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刘修业关于《西游记》及白话小说研究的长信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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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RMB：12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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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21年春季拍卖会
年代 : 1946年写本
质地 : 纸本
形式 : 1通7页
: 提要：此件为1946年3月2日胡适致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关于《西游记》及白话小说研究的信札，共7页，有圈点与修改。信中胡适对刘修业求教的吴承恩研究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而微的批评，又自陈所著《白话文学史》的侧重，并提到自己在戴震研究中的收获及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水经注》研究。此函是目前市面所见最长的胡氏信件之一，也是中年胡适论学的重要信函，不仅反映了胡适严谨的治学方法，亦衬托出其温和敦厚的品性及对前人的尊重和同情，是对胡适形象的完整呈现。在近半个世纪后，此函于编纂王重民年谱过程中首次刊布，后被《胡适文集》、《胡适全集》、《胡适精品集》等收录。
此外，胡适对刘修业文稿的题目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一建议或许最终促使刘修业将文稿一析为三，分别以《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和《吴承恩著述考》三题发表。对于胡适的观点，刘修业后来似乎全盘加以吸收，且在《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一文中加以引用，可见其对胡适的敬重。
刘修业为胡适挚友王重民夫人，也是同时代人中研究吴承恩成就最大者。她在这个领域里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后来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她的许多关于吴承恩的论述，至今在学术界仍有重要影响。1946年3月2日胡适与王重民、刘修业夫妇均寓居美国，同年7月胡适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刘修业游学美国期间曾著有《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和《吴承恩著述考》三篇文章，此函当为刘修业向胡适求教吴承恩研究相关问题后胡适所作答复。针对刘修业在对吴承恩《花草新编》和陈耀文《花草粹编》两部著作研究基础上，胡适提出陈耀文“偷”（即剽窃）了吴承恩著作的说法。对此，胡适从自身治学历程和考证两方面出发，认为“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陈耀文可能曾请吴承恩、吴岫襄助编书二点，表达异议。同时，胡适写道“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体现其治学之严谨和为人的敦厚。
刘修业（1910-1993），福建福州人。王重民妻子。吴承恩研究专家，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赴英、美两国学习、工作。曾就职于北平图书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有《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等。

释文：修业嫂：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点意见奉陈。关于《花草新编》的案子，我反用“偷”字，确是有鉴于《水经注》的研究，想到许多古人受诬的明训，故有戒心。第一，是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如苏洵《嘉佑集》宋本无《辩奸论》，而后人把此论编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经韵楼集》里误收东原的《记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作碑传者都明说是他的书，而赵东潜的友人则认为赵氏书，东原的友人则认为戴氏书。以今日我们所见，此书大概是方氏雇学者助纂的书，赵、戴都有分，而赵、戴都无意认为己书，但因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备参考。不幸赵、戴死后，两家朋友妄起争论，挑起疑案，又影响到别的问题。若赵、戴死而有知，必不愿也。第二，从陈耀文编刻大部“类书”的能力看来，（《四库提要》说《粹编》“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他似是有财力可以雇请文人襄助编书的人。吴承恩、吴岫也许都是他平日送钱周济的文人朋友，他们先后帮他编一部词选，吴承恩先替他拟了一篇序。后来此书改定后，序也改了，书名也改了一个字。而邱震冈诸人编集时，把原拟的序收入，又不注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后引起贤伉俪的考证。改定之要点似在“以世次为先后”一点。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先后，以短长为小大”二句，实不好懂。岂淮安吴氏所见原书体例畧如后来的《白香词谱》、万红友《词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长为先后耶？若果如此，则后来改依世次为后先，是一大改动，亦是一大进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过如此。《花间》、《草堂》都不是大书，明人习气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编》，后改《粹编》，似甚可能。无论如何，此种选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严重。（《四库提要》又说“坊刻本卷首此序题作”“延佑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语”！此则是坊贾之“偷”了）陈氏刻书时自序特别提及“素友”二吴之名，其用意亦绝非“偷”也。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疑罪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关于尊稿的名字，前函说，“评传”不如“传略”。我后来想想，或可称“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此名重在“考证”，较可指出大作最用气力的主要点。你们以为如何？此中“简谱”（不如改称“年谱”，因原无详谱，而尊作实系最详的年谱也。）部分，或尚可加详，把一切有关传记的材料，如《先府宾墓志》、《禹鼎志序》……之类，都摘出收入年谱。你看如何？如《禹鼎志》序中“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关紧要，最可描写这个《西游记》作者幼年时所受民间俗文学的大影响，故不可不摘入传记部分。《先府宾墓志》、《射阳文存》作“宾”不误，尊稿作“先府君”似当改作“宾”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当分载年谱中。又“简谱”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约□岁”，使读者得一个约略的传记次序。你以为如何？吴承恩的文集里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评论偶有太热心的诗赞，这是作传记者对于“传主”应有热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论，吴承恩很像蒲松龄，他们都做古文，又都曾试用古文做小说，又都最后用白话做小说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诸篇，等于《聊斋志异》的古文小说，都属于这个“试验”时代。（诗集中的《二郎搜山歌图》，可与《禹鼎志》参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诸篇，次用套曲写《禳妬咒》剧本（“江城”），最后才用白话小说写《醒世姻缘》长篇。若两公皆止于古文传奇小说，而不进一步作白话小说，则两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绩。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将来也许能在晚明的各种文学丛刻发见出来。匆匆写这信，以代面谈。现时还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尚不知何日能来华府。敬问双安。适之。卅五，三，二日下午。

著录：1.《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
2.《胡适文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P185-188。
3.《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181-184。
4.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14：自由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P223-225。
拍卖场次 : 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
拍卖时间 : 2021-05-20 09:30:00
拍卖地点 : 嘉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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