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适庐 题跋 戚叔玉旧藏周大盂鼎铭文未剔本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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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1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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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1年秋季拍卖会
作者 : 邹适庐 题跋
尺寸 : 40×36cm 跋13×23cm
: 版本：清晚期拓本

形式：2页

质地：纸本

钤印：适庐金石、寿祺、叔玉审定

题识：曶鼎有未剔已剔之分，盂鼎亦有之。此作十又二白未剔本也。剔后则为十又三白。盖一横为青绿所掩，墨本遂以此分迟早。价值亦以此判低昂焉。壬戌十一月以八十金获拓册八，祗此一多字早拓，余惟一古玺一石洛侯印，本差强人意。适庐。 钤印：寿祺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其内壁铸有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臣盂的训示，为后世研究西周训诰文书提供了实例。大盂鼎铭文内容涉及广泛，有对文王受天命的一再强调，也有周人吸取殷亡教训、禁止酗酒的训诫，更有授民授疆土的具体分封情况，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陈梦家先生曾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大盂鼎）应为第一瑰宝”。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最早记载大盂鼎出土经过的是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是鼎于道光初年出眉县礼村沟岸中，为岐山令周雨樵所得，旋归岐山宋氏。同治间项城袁筱坞侍郎以七百金购获之，今归吾乡潘文勤公。癸酉冬（1873），大澂视学关中，袁公出示是鼎。”吴大澂此段记录中之袁筱坞侍郎即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同治七年袁保恒受命赴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候委，被委管理西征粮务，并得专折奏事。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大军克复肃州时，朝廷大奖左军将士，袁保恒荣膺一品顶戴。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吴大澂所不知的是，袁保恒是受左宗棠之托购买大盂鼎，左宗棠欲将大盂鼎作爲礼物送給潘祖蔭，以报答曾经的救命之恩。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在致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片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异……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其价则弟任之可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由此信可知，同治十二年时的潘祖荫对大盂鼎的真伪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此时的大盂鼎被左宗棠安置在陕西关中书院。但很快潘祖荫便改变了认识。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在致袁宝恒的信中说：“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代为照料，辇至都中，计已筹措及之。”此时潘祖荫已改变对大盂鼎的疑虑。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从关中运抵京师，入藏潘祖荫府邸。
大盂鼎初出土时，于道光、同治时期在陕西有传拓的“关中拓本”流传，但较为少见。同治十三年归潘祖荫后，光绪初年潘祖荫“京师拓本”逐渐流传开来。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世，大盂鼎和大克鼎被运回苏州秘藏，潘氏后人的低调行事令大盂鼎的传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传渐稀。
此件拓本为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为初出土未剔本，是大盂鼎归潘祖荫之前所拓，是大盂鼎的“早期拓本”。此时大盂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臣十又三白”，为“二白”，故有人称之为“二白本”，盖一横为绿锈所掩，尚未剔出。大盂鼎归潘氏后，潘祖荫在京师命工洗剔后传拓，锈迹除去后出现一横成“三白”，故剔后本又被称为“三白本”。
大盂鼎铭文未剔本的下截锈斑尚存，铭文为锈迹所掩，凹凸斑驳明显，是其主要特征。文字虽不如剔后本清晰，但精湛不失本来面目。且传世数量远较剔后本稀少。
邹寿祺（1864-1940），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居杭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行殿试，中进士。后任江苏丹阳知县。精金石文字之学，富收藏。
戚叔玉（1912-1992），原名璋、鹤九，山东威海人。自幼受家庭熏陶，得名师指点，学书法、治印、绘画。
拍卖场次 : 嘉树堂藏金石小品
拍卖时间 : 2021-12-11 10:00:00
拍卖地点 : 嘉德艺术中心

lot：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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