，个人书风稳定成熟，无疑可视为张即之书法精品。与前及藏诸海内外公库的张即之其他书札相比，此一《论书帖》用纸上精密美丽稍逊，尚是一种未见进一步深入加工的专用牙色印花粉笺，更接近文士日常使用的较为高级的南方藤纸，从此札墨色干净处的点画流畅透亮程度，可以看出该纸张的细薄平滑不易积墨的特点。也正是纸张的特性，加之传世过程中远远不及宫廷旧藏的保存条件，导致原本应该白洁的原纸晦暗失色，部分字画也有了墨色湮晕的痕迹。我们要真切地看到，此札书法与传世张即之诸札在书风上一脉相承，且能更好地传达了张即之书札类的书迹的重要信息，那就是即使字数较多的日常想闻之私札，张即之的书写也仍然严谨有度，其中相对谨严的楷书态字形，与张即之著名的写经卷子（见附图2）、碑志书迹（见附图3）也是完全合辙。
（三）关于《论书帖》书写时间地点的一点推论。传世张即之书札多未见署明作书年代，加之本札又无受书人姓名职衔等有效信息，这给本札的作书年岁时间的考订带来了困难。我们的推论，只好基于张即之书札小字的书风以及其生平行历，并借重本札若干信息的来进行。
根据徐邦达先生等前辈对传世张即之书札等行书小字作品作出的有效的考订，我们认为有明确结衔“中大夫至秘阁致仕”之署的《台慈帖》是一个考察的基点——这是张即之“致仕”不久的作品。问题在于张即之致仕年岁与常例“七十致仕”并不相同。按照《【康熙】桃源乡志》等文献中的张即之传记载，张即之丐祠（奉祠）不久便引年告老、乞归里第。据学者考定，宋室南渡，和州张氏举家居明州鄞县（今属浙江宁波鄞州区），张即之生于斯。庆元六年（1200）以父郊祀恩入仕，授承务郎；嘉泰四年（1204）铨中两浙转运司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毛自知榜进士……端平三年（1236）五十一岁即丐祠（主管云台观），特授太中大夫、直秘阁学士致仕，其致仕时间约在其年52岁左右，即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冬末或次年初。乞归里第后，三十年来自适园林之乐；年八十一而卒，赠正奉大夫，卒葬于鄞县桃源乡翠岩山之麓唐嶴山。我们排比出：《溪庄帖》（《致二弟知县承议札》）——《棐茗帖》（致大歇和尚老禅师侍者札）——《从者来归帖》（《致殿元学士书》，约1237冬前后）——《台慈帖》（劄子，约1241-1252间）——《上问帖》（《致尊堂太安人书》，约1260前后）这样一个大致的顺序。《论书帖》完全可以纳入这一体系。
品赏《论书帖》书风，其明显比相对确定的《书楼鑰汪氏报本庵记》（辽宁省博物馆藏，约1245）和《致殿元学士书》（约1237冬前后）更为稳定峻爽，经过长期的写经而留下的笔致更为明显；进而味其书风和札意，与《上问帖》（《致尊堂太安人书》，见附图4）最为接近，其中《论书帖》札末习语“辄附还介，轻渎皇恐无地”云云，亦与《上问帖》札末“并附还介，轻渎知媿”云云相近似。因此，《论书帖》是张即之致仕以后的书札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其具体年岁较大可能是在《台慈帖》之后、《上问帖》之稍前。至于书写地点，只能是他引年告老“自适园林之乐”凡三十年的明州鄞县桃源乡。而隐晦不显的受书人，应该是一位尚在宦途且认同王安石政见，与张即之交谊深厚又家富古法书收藏者，至于具体谁氏，可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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